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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世界语运动
早在1916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积极倡导在中国推广世界语。自此以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矢志不渝地把世界语事业作为人类的进步事业的一部分加以支持，许多共产党员为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奋斗终身，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世界语的种子为什么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中国世界语运动为什么在中国历经战乱而经久不衰，这不能不说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
与新文化运动相伴而行
世界语传入中国大约在20世纪初年，正值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末期。自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胁迫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为此中国的许多志士仁人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满清政府不惜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良知的中国人，特别是一批知识分子，他们都在探索强国富民、振兴中华的道路。他们研究了日本、欧洲各国的经验以后，提出向日本学习，向西方学习，提倡科学民主，以便振兴国家，于是，各种新思想、新主张被介绍到中国来。那时，有的人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人则盛赞西方的政治制度，发起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还有—些人则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推翻满清政府、结束封建制度之后，中国正开展一场文化革新运动。
在诸多新思想、新学说中，柴门霍夫关于世界语的理想，深深地打动了一批知识分子的心。柴门霍夫倡导各民族都来使用世界语，以便在相互交往中消除仇恨和宗教隔阂，促进民族平等、友爱，进而实现世界和平和人类一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康有为也竭力提倡“大同思想”，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柴门霍夫关于世界语的理想更容易为善良的、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所接受。加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大力提倡，世界语的种子终于在中国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这是世界语顺应了当时中国的需要，促成了中国文化运动与世界语运动的结合，从而产生了世界语运动在中国初期的勃兴时期。这意味着中国新文化开始同世界文化相伴而行。
以文学为例，自从世界语传人中国后，一部分欧洲文学，特别是东欧文学通过世界语被介绍到中国；一些重要著作，如《产党宣言》的世译本也传人中国，中国的—些文学作品也被译成世界语，介绍到各国去，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事实证明，世界语不仅是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增进友谊、促进世界和平的工具，也是中外进步文化和先进思想交流的桥梁。这—点自然引起一些共产主义者和知名人士，例如陈独秀、瞿秋白、蔡元培、鲁迅、钱玄同等人的关注，他们也加入了支持世界语运动的行列。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曾在他创办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称赞推广世界语为今日人类之必要事业，旗帜鲜明地支持世界语的宣传和推广。《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在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1916年至1918年，《新青年》杂志曾发起一场关于世界语是否有用，是否值得一学，是否有发展前途的大辩论。经过辩论，使人们正确地认识了世界语，扩大了世界语的影响，为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很好的舆论宣传。此后，《新青年》杂志还发表了许多从世界语翻译过来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使人们进一步看到了世界语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促使更多青年人学习世界语。
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也引起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关注。1920年9月，在上海成立的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为中国革命准备干部，输送各地进步青年赴苏维埃俄国学习而设立的第一所干部学校，同时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来掩护革命的所在地。这所学校除分别设立英文、俄文、日文培训班外，为开阔学生眼界，使他们掌握更多的知识，还设立了世界语班，聘请俄罗斯记者斯托帕尼(Stoppani)任教。斯托帕尼时年19岁，本人信仰共产主义，极热心于推广世界语。他在该校一方面任课，一方而联络胡愈之、陆疾侵、苏爱南、王克绥等人重建上海世界语学会，并创办一所新华世界语学校，作为传播世界语的基地。斯托帕尼教授世界语完全是义务的，不仅如此，他几乎把自己的收入和业余时间都奉献给了世界语运动，他的热情和献身精神给世界语者以很大的鼓舞。斯托帕尼除教授世界语外，还经常宣传共产主义，介绍苏维埃俄国的近况，并组织青年赴俄罗斯实地考察。他经常在青年中进行演讲，讲述自己目睹的上海劳工贫苦情况，指出中国工人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上海外国语学社前后共选送了二三十名优秀青年赴苏俄学习，其中有一部分是斯托帕尼推荐的。这些学员在外国语学社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知识的教育，参加建党筹备工作，经受锻炼，从俄国学成回国后立即投入革命洪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曾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此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由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杨贤江主编的《学生杂志》也曾开辟过世界语专栏，宣传过世界语，许多青年学生，包括文字改革活动家、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已故副会长叶籁士，就是从这本刊物上了解世界语并开始学习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曾于1917年至1918年在湖北武昌中华大学读书期间学习过世界语，他也是热情宣传世界语、支持世界语运动的知名人士之一。他曾以自己学习世界语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成文章，发表在《学生杂志》上，吸引了很多青年人。在上世纪20年代初，李大钊同志的得力助手、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杨景山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也曾向爱罗先珂学习过世界语。1927年他同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
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与参与，促进了世界语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结合，保证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正确方向，也使世界语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传播开来。
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北。1932年1月 28日，日本侵略者又悍然发动对沪战争，上海世界语学会也毁于日本人的炮火。这两起事件，唤起了中国人的觉醒，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斗志，中国世界语者也受到极大的教育。事实说明战争不仅是各国人民的敌人，也是世界语运动的敌人。中国世界语者从此认识到，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下是很难发展世界语运动的，只有丢掉中立的和平主义的幻想，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用世界语为中国的民族解放服务，才能真正赢得和平，只有在和平的条件下，才能发展世界语运动。中国世界语者不仅是为人类的进步和世界和平而奋斗的国际主义者，而且首先要成为爱国主义者，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将世界语与救亡运动相结合，大大推动了世界语运动。 1932年，著名世界语者胡愈之、楼适夷、叶籁士、张企程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人们简称它为“语联”。在国内它参加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这个组织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化运动的领导团体，领导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等群众团体。已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就是“文总’的领导人之一。胡乔木在三十年代初期学习过世界语，他积极支持“语联”的活动。“语联”在国际上参加“普罗世界语者国际”。这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世界语组织，它在欧美、亚洲很多国家都有支部，总部设在当时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德国柏林。
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语联”主要开展了两个方面的工作。在国际方面，除了与“普罗世界语者国际”和一些国家的支部经常通信联系，交换信息，共同反对法西斯外，主要是出版《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新闻稿》，在这份刊物上经常报道中国苏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斗争以及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由于那时国外的报刊很难得到有关中国革命的消息，所以这份世界语通讯稿相当受欢迎。它的一些稿件不仅被转载在国外的世界语刊物上，而且还被当地世界语者译成本国文字，刊登在各国报刊上．例如德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红旗》，法国共产党的机关刊《人道报》以及苏联的一些地方报纸就译载过它的文章。日本“左翼”世界语者同盟的同志也把它的一些重要文章译成日文，油印成单页在劳动群众中散发。另一方面“语联”的同志也从“普罗世界语者国际”机关刊《国际主义者》以及各国世界语通讯稿上选择一些文章译成中文，在《世界知识》、《申报》上发表，促进了中外进步文化的相互交流。
在国内工作方面，“语联”通过举办世界语展览，出版《世界》杂志，创建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举办讲习班和世界语函授，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学习世界语，壮大了世界语队伍，其中一批人奔赴延安或解放区，参加了革命。此外“语联”还办了一个世界语书店，销售从“普罗世界语者国际”进口的革命书籍，这些书籍有世界语版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基础》以及高尔基的《我怎样学习》等，为国内世界语者开辟了一条接触革命思想的渠道。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浪高一浪。针对当时的形势，在1933年9月举行的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语联”的同志提出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这个口号集中反映了中国世界语者的意志，很快成为各地世界语组织的行动纲领。在这一口号的感召下，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即使在监狱里仍坚持学习世界语。出狱后，他们有的参与了各地世界语组织的工作，有的投奔解放区，从事抗日斗争。例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慕桥同志就是在监狱里学习世界语的，他用世界语写的一篇文章，还发表在上海世界语学会的会刊《绿光》上，出狱后他奔赴新四军，投身革命队伍。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前任会长、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也是在那时学习世界语，并因学习世界语曾遭到反动政府的逮捕，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
当时北平的世界语运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北京大学世界语学会、清华大学世界语学会等世界语组织就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北平左翼世界语联盟提出用世界语为争取中国解放而斗争的口号。1934年，国际通讯刊物《无线电》（RADIO）在北平出版。该刊经常向国外报道北平和全国救亡运动情况，备受各国读者关注。在北平各报纸副刊上，经常能看到译自世界语的文章。现在在北京档案馆还保存着一份国民党北平政府截获的日本普罗世界语联盟寄给北平左翼世界语联盟的世界语刊物，刊物上有许多日本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消息。北平市政府把这份材料作为战利品上报南京蒋介石，由何应钦代阅后退回。当时，北平地处抗日前线，救亡运动受到国民政府的压制，但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的世界语者仍然把北平学生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国民党执行投降路线，掀起救亡运动的情报，通过《无线电》和国际通信告诉各国读者。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中很多都是世界语者。在当时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中担任书记的谷景生（1913-2004）、担任组织部长的彭涛(1913-1961)、担任宣传部长的周小舟（1912-1966）都是世界语者。具体组织、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北京学联的负责人姚依林（姚克广1917-1994）、黄敬（俞启威1912-1958）、彭涛以及主要骨干刘导生（1917-2014 ）、蒋南翔（1913-1988）、陆璀（1914-）、赵正楹（1910-1940）、郝威（罗青）等人都学习过世界语，有的还是清华、燕京、北大世界语组织的负责人。（详情请见侯志平的论文：《北京早期的世界语运动》，载《科学发展：世界城市与人文北京》下卷，第121-13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七•七”事变以后，全民投入抗战，世界语者根据工作的需要，离开北京，有的转入敌占区地下斗争，有的奔赴山西、陕西，有的到达革命圣地延安，积极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有的甚至牺牲在战场上。以黄诚（1914--1942）为例，他于1934年夏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参加了“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世界语学会清华分会”等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进步团体。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北平各校相继成立了抗日救国会，黄诚当选为清华大学救国会主席。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黄诚作为清华大学学生请愿游行的领队，带领同学们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以血肉之躯呼唤抗日救国。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洗礼中，黄诚于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6年9月，黄诚因组织学生抗日救亡活动被迫转入中国大学国文系，仍被推选为北平学联主席，并担任中共北平学联党团书记，担负起党对北平学联的领导工作。卢沟桥事变后，黄诚等按党组织的要求，投笔从戎，以全国救国会代表的名义到刘湘部队作抗日救亡的统战工作，在川军中建立了一个秘密的中共特别支部，黄诚担任书记。1938年春，黄诚参加了新四军，在陈毅指挥的一支队工作，不久调到军部，任军政治部秘书处长，协助袁国平等开展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黄诚不幸被捕，被关押进上饶集中营。国民党公然诬蔑新四军“叛乱”，要他“反省”、“自新”。黄诚义正词严地痛斥他们：“我们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几年来转战大江南北，战绩辉煌，有目共睹，我们一不投降日本，二不掠夺百姓，一心只为抗战救国，不惜流血牺牲，这难道有什么罪吗？难道有什么过可悔吗？”面对威胁，他视死如归，“革命是我们的权利，牺牲是我们的义务”，“从事抗战，无愧于心，我绝不因斧钺在前而改变初衷！”1942年4月23日，黄诚从容就义，年仅28岁。
在这一时期“语联”还把引进、宣传和推广拉丁化新文字作为自己的一项新的任务。当时上海文化界陈望道等人为了反击国民党提倡文言、读经的复古运动，发动了一场大众语的讨论，世界语者也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因为大众语的建立，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不仅有利于扫除文盲，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而且有利于民族语的统一，这也为世界语的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是由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创造的。瞿秋白为了使旧中国不识字和学习汉语困难的广大民众学会用拼音文字来阅读和写作，他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汉语拉丁化问题。最后，他参照世界语的字母、读音和写法于1929年在苏联起草了《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后来由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在苏联语言学家罗果夫的帮助下，制订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这个方案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华侨中进行扫盲收到很好的效果。以后由方善境、叶籁士、霍应人等世界语者介绍到中国，又经“语联”宣传、推广，并得到鲁迅，蔡元培、陶行之等六百多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形成了关于大众语的讨论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各地世界语组织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对内用新文字，对外用世界语”已经成为世界语者的行动口号，这不仅大大推动了世界语运动，也使世界语运动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一运动同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群众性的文字改革运动，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的先导。
“语联”的主要负责人如胡愈之、叶籁士、张企程、楼适夷，有的当时就是共产党员，有的后来也加入了共产党。“语联”的活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支持下进行的。它把世界语运动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进步文化运动相结合，以世界语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这在中国世界语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在中国革命文化运动史上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1937年至1945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世界语者继承“语联”的光荣传统，在宣传、推广世界语的同时，继续运用世界语于国际宣传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更大的成绩。他们的活动继续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在这一时期，中国世界语者相继出版了《远东使者》(Orienta Kuriero)、《东方呼声》(VoĈoj de Oriento)和《中国报导》(Heroldo de Ĉinio)等对外宣传刊物。其中《中国报导》的出版时间最长(6年)，发行最广(63个国家)、影响最大(在850个城市有自己的读者)。《中国报导》是郭沫若领导下政治部第三厅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由共产党员叶籁士任主编。著名世界语者乐嘉煊、霍应人、先嘉锡也参加了第三厅的工作，他们大多数也是共产党员。政治部第三厅是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领导和关怀下建立起来的，专门从事抗日对外宣传工作。中国报导社除办好刊物外，还出版了《郭沫若先生及其文学作品》(La Arĝenta Jubileo de la Literatura Agado de S-ro Kuo Moĵo)、绿川英子散文集《暴风雨中的低语》(Flustr' e1 Uragano)、《未死的兵》(Vivantaj Soldatoj，石川达三著，绿川英子译)、抗战文艺选集《归采》(Reveno,李辉英等著，钟宪民译)、戏剧集《转形期》(Transformiĝo；宋之的等著，冯文洛译)，《中国抗战歌曲选》(亚克编)、《中国抗战木刻选集》(丁正编)。在此期间，中国世界语者还编译出版了《鲁迅小说选》(Elektitaj Noveloj de Luxun)，《被遗忘的人们》(Forgesitaj Homoj，马耳著)、《世界语文选》、《小母亲》 (Patrineto，刘盛亚著，钟宪民译)、抗战报告文学集《新生活》(Nova Vivo)、《在战斗中的中国》(En Ĉinio Batalanta，绿川英子著)。一批世界语文学作品也被译成中文出版，如德国著名世界语者Teo Jung的名诗《爱的高歌》(La Alta Kanto de 1a Amo,魏荒弩译)、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孙用译)、《保加利亚短篇集》(孙用译)、《柴门霍夫评传》(德雷仁著，闳凡译)。上述著作的出版，不仅宣传了抗战，促进了各国世界语者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也使社会各界看到了世界语在对外报道和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
在重庆，叶籁士、乐嘉煊、冯文洛、先锡嘉发起成立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Koresponda Esperanto-Lernjo)，它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和青年组的领导，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传播世界语，团结一批进步青年共同抗日。函授学社在五年间共招收了2300多名学员，学员遍及全国18个省，学社还出版了20多种书籍，其中冯文洛编辑的《世界语中文大辞典》影响最大，后来曾多次再版。在函授学社工作的有共产党员许寿真、曾禾尧和世界语排字房的工人张天心。冯文洛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的表彰。
在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世界语运动也十分活跃。抗战开始以后，一批世界语者相继来到延安，由于有党中央领导人和老世界语者吴玉章的支持，1938年5月就建立了世界语协会，并且有专职干部从事这项工作。他们在边区文化协会、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军事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八路军医院等单位开办世界语班，同时还对延安以外的地区开展函授教学，坚持常年招生。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屯垦期间许多干部和战士都报名参加了学习。《中国报道》前副总编毛大风就是在延安学习世界语的。延安世界语者协会还出版《延安世界语者》(Jan-an Esperantisto)杂志，及时报道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刊物除发行到解放区外，还寄往国统区和国外。1939年12月15日，值柴门霍夫诞生80周年纪念日，延安世界语者协会在杨家岭举办世界语展览。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亲笔题词祝贺。毛泽东的题词是：“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么世界语是可以学习的，是应该学习的。”张闻天的题词是：“国际主义的武器——世界语。”他们的题词对延安乃至全国的世界语者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在敌后根据地还有一批世界语者一边坚持抗战，—边学习世界语。例如在山西根据地，共产党员、著名诗人张光年就举办过世界语班，抗敌演剧二队的同志参加了学习。又如，在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沙地、孙克定就建立了世界语小组开展活动。皖南事变后，一批新四军干部和战士在上饶集中营里坚持学习世界语，现在在上饶集中营的纪念馆里还展出他们学习时手抄的课本。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批优秀的世界语者或战死在沙场，或殉职于监狱，丁克、陈黄光、何子成、许晓轩（《红岩》小说中的主人公许云峰的原型）、许寿真等人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这批共产党员既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也为世界语的伟大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永远值得后人景仰。正如胡愈之在1950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上所说：“不应该忘记，我国世界语运动是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是在革命者的牢狱和集中营中发展起来的。在三十年来为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的光荣名录中，有着不少世界语者的名字。”
让世界了解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新中国的诞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各国人民十分关心，它执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对内又进行那些改革，这些政策和改革将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中国世界语者意识到自己在新时期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决心继续发扬以世界语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提出在建立全国世界语协会的同时，创办一份报道性的对外刊物，以便通过世界语这个渠道，让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欧地区的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开拓者、文化出版界的领导人胡愈之的支持，国家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立即批准了这个报告。1950年5月1日，世界语版的《人民中国报道》创刊，丰富的内容立即受到各国读者的欢迎，各国的贺信和订单纷至沓来。头三年，杂志上一半以上的文章被各国读者译成民族语在本国报刊上转载，这再次显示了世界语在对外报道中的独特作用，受到党中央和我国政府的关注。这份刊物在存在的50年间，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的成绩，以多种形式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丰富多采的生活，也及时地报道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进程，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现在《中国报道》的网络版也受到各国读者的青睐。几十年来，中国党和政府还拨款支持外文出版社和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二百多种世界语图书，这些图书同样能够帮助各国读者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以及新中国各个时期的进程，对爱好世界语的读者也提供了丰富的教材、词典和读物。
中国党和政府还支持开办世界语对外广播，中国的世界语广播至今已有50年的历史。现在中国国际电台的世界语广播节目每天对欧洲、东南亚及大洋洲、东北亚，拉丁美洲四个方向，其播音时间之长，覆盖面之广在世界上世界语广播中也是没有的。国际电台的世界语广播多年来也以报道及时、内容丰富、语音纯正而著称，并拥有广泛的听众群，许多听众把它称作“中国人民的空中大使”，因为它给全世界的世界语者带来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对新生活的追求，对世界语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美好的祝愿。它同《中国报道》和中国出版的世界语图书一样，帮助读者了解了中国这个东方的文明古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前进和发展起来的。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群众团体之一，60年来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关心和爱护。已故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直关心和支持中国世界语事业，在抗战时期他就支持《中国报导》的出版，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世界语协会的工作处在困难时，他甚至亲自过问过世界语工作。主管外事工作的已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甚至亲临世界语展览，出席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世界语工作的意义，对世界语工作取得的成绩，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以衷心的祝贺和感谢。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教育部下达世界语可以作为大学生毕业、干部考核和考研究生的外语语种之—。全国十多所大学相继开设世界语课。世界语专职干部的队伍也得到了不断的补充和加强。
改革开放更需要世界语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技和现代国防，对外实行改革开放，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同各国人民的交流和友谊，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斗争。中国党和政府的这一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中国正在融入国际大家庭。这种形势为世界语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宽松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也为世界语在国际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制订了新的方针：以世界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现代化和世界和平服务。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全国世界语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在此期间，为推动全国世界语运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曾下达文件，要各地党的组织和文化部门的领导，积极支持各地世界语者开展活动，就这样，全国大部分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及许多大中城市都相继建立世界语协会，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许多电台、电视台开办了世界语讲座，数十所大学开设了世界语课，数以万计的人参加世界语的学习。各种报刊、杂志也经常刊登宣传世界语的文章。全国还召开了10次世界语大会。国家出版局、新闻出版局批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成立，在国家的资助下，包括《红楼梦》四大古典名著和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蛙》在内的一大批重要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作品被译成世界语，一批批教科书、工具书得以出版，促进了中国和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交流，也为世界语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教科书和读物。
此外，从1978年开始，国家每年还拨出专款，派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国际和地区的世界语大会，加强了与国际世协、国际世界语专业团体和各国世协的联系，使中国世界语运动融入国际世界语大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部门还批准世界语之友会的成立，其成员包括了中国政治界、文化界、科技界、教育界的不少知名人士。曾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楚图南、胡愈之、巴金、周培源、胡绳、雷洁琼、周谷城、黄华、赵朴初等也名列其中，已故著名社会活动家、老共产党员楚图南亲自担任该会首任会长，足见国家对世界语的重视。
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也得到了包括姬鹏飞、李先念、万里、姚依林等中国党和政府最高领导层的支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亲自担任大会最高监护人，并向大会发了贺信，他在贺词中充分肯定了世界语运动，他说：“世界语百年来的历史证明，它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国际辅助语。各国世界语者为探求人类共同语言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是值得称赞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使抱有共同愿望、做着共同努力的同行们聚会—堂，切磋研讨，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大会荣誉委员会主席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担任，副主席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楚图南担任。在43名大会荣誉委员会的委员中大多数是中央有关部委正副部长级领导人和各界知名人士，是国际世界语大会有史以来规格最高、人数最多的委员会，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这次大会的重视。国际世协机关刊1986年9月号的评论员文章这样评价这次大会：“近几年来，中国世界语运动取得了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世界语运动在中国得到充分的认可，得到全社会的支持，中国在许多领域使用世界语方面是先导者”、“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是欧洲以外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会议，在世界语史上最成功的大会之一，在世界语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2004年在中国召开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同样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亲自担任大会最高监护人，并向大会发了贺信，他在贺词中说“现在世界语在文化交流、信息传播、科技合作等方面已成为一个有效的载体，在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他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他指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们再次相聚北京，共商世界语的发展大计，用共同的语言追求和平与发展这一共同目标，这对推动世界语的发展，对增进各国人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进步，都将产生现实而深远的影响。”大会自始至终得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财政部的支持。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嘉璐、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国新办主任赵启正、国新办副主任、中国外文局局长蔡名照，不仅分别接见了国际世界语协会的领导人，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担任了大会筹委会名誉主任、主任、副主任等职务，由于得到中国党和政府的支持，这次大会比1986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语大会更加成功，受到国际世协和与会世界语者的称赞和高度评价。
未来的发展将进一步证明：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世界语将帮助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也将帮助中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世界，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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