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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安那其布尔什维布克”的悲剧 （李丹阳　刘建一 ）

　　1920年2月29日晚8时，夜幕笼罩了上海，北四川路1746号的一间大房子里亮起了灯。房内陆续坐满约四十名从业于江海轮船或轮船公司货栈的雇员，面对这些饱经风霜的中国人，一位年轻的外国人用世界语开始了他的演说。 
　　这次讲演的情况很快就分别上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志和英国在沪情报部门的情报摘要。留存至今的这些纸张陈旧、字迹模糊的案卷，录下了演讲者斯托帕尼（VadimA.Stopany)这个来自俄国的年轻人的名字；档案还记载着他演讲的主要内容和开会的全过程。人们由此得以洞悉八十多年前发生的那一幕，仿佛身临其境。 
　　斯托帕尼侃侃而谈：“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这里的工人阶级所受到的剥削是骇人听闻的。上海的大多数工人每日不得不辛苦劳作十四个小时，而他们得到的工钱还不及他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十分之一。资本家们靠榨取工人血汗来使自己致富，毫不吝惜地将所获不义之财滥花在购买轿车、四轮马车和其他奢侈品上。这种状况已经存续很长时间了。” 
　　讲到这里，斯托帕尼便直切正题说：只有输入、采用共产主义才是结束这种状态的唯一方法。随之解释了共产主义的含意，并简要叙述了共产主义在俄国的成功实施。他告诉听众：“在俄国采用共产主义之前，该国的工人无异于农奴，但现在他们的地位已经与原来的资本家和贵族不相上下了。”他进而激励道，如果上海的工人们能够团结起来并且准备作出牺牲，就有理由相信，他们也一定能够用同样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改善自己的状况。最后，他劝在座者着手学习世界语，告诉他们，掌握了这种语言就可用以促进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 
　　斯托帕尼的这个演讲由在他身旁的一位中国世界语学者陆式楷（又名陆耀荣）翻译成中国话，激发起听众的革命情绪和学习世界语的欲望。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结束后，斯托帕尼郑重地将一面红底衬着绣有绿星的白色方块的旗帜递交给即将成立的“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主要发起人张福堂。绿星是世界语运动的标志，而红旗在当时则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象征。 
　　公然在中国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和鼓动中国劳工仿效俄国革命起来造资本家的反，这在当时的上海还前所未闻。这次演讲立即引起了上海租界当局的恐慌。次日（3月1日），上海工部局的代理警务专员明确警告斯托帕尼，如果他要再进行此类提倡共产主义和煽动中国人反对其雇主的演讲，就将把他逮捕并驱逐出境。实际上，自1920年2月斯托帕尼与陆式楷在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新华学校开设世界语夜学以来，就受到了租界警方和外国情报部门的密切监视。 
　　世界语是波兰学者柴门霍夫（L.L.Zamenhof）博士揉合拉丁文、罗马文、英文和德文于1887创立的。这一比较简便易学的人造语言诞生后在欧洲各国迅速传播，并特别为工人和为解放工人阶级而奋斗的人士所愿意学。一些国家和国际的世界语组织多标明其反对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促进国际主义、社会主义、自由思想的宗旨。在国际工人的大会和组织中，世界语起过重要作用。十月革命以后，世界语曾一度成为在国际争取对苏俄支持的手段，苏俄曾希望国际世界语运动严格追随亲莫斯科路线。1921年，共产国际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曾决定采用世界语和简化世界语作为国际的语言（但未被共产国际所批准）。 
　　19世纪末，世界语从俄国的海参崴传进中国后，积极学习和运用这一语言的主要群体是鼓吹消除国家和种族界限的国际主义、世界主义思想的一批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创办了传播世界语的学社、学校和学会，编辑、出版有世界语版面的刊物等。但总的来说，到1919至1920年间，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规模还很小。因此真诚希望把世界语当作消除人类争端、实现世界大同的工具的斯托帕尼，便不遗余力地在中国传播、推广世界语。他来华后不久，先是在自己居所设社义务讲授，然后开办世界语学校，免费向更多的人传授世界语。 
　　附设于新华学校的世界语夜校又称新华世界语学校，开始时每周有三个晚上上课，大约有三十名男学生，后来又在白天开办女学。到1920年夏，学员人数一度增至上百人。1920年5月3日刊登于《民国日报》的“世界大同的媒介”，说世界语是联络人类感情、消灭阶级、研究学术的捷径，应当“成为人人应学的公语”，凡“主张大同自由平等互助的人没一个不欢迎他(它)的”，号召大家到传播它的学校——新华学校去学习。为了迅速推广世界语，新华世界语学校在各大中小学放假期间扩大招生。1921年1月26日《民国日报》有一则广告云：陆式楷、王克绥、司笃巴尼[斯托帕尼]等人在新华学校特设“世界语寒假补习科”，“每日下午一时半至三时为教授时间，星期日亦不停课。凡有志者，不论何人皆可来学，并不收费”。除了在新华世界语学校执教外，斯托帕尼还在上海的韩人学校教授世界语。经过努力，他迅速结识和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中、韩、西人世界语学者，在此基础上发起重建上海世界语协会。 
　　斯托帕尼在讲课时，常借世界语宣传共产主义理论，介绍苏俄情况。学校有时还利用当时比较新奇的幻灯作为宣传手段来吸引听讲者。比如，1920年6月的一天，约六十人在该校听留日归国学生、世界语学者张墨池讲演“自由的价值”，同时放映幻灯来加以说明。他讲道：中国工人目前不幸的状况实肇因于资本家的压迫和缺乏自由。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工人现在已经取得了与资本家平等的地位，但他们是经过了顽强斗争才获得这种地位的。如果中国劳动者要改善自己的境遇，就必须推翻资本家。如有必要，应当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从事这样的斗争。平民如果不流血就永远不会得到象样的住房、教育和衣物。配合讲演内容的幻灯片有俄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社会主义领袖的照片，德国和俄国工人们的住宅等。这个讲演内容和放映的幻灯片画面使听众感到耳目一新。 
　　1920年“双十节”傍晚，上海华界有人乘汽车沿途散发红色油印品，上有“私产万恶”、“平民革命”等小标题，其中一份传单写道：“你知道俄国革命已经成功三年了吗？虽然俄国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无政府阶段，但目前俄国人民已经享有自由、平等和幸福的生活了。……其他地方的劳动者也准备起来与政府和资本家作战。……如果你想得到真正的幸福，就要赶快起来，反抗和废除政府。”次日，新华世界语学校的一名年轻教师、“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成员胡嘉廷被捕，从他的住处搜出了几封预订“布尔什维克”宣传品和书籍的信件。胡嘉廷承认传单是他和新华世界语学校的一个学生及其弟弟散发的，并交代了自己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郑佩刚有联系。他与斯托帕尼的关系也随之被揭露出来。 
　　斯托帕尼和他所创办的新华世界语学校再一次成为上海警方注意的焦点。其实，警方早在1920年2月秘密讯问陆式楷时，陆便在压力下承认，自己和其他世界语学校的同事正在为布尔什维主义工作，一旦该校的学生们能够阅读世界语，解释和介绍布尔什维主义要旨的书籍就会从广东郑佩刚那里运送过来供他们阅读。由于胡嘉廷所散发的和郑佩刚在广东印刷的主要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宣传品，所以倾向于把一切鼓吹革命的印刷品都视为所谓“布尔什维主义”宣传的警方的记载不可全信，但也不排除这些印刷品中夹杂着为苏俄进行宣传的内容和有纯粹布尔什维克的小册子。特别是郑佩刚1920年夏用共产国际经费在上海开办“又新印刷所”后，布尔什维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混合宣传便有了确定的来源。 
　　人们可能会感到困惑不解的是：陆式楷、张墨池、郑佩刚、胡嘉廷等这些信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世界语学者怎么会为布尔什维克工作呢？同这样一些人携手共事的斯托帕尼又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在华的活动究竟出于何种目的？为解答这些问题，不可不了解斯托帕尼的背景、经历和他的思想信仰。 
　　斯托帕尼是出生于俄国的意大利人，其父为苏俄某地苏维埃首脑。斯托帕尼虽然信仰无政府主义，却拥护布尔什维克革命。1919年冬，他由高加索经海参崴来到中国后不久，就在《上海俄文生活报》的出版印刷公司当簿记员，并兼任该报新闻记者。《上海俄文生活报》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在华的重要宣传喉舌和工作机构，并且是1920年5月成立于上海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掩护机关。担负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任务的俄共党员维经斯基，1920年春便是以《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身份来华并在上海以该报编辑为公开职业的。任职于同一报社的斯托帕尼实际上也在为苏俄和共产国际工作。 
　　斯托帕尼曾在一封信(1921年发表于《民声》周刊第31号)中坦率承认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同时又申明自己“极端赞成无政府主义”。对自己这种似乎有些矛盾的立场，他解释说：“我相信无政府实现才能够有真正的幸福和自由。……但欲实现目的,不能不从事于各方面之运动,必要经过无数之曲折,断不是一跳可以达到的。……列宁也不反对无政府主义，而且很信仰他(它)之能够实现。不过无政府主义只适宜于宣传和叫醒醉生梦死之人民，但不甚适宜于革命，……最近的共产党宣言,他们的目的与无政府主义大约相同,他们之所以采取平民专制之一种手段,实因俄国人民多数还没有觉悟而竟能以少数人侥幸夺得政权的缘故,所以我们断不能批评俄国革命之不对,……"。他特别指出，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第一级”，无政府主义者就应当先支持布尔什维克的运动。 
　　斯托帕尼同十月革命中和内战期间投身于建立和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并抱有上述信念和观点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众多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是一名所谓“安那其－布尔什维克”(即“无政府布尔什维克”——编著)。他在中国除了为布尔什维克报纸工作，从事一般的共产主义革命宣传，还致力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传播，并引导和劝说一些中国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世界语学者同布尔什维克携手合作。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曾一度与国外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团体合作，共产国际执委会甚至发出通告，表示“非常热诚地欢迎”他们加入国际革命分子与苏维埃式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总潮流，并在邀请美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加入共产国际的信中说，“我们的目标同你们是一样的，建立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阶级的社会，工人将管理生产资料，并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实行分配。"虽然这是布尔什维克削弱第二国际势力、加速世界革命、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干涉和封锁的权宜之计，但这种合作，由于双方有着一些共同的终极目标，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自由人的联合体”和有着共同的阶段斗争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国家政权等，确有一定的基础和可行性。在中国，当布尔什维克初来时还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而众多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团体对俄国革命表示同情和支持，因此布尔什维克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联手的行动比较易于展开。而作为“安那其－布尔什维克”的斯托帕尼无论从哪种立场出发都乐促其成。在布尔什维克的主导下，一些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因乎时势，为求实现无政府主义目标的第一步——打倒资本家和推翻政府，而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及其中国的追随者们协同进行革命工作，并组成了统一战线式的团体——“社会主义者同盟”。 
　　1920年春，斯托帕尼和陆式楷主持的新华世界语学校成为漳州倾向社会主义和苏俄革命的国民党将领陈炯明与在上海的布尔什维克联系的一个中介，并成为罗致各地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建立被英国情报部门称为“安那其－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中心。是年4月，漳州出版的《闽星日刊》的一则告示，劝勉拥护布尔什维克并欲加入组织的中国人函寄上海中国邮政105号信箱陆式楷查收，以便注册。 
　　那时的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的酝酿形成之地。1920年2月陈独秀由北京抵达上海。他此次南下，不仅为了逃避他出狱后所受到的严密监视，还因为上海是中国工业的中心，为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据写于1926年的《中国共产党简史》，陈独秀“深知党和劳动组织间的密切关系”，才“利用上海为劳工运动的基地和他工作的中心”。张国焘也承认自己到上海曾为组织政党而打入工会联络工人。正如蔡和森所说，仲甫的上海之行“在当时是有计划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在沪、津等地建立了秘密机构的在华布尔什维克的统一部署。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和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等人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是这些即将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人物首次在劳工组织的活动中的公开亮相；陈独秀在会上发表的关于工人运动第一步是谋求改善工人待遇，第二步工人要取得管理统治权的演说，成为他指导工运的最早重要宣示。而这个作为陈独秀等在上海联系工界的最初基地之一的上海船栈联合会正是斯托帕尼协助张福堂组织的，并且他还在该会筹备过程中进行过共产主义革命的宣传鼓动。可以说，斯托帕尼在上海工人中所进行的宣传组织活动是促成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铺垫工作的一部分。 
　　斯托帕尼还与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设在上海的各种全国性群众团体，特别是工学界团体的重要负责人积极接触，力促各团体答复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并引导这些团体进一步同苏俄友好，与苏俄人士结成联合组织。根据上海当局的探报，1920年4月11日，由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和华工同人会等团体代表陈家鼐、夏奇峰、明德、姚作宾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永乐里召开了讨论承认苏俄政府“致中国南北政府和人民书”的会议，斯托帕尼与波塔波夫、陆式楷等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与会者一致表决承认俄国通电，并议决，如果北京政府拒不接受俄国通电，则将在沪组织“中日俄韩四国联合会”，联合四国国民推倒军阀，以同享自由、平等、互助之幸福。无独有偶，1920年3月下旬《上海俄文生活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中、日、朝三国命运与共，并把俄国树为他们解放的榜样，似与“中日俄韩四国联合会”的酝酿有着不谋而合之处。 
　　1920年5月1日的“上海世界劳动纪念大会”是初步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首次联合举行的五一庆祝活动。发起这次纪念大会并联名发表拟在“五一”集会上宣读的“答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工界七团体中，有斯托帕尼协助建立的“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与他接触密切的张墨池曾不顾一切地在现场演讲，表现得非常突出。 
　　1920年夏建立的上海“外国语学社”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为培养留苏预备人员而设的学校，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总部。斯托帕尼不仅义务给学社的部分学员开设世界语课程，还热情鼓励学员们去苏俄考察、学习，告诉他们：“苏俄政府很欢迎学生”，并给其中一些人写了亲笔介绍信。他介绍的赴苏俄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人中，有到莫斯科后曾声称于1920年3月建立了“四川共产主义组织”的廖划平、秦慧僧、徐敦让、杜小马。参与创立中共的施存统在谈到宣传社会主义的大学校“上海外国语学社”时曾指出，在法租界的世界语学校是另一所“宣传主义的学校”，他本人和谢晋青甚至担任过无政府共产主义团体（新华世界语学校为其外围机构）的刊物《自由》的驻日代理。来新华世界语学校进行宣传的人并不限于世界语学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正忙于建立中共的陈独秀、沈玄庐也曾被邀请来校讲演。 
　　斯托帕尼在上海终日不辞辛苦地忙碌着，其事业似乎也在蒸蒸日上。在其同事和学生的眼里，他是个天真活泼、笑口常开的年轻人，对事业怀抱火一般的热情；在警方看来，他是个海德公园演说者式的激进空想家，并不大像苏俄政府的代理人。那时，谁都不会怀疑，这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人前面的路还很长。 
　　然而，1921年3月27日清晨，上海东西华德路2098号华屋内忽然传出几声枪响，汇山捕房的西探闻讯赶赴现场，发现一个年轻的外国人倒在血泊中，脑部中弹四枪。这个身受致命枪伤，奄奄一息的人立即被送往公济医院，终因抢救无效，延至翌日死亡。经查，死者是斯托帕尼，据其卧房内亲笔所书致其父母兄妹的遗书和身旁的一支六响手枪可以判断他是自杀。 
　　斯托帕尼的突然自杀使他的同事和朋友感到十分震惊。4月10日，上海世界语学会数十人在海宁路天宝里爱国女学校内为斯托帕尼举行了追悼会。会议主持者为陆式楷，发表演说的有王克绥、胡愈之、苏爱南、黎世良及韩人朴永宪等。这些人怀着悲痛和钦敬的心情，对斯托帕尼的死表示惋惜，对他“朝斯夕斯，无时不规划世界语之进行，因教世界语而牺牲之时间、经济极巨”的奉献精神极力赞赏，并将世界语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归功于史[斯托帕尼]君”。 
　　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斯托帕尼为什么会突然自杀？刊于《民声》的一篇文章《一个自杀的青年》透露些微端倪：“闻其自杀之最大原因，便是精神上之痛苦，受环境的压迫，乃于烦闷终极时，方下此决心。”那么，又是怎样的精神痛苦和环境压迫竟使他怀着必死的决心毅然亲手结束自己年仅27岁的生命呢？ 
　　斯托帕尼在一封同无政府主义者讨论问题的信中，除了阐明自己为布尔什维克事业奋斗的原因，还指出了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些不同。他写到，无政府党所要求的是“地方的和职业的有自治之全权，使各地方和个人的精神得以自由发展，以建设一种自由联合的社会组织，而反对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并认为，“以少数人握政权，且所有产业均握于操政权人之手，很容易复行产生资本家之危险”。他的这种预言在1921年春得到的消息中似乎得到了某种验证。 
　　1920年底至1921年初，俄国的部分工人、农民和士兵因为工业停滞、农业歉收和战后布尔什维克仍然实行对工人的兵营式管理和向农民强征“余粮”的“战时共产主义”而表示严重不满，纷纷举行罢工和起义，其中尤以1921年2月28日发生在波罗的海舰队基地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起义最为震动。波罗的海舰队的不少水兵深受无政府主义和其他革命思想影响，十分激进，是布尔什维克一向倚重的武装力量，曾被誉为“俄国革命的骄傲和光荣”。十月革命中轰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就是从喀琅施塔得驶出的；以后，那里的水兵们又英勇地投入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这次水兵起义提出的工会自主选举、给农民耕作自由、允许自主经营小规模工商业、贸易自由、新闻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苏维埃等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呼声，但他们提出的“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则威胁了俄共的统治。1921年3月8日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一方面通过了列宁审时度势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作出了反对党内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并彻底取消一切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同时在会外，苏俄政府调集大军镇压了被视为以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动摇为显著特征的“喀琅施塔得叛乱”。 
　　随之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按列宁的解释，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与国家资本主义的结合，允许国内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献”。在国内外的大退却中，俄共为消除反对声音，进一步加强了党内外的统一和权力的集中。这个趋向，引起了关怀共产主义“纯洁性”和一贯反对政治、经济权力集中于国家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有鉴于此，除了苏俄政府加强了对国内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外，共产国际也开始强调各国共产党内部的同质性，着手清理以前吸收加入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分子。这些政策和策略的转变以及造成的反响给刚开始不久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1921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各共产主义组织代表会议，主要议题便是“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此会召开前后，中国各地社会主义者同盟陆续解散。 
　　在俄国和中国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无疑使斯托帕尼深受刺激，以他执著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信仰，一定是认为推行“新经济政策”便是放弃“共产主义”实践、复辟资本主义了，因而对俄国的前景感到极度失望；布尔什维克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和无情清理也使他不免感到兔死狐悲；眼见自己数年来协助促成布尔什维克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顷刻瓦解，他自然会顿感严重失落。这位理想主义色彩十分浓厚，又天真纯洁、易于冲动的年轻人，经不起这种对其精神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因此毁灭自己的生命便成为其无可逃遁的唯一选择。 
　　斯托帕尼曾为了理想的实现和心爱的事业在中国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的不懈努力为世界语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为促进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同布尔什维克的合作，以及对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作为一个安那其布尔什维克，他无法在内心和外部的种种矛盾和严重分裂的状态下继续生存下去，终不免悲剧性的结局。(责任编辑：瑶池)

廖划平(1898～1952)原名廖维忠，四川内江人。别名华屏，又名华平、化平。《内江二中校志》第一编奠基篇：内江人称为“内江三杰”的廖划平、韩文畦、李仲权等知识青年，在阅读进步书刊的基础上，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他们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时局动荡的现状，为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担忧，向往苏俄的社会主义制度。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廖划平提出到苏联考察学习，得到韩文畦、李仲权的积极支持。去上海途经重庆，曾得到吴玉章帮助，后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并在该社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斯托帕尼给学社部分学员开设世界语课程，热情鼓励学员去苏俄考察、学习，并给其中一些人写介绍信。介绍赴苏俄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廖划平正是这样于1921年初赴苏学习的。途中，廖划平写的两封信，后来称之为《俄游通信》：

一、

    小我、天然、无我诸兄：
    我们来到上海已经十多天了，没有和你们通信，一来是因为大家的事没有定，二来是我个人得了目疾，写不得字。现在目疾已好了六七，能够略略写得字，把近来的情形，写在下面。
     四川共来了十七人，同秦慧僧一路过俄的，只杜小马、徐敦让同我三人，其余的因为钱没兑来，或是钱不够，所以一时不能动身，只好在上海学习俄语和世界语，俄语是杨明斋教授，每月学费二元，讲义费八角。世界语是一个俄国新闻记者教授，不收学费。每星期两种语言，约十余种，未免太少了点。
     杨明斋说，“学习俄语六个月后，究竟能否过去．还未定，因不晓得俄政府的回信怎样。”教授世界语的俄国人，他说：“能介绍我们过去，因为俄政府很欢迎学生，所防的是中国政府的侦探。”此次我们过去是由他介绍，有无其他问题，现在还不能预定。
     上海的空气不算太好。哲民、佩刚、遗恨都到广东去了，民犬到南洋去了。我只是会着新华学校的萍水、太朴两君，他们组织了个安那其同志社，社友很多。……
                                            划平，一九二一．三．九，在上海

二、

无我兄：
    我们在上海同你和小我、天然们通的信，想来已经收到了，我们迁延到三月九日才上船，晚间开船，十日风浪很大，同行几人无不呕吐。十一日便愈了，以体予稍稍习惯。下午略食稀粥。十二日风浪平，饮食如常。晚间抵大连，以（因）医生未来检验，不能上岸。十三日晨，医生同警察上船。检验盘话后，始登岸。此地简直是日本人领域，南满铁路由此起点。晚七时乘火车赴长春，车费日币十元零九角。十四日午后五时半抵长春，晚十一时乘车赴哈尔滨，车费六元一角。十五日上午到哈，住悦来栈。……
                                           划平，一九二一．三，一九，哈尔滨


    廖划平1921年进入苏俄后，在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半年。1922年初回国，先后在内江、南充、成都、重庆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党四川早期党员之一，1923年，派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廖划平提前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国，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四川建立党团组织。廖划平回四川内江后在内江县中担任教师，一面传授知识、宣传革命道理，一面秘密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内江组织，发展了钟伯勋、李明哲、张匡运、黎灌英、谢独开，在这些早期团员引导下，开展抵制日货爱国运动和学潮，为内江团组织建立奠定了基础，1923年2月1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内江地方团组织正式成立，先后组织了“读书会”、“非基督教大同盟”、“警觉青年谈话会”等学会团体，组织开展了反“三九”、办民团、反军阀的斗争。

1924年1月同吴玉章、杨闇公创建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在吴玉章创办的中法大学附属中学任教员。

1925年底，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促进下，决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各市县选举，推选出吴玉章、杨公、童庸生、廖苏华、廖划平、黄复生6人为出席“二大”的四川代表。6位代表中，除黄复生外，均为共产党员。 1926年春回国到广州，任黄埔军校上校政治教官，同年随军北伐。所编著的《社会进化史》，1927年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出版。

1926年2月，中共内江县特别支部在内江县城成立，特支共4名党员，黎灌英为书记，隶属中共重庆地委领导，是四川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

1927年春，廖划平返回四川，参与筹建中共四川省委，兼任四川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29年任中共鄂北特委书记，后赴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1930年3月奉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后改称中共顺直省委，仍任军委书记。同年11月任中共冀鲁豫边特委书记。

    1931年夏，廖划平被北平宪兵司令部在天津逮捕并叛变，旋即投靠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加入特务处，戴笠令他就地潜伏，以“北平宪兵司令部法官”的掩护身份开展情报工作。1931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叛徒罗绮园、廖划平、潘问友等决议》，将廖划平开除出党。

廖划平曾任军统局临澧特训班政治总教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统局兰州特训班副主任，军统局监察室主任、督察司法处少将处长。1945年起任军统局财产清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防部保密局督察室主任。1949年到台湾，1952年去世。

因为上面所引出的廖划平在1921年3月的信中有“同秦慧僧一路过俄的，只杜小马、徐敦让同我三人”一语，在李丹阳、刘建一所著《一个“安那其布尔什维布克”的悲剧》一文中断定为“他（斯托帕尼——引者）介绍的赴苏俄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人中，有到莫斯科后曾声称于1920年3月建立了“四川共产主义组织”的廖划平、秦慧僧、徐敦让、杜小马。”（《百年潮》2003 年第3期）却未阐明其依据是什么。

加之，廖划平曾经在中共顺直省委，仍任军委书记。同年11月任中共冀鲁豫边特委书记。而在河北历史人物中很少由此人的资料，互联网上我之所得仅此而已，希望能提供出来，得到新的资料提供，或许有助于解开历史之迷。

      http://jds.cass.cn/Item/22466.aspx

30 斯托帕尼是在俄国出生的意大利人，其父曾任地方苏维埃政府的委员长。其本人信仰无政府主义，却拥护布尔什维克党。斯托帕尼1919年来华后曾在《上海俄文生活报》工作，并在新华学校教授世界语。

     张墨池，别名张民权，又名盛国成

英国情报认为《闽星日刊》与上海的陆式楷及其他世界语学者有关系。FO405／228，第169号文件附录。

英国档案FO 228/3140内1922年2月27日的一份报告记载，张墨池从俄国回来后供述自己数年前曾到德国和南非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会议，在返程途经莫斯科时恰逢俄国革命。自那以后，主要在西伯利亚和中国工作。张墨池女儿张美美提供的资料说，张曾对家人说自己是俄国革命后第一个到俄国的中国人，并且曾到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契切林家做客（见2007年4月22日张美美给李丹阳的来信和同年9月18-21日期间在广西桂林市和兴安县她对李丹阳、刘建一的谈话）。但张墨池于1921年9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的文章“俄国西伯利亚革命前后的观察”称自己以前曾在俄国住过四年，于1917年春俄国革命前回国。若在1917年前归国，张就不可能认识契切林了。

爱罗先珂(Eroshenko)是俄国盲诗人，为无政府主义者。他来华前因出席日本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会议和参加五一示威游行而被日本政府指为“有共产党嫌疑”，并驱逐出境。

張墨池（转引自蓓蓓的相册）

为了弄清楚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有关人和事，对张墨池的有关资料进行了一次整理。因为李丹阳女士在文章中说：“张墨池，又名张明权、张民权、盛国成。此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又是社会党党员。他翻译、撰写了多篇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文章”等等，却未能得到史学界的认同。有必要进行一次认真而史料牢靠的疏证。

张墨池，保定人。夫人饶玖英。生活极艰苦朴素。他是一个学者，一个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苦行家。十月革命后写过《西伯利亚游记》，翻译过俄文小说《六尺地》等。在上海，同当时朝鲜的革命党人、印度的革命党人都有来往；曾担任《大韩独立新闻》的记者。景梅九（定成）是与张墨池翻译过若干著述的合作者。张墨池同王葆真熟识、要好。在保定，张墨池、张电池两兄弟建立了一个“保定兵丁贫民共产团”的组织。北伐失败后，张墨池被桂系请到广西去了。一说成立于1920年2月—3月初之前的支那共产党，由真理社等无政府主义团体组成，领导人为张墨池。

依据季方口述，其中有《张墨池与兵丁贫民共产团》一节，全文是：

“前次（指1919年——引者）来上海结识的张墨池，是一个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苦行家。保定人，四十多岁，生活极艰苦朴素。他是一个学者，十月革命后写过《西伯利亚游记》，翻译过俄文小说《六尺地》，同当时朝鲜的革命党人、印度的革命党人都有来往，有时约了我一同去看他们，都是很穷苦的。我因不谙外语，没有和他们发生密切深厚的关系。张墨池介绍我去卖朝鲜革命报纸，卖得的钱全归我，不须向报馆交钱，但销量不大。同时我还看到张墨池、张电池昆仲有一个“保定兵丁贫民共产团”的组织，我也就依样画葫芦地搞了一个‘江苏兵丁贫民共产团’。这事在刘仁航讲习所学习之后，进俄灾赈济会之前，大约1919年吧？当时我还不懂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只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要破除；而且我相信，要消灭私有制度，只有实行共产主义。而要破除私有制度，只有从兵丁、贫民着手——有钱的人怎么会愿意‘共产’呢？只有兵丁、贫民这两种人最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实行。但社会主义怎样实现？我不懂阶级本质、阶级斗争、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主观上向往。而且并没有实际的组织，只有张墨池弟兄及六不如、洪罗漫等几个人赞成而知道罢了。作了些发传单、寄小册子的宣传活动，并没有收到什么反应。在南京‘乐天书馆’时，我还把‘兵丁贫民共产团’的小册子卷好，从墙外扔到兵营里去，也不晓得有没有人看。南京没有印刷基础，是在上海发动的，我们联合行动。北伐失败后，我回到上海，张墨池还在。桂系请他去广西，他去了，当时一般人对广西印象较好；但我不愿去，从此失去联系。俄灾赈济会是因为那时正值苏联1918年大灾荒之后，王葆真同情苏联，主持‘俄灾赈济会’。他是国民党老人，解放后参加民革，享年九十余岁。张墨池同他熟识要好。我因这个关系，也半尽义务地吃了好几个月的‘救济饭’，向上海各界宣传救灾恤邻的道理，以募集捐款。”（季明《父言录》十三）

    “那时我的朋友都是住亭子间的，“往来尽白丁”，“箪食瓢饮”“衣敝緼袍”，像张墨池，完全是一个苦行家。”（季明《父言录》十六）

李少兵的《微言寻变——民国时期佛教革新派论社会与社会主义》（《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对张墨池的新村思想有详细的论说。张墨池认为：新村主义与政治毫无关系，并且是反政治而行之的。“欲改造社会，非先使改造者离开旧日陈腐恶浊社会，非另有一种新组合，使改造者游息其中，进退自如不可。”“政治是空的，新村是实的；政治是退步的，新村是进化的；政治是消极的，新村是极进的；政治是治人的，新村是不治人的；政治是吃人的，新村是生产的；政治是死的，新村是活的”。新村是平民的，是民治的。新村里的事，如整理村务、村民会议、消费组合、协力组合、生产组合、图书馆公园“差不多十之八九，都是平民自治范围以内的事情”。这些都还是平民自治的初步，在此基础上，还要把人生哲学、人生艺术以及宗教、科学等引入新村中，提高村民的素质、能力，进一步把新村办好。提出了自己在中国贯彻新村主义，实现新村主义的主张。（引文见张墨池：《新村的说明书》，《佛化新青年》，第1卷第7号，1923年10月10日）

 已知张墨池著译作品有：

《复活》（俄）托尔斯泰著，张墨池、耿济之译。1920年《新湖北》第3号

《新村的说明书》，张墨池。载《佛化新青年》第1卷第7号，1923年10月10日 

《儿童的智慧》（俄）托尔斯泰著，张墨池译。北新版。

    《佈罗斯谷夫斯嘉》 (俄) 托尔斯泰著 张墨池译

《人生哲学》 张墨池著。上海新民社

《人格》 （印度）泰戈尔著，景梅九、张墨池译。1924年光明书局

《散雅士》（印度）泰戈尔著，张墨池、景梅九译。上海新民社1924年版 

《家庭与世界》（印度）泰戈尔著，景梅九、张墨池译。1923年初版，上海泰东图书局1929年三版

“1923年，景梅九（定成）在北京主办《国风报》附张的《学汇》，内容有一半是宣传无政府主义。保定张墨池奔走南北，伪装基督教徒做掩护，宣传无政府主义，编印了几种小册子分装。这些都不是继承晦鸣学舍与《民声》的。”（陆丹林：《从刘思复谈到晦鸣学舍、心社和<民声>》，《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五辑）

“这里所渭“以个人身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革命者”，当指那些在中国尚未存在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下，个别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较早与苏俄、共产国际来华人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在后者的指导、帮助下从事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和政党的活动（注：笔者认为，这些人除了上述的李大钊、张太雷外，至少还有黄介民、张墨池、姚作宾、姜般若等，他们分别是“东方共产党”（前身为“大同党”）、“支那共产党”以及与之有关系的“真（理）社”的负责人。详见拙文《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和《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真（理）社兼及其他》，分别载于《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和2002年第1期。）”（李丹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起源》，《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李丹阳，刘建一在《英伦航稿--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密使考》一文中说：“波波夫的一个中国朋友是张墨池，又名张明权、张民权、盛国成。此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又是社会党党员。他翻译、撰写了多篇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文章。张在1921 年9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的宣传性文章《俄国西伯利亚革命前后的观察》中说自己1917年春曾赴俄，并于俄国革命前回国。但英国档案记录了张的一段令人有些难以置信的供述。他说，几年前他因参加一次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会议，在返程途经莫斯科时逢俄国革命。从那以后，他就主要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为苏俄工作，现在还很难判断哪个叙述更可信，如果后者为真，那么张1918年就很可能是从苏俄归国的，而不是什么留日学生。那么他与波波夫就可能是合作的关系。但在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笔者不敢枉加推测。张1921年去俄的遭遇让人对他是否与布尔什维克关系有那么密切产生了怀疑。尽管他携有契切林的密码介绍信，仍然在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遭到冷遇。其原因可能是他不改无政府共产主义信仰而被指为假共产党代表；或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在中国支持什么人的问题上有分歧，并排斥与他关系密切的高丽共产党上海派之故。”（李丹阳，刘建一：《英伦航稿--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密使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对该文提出的“张墨池，又名张明权、张民权、盛国成”，史学界并未认同。

“1920年6月的一天，约六十人在该校听留日归国学生、世界语学者张墨池讲演‘自由的价值’，同时放映幻灯来加以说明。他讲道：中国工人目前不幸的状况实肇因于资本家的压迫和缺乏自由。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工人现在已经取得了与资本家平等的地位，但他们是经过了顽强斗争才获得这种地位的。如果中国劳动者要改善自己的境遇，就必须推翻资本家。如有必要，应当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从事这样的斗争。平民如果不流血就永远不会得到象样的住房、教育和衣物。配合讲演内容的幻灯片有俄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社会主义领袖的照片，德国和俄国工人们的住宅等。这个讲演内容和放映的幻灯片画面使听众感到耳目一新。”（李丹阳，刘建一：《英伦航稿--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密使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在李丹阳的《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真(理)社兼及其他 》一文的注释中，还有：“《大正九年（1920年）正月三十日驻厦门领事藤田荣介致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函》。该函报告，不久，漳州出现许多从上海输入的书籍杂志等，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书占多数，这可能是上海的苏俄代理人所为。比如，在上海为苏俄工作的李泽洛维奇就曾通过他的中国朋友(可能是张墨池)把从英美收到的部分社会主义宣传品送到漳州 。”

    李丹阳　刘建一在《一个“安那其布尔什维布克”的悲剧》一文中，几乎使用了同样的文字来叙述张墨池与斯托帕尼的关系：

   “1920年6月的一天，约六十人在该校听留日归国学生、世界语学者张墨池讲演‘自由的价值’，同时放映幻灯来加以说明。他讲道：中国工人目前不幸的状况实肇因于资本家的压迫和缺乏自由。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工人现在已经取得了与资本家平等的地位，但他们是经过了顽强斗争才获得这种地位的。如果中国劳动者要改善自己的境遇，就必须推翻资本家。如有必要，应当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从事这样的斗争。平民如果不流血就永远不会得到象样的住房、教育和衣物。配合讲演内容的幻灯片有俄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社会主义领袖的照片，德国和俄国工人们的住宅等。这个讲演内容和放映的幻灯片画面使听众感到耳目一新。”

“人们可能会感到困惑不解的是：陆式楷、张墨池、郑佩刚、胡嘉廷等这些信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世界语学者怎么会为布尔什维克工作呢？”

    “1920年5月1日的“上海世界劳动纪念大会”是初步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首次联合举行的五一庆祝活动。发起这次纪念大会并联名发表拟在‘五一’集会上宣读的‘答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工界七团体中，有斯托帕尼协助建立的‘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与他接触密切的张墨池曾不顾一切地在现场演讲，表现得非常突出。”（《百年潮》2003年第3期）

尽管如此，断定张墨池和张民权是同一人，其依据还是不够充分的。在无政府主义者抱朴（秦涤清）的《赤俄游记》里也提到的，在赴苏俄路途中的碰到的一个叫张民权的人，此人还未到莫斯科(实际他在伊尔库茨克逗留了三个多月，几乎不能去莫斯科) ，“就写了许多通信给报馆，胡乱鼓吹了一阵，末尾写是莫斯科发的，他说好在总要到莫斯科的。”(抱朴《赤俄游记》第17页,北新书局 1926年2月初版)这应是一个真正叫做张民权的人，而不是张墨池。

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也提到了张民权，说他是“五四时期活动于上海、福建、南洋一带的世界语主义者。他的赴俄‘是各处抱改革中国的青年聚会时，由一部分推举的，预备参加国际第三大会’，于1921年6月由上海出发，经伊尔库茨克来到了莫斯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113页）

在注释【176】中写道：“张民权（号美真）是活跃于五四时期的世界语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他的名字屡屡见于报端，但其生卒年及籍贯（一说是湖南人）等不详。综合各种资料，其主要活动如下：他是成立于1918年的留日学生救国团的干部，1919年春为了进行救国宣传从上海赴广东、南洋，1920年2月回国。3-4月在福建漳州宣传无政府主义，4月20日被陈炯明拘捕，后退避上海。在上海，与世界语学校新华学校有关系。1920年10月，作为活跃分子，在上海各类团体中露面，出席工商友谊会的成立大会等。后于1921年6月得其他同志的资助从上海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大会。据说他自莫斯科回国后不久即去世。”（《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147页）

“另外，有的记录载，张民权是广东五华人，1921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曾在国共合作下的的广州，后留学苏联，1949年以后再台湾。不过，两位张民权不是同一人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148页）

石川祯浩提到了李丹阳、刘建一的文章中认为张民权即张墨池、即盛国成，但未表示赞同。

无政府主义者在广东活动的一鳞半爪

http://www.dayoo.com/http://www.dayoo.com/ 2010-08-04 17:12来源： 广州政协文史网友评论?(0)

    文/郑佩刚

    配合越南爱国志士的一次义举

    1924年6月19日下午，广州沙面发生一宗反帝的壮举，就是越南反帝爱国志士范鸿泰暗杀法帝国主义驻安南总督马特兰的英勇行动。那次行动是在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大力协同配合下进行的。安南爱国党人痛恨故国沦亡，成为法国殖民地，同胞为牛为马，遭受异族鞭挞，无时无刻不思光复故土，当时越南爱国志士潘是汉著一书名《无乎帝乎》，痛述亡国之惨状，激发同胞奋起革命。我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后，更鼓舞了他们对革命的信心。

    1913年以师复为首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存善东街8号（今11号）设立“晦鸣学舍”时，安南革命党人就常来学舍与师复等彼此就两国革命问题和社会科学思潮进行讨论和研究斗争方法；师复并教他们制造炸弹。当时安南反帝爱国革命志士中有不少是无政府主义者。

    1924年法国驻安南总督马特兰路经广州，住在沙面。马特兰是双手沾满殖民地人民鲜血的头号杀人犯，安南人民复仇的怒火早欲将他惩戒。潜伏在广州的安南革命党人经研究后，认为大好时机，岂可放过；但力量有限，人地生疏，大感困难，遂请求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支援。同志们本着革命不分彼此的国际主义精神，决定由黎昌仁、李占标、叶楚沉、李少陵、叶镇良等配合行动。他们把安南同志范鸿泰安顿在惠爱东路叶家祠内。联络员是一姓赵的。当时由黎昌仁动手制造一约10磅重的炸弹，弹壳部分是由机器工会骨干分子罗组打造的。炸弹制好后，派人探悉敌情，知于某日有一批法国大资本家和中国的买办洋奴在沙面西桥脚的域多利大酒店（即今之胜利大厦）大排筵席公宴马特兰。在开席前，范鸿泰同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国青年叶铁良，两人都穿着笔挺的西服，神气十足，俨然贵宾模样，从东桥进去，到达域多利大酒店，从容入座。叶铁良是作为范的助手的。李占标、叶楚沉等则在西桥脚山泉茶楼放哨。另有一批人驾一小火轮在沙面南堤岸接应。主客正当兴高彩烈，举杯相碰时，说时迟，那时快，范鸿泰即从手提箱中取出一枚烈性炸弹向首座掷去。轰然一声，炸死7人，伤10多人，全场鸡飞狗走。可惜罪魁马特兰没有死掉。范鸿泰掷弹后在骚乱中夺门而出，预定计划，本应走向堤岸，那边有人接应，但他急忙中又不识路，竟行往西桥，后面有人追赶，西桥闸门又已关闭，他只有跳下河，致遭灭顶，壮烈牺牲！

    事后同志们收骨葬之于黄花岗对面山麓。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表扬忠烈改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内。忠魂浩气，永垂不朽。李少陵作《范鸿泰烈士传》，有单行本传于世。中山县的“互助读书会”和《铁声日报》

    中山县境濒海，地接港澳，清末民初时，无论西洋东洋的新思潮，这里都是首先受到熏染。邑中青年教师郑志昂早已受无政府主义洗礼，于1920年集合一班青年知识分子，组织一“互助读书会”，研究无政府主义；又另设一书报贩卖组，代售当时流行的新书报，如《无政府主义讨论集》、《进化月刊》、《奋斗月刊》、《劳动杂志》、《每周评论》、《新青年》等。郑志昂住在石岐东门月山里，家里每日除熟人上门买书外，还有许多人从各处来信以邮票代款索购书刊。广州当局发现郑志昂贩售违禁书刊，即密电石岐县政府按址缉拿。不料电报弄错了门牌，竟搜查到月山里头黄椒升家里。黄椒升是清朝遣老。辛亥革命时，他的世侄郑彼岸拿剪刀为他剪辫时，他双手捧头，苦苦哀求：“世侄！咪搞！咪搞！”（意即别乱来）这样的腐朽人物，当然不会传播激进思想的。搜查一无所获。郑志昂听到风声，即避往濠头乡，半月后才回家。当时石岐某日报曾载有过激党在石岐组织机关，图谋不轨的报道。郑志昂经常和“新青年社”通讯。我所记得的在《新青年》某期上曾见过他的一篇论早婚之害的文章。 石岐有一间《铁声日报》是一些进步人士创办的。郑志昂是创办人之一。不久，由他推荐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浪鸥作日报主编。浪鸥同另一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蒋爱真曾在暹罗编《暹京日报》。浪鸥与郑志昂因通讯结识，后浪鸥以过激言论，被暹罗政府驱逐出境，流落广州，郑志昂招之来石岐主编《铁声日报》。初来时以犀利的笔峰，对反动政权，大肆抨击，《铁声日报》大受读者欢迎，销量日增。可是不久，浪鸥变质了，对前所抨击之反动政府歌功颂德，对中山县陈县长拍马奉承。蓢尾乡的无政府主义者

    中山县四区蓢尾乡村人陈述尧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信徒。早年为生活所迫，往美国三藩市做工。他之所以信仰无政府主义是由于结识了郑彼岸，受其影响介绍所致。陈述尧在工厂中联合工友组织工会，同美国工人一起参加罢工运动，示威游行，并经常募款支援当时国内出版之无政府主义刊物如《民声》、《劳动》、《进化》等，且极力向海外侨胞推销。

    1932年前往西班牙参加西班牙革命，失败后回国，途经上海，无政府主义同志曾隆重集合欢迎。这个国际主义战士返抵故乡后，继续热心宣传无政府主义。一面务农，一面任蓢尾乡小学校长多年。每年逢五一国际劳动节，他都集合本校职工、学生和农民、工人开会热烈庆祝。明目张胆演讲工人运动问题、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和芝加哥七位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为争取人民民主自由权利而殉难事迹。地主豪绅和资本家对他极之顾忌，常欲陷害。但陈述尧甚得群众爱护，他们不敢明来。某次夜间有暴徒两人，闯入学校，迫陈去野外，痛打一顿。

    陈述尧于1941年因病去世，石岐教育界开会追悼，郑彼岸、郑道实均往致祭，《中山文献》曾出《陈述尧专号》。关于迪克博和AF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一文第九段所记迪克博在广州组织无政府主义者同盟一事，近晤老友谭祖荫，他说所述不太翔实。当年迪克博在广州活动情况，我是在上海听人讲述的，事隔多年，回忆不负差错。谭老当时在广州，而且和迪克博打过交道。现就把他所回忆的情况，介绍如下，以此更正。

    谭老说：1920年迪克博来广州是李少陵从上海带引来的。迪克博一到就找着梁冰弦、黎昌仁、范天均、梁一余和谭祖荫等人，交换意见。他们对这位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来的同志，当作亲兄弟般热烈欢迎。即由梁一余为他在财厅前光光眼境店三楼租到一住所。他还带有爱人和一个孩子，并携带许多外科医疗器具。他除讲俄语外，还识英语、德语，以德语最为流利。他到广州后向德国领事馆登记。在住所挂着德国迪克博医学博士招牌。当时谭祖荫在女师教书，住在德政路，差不多每天都顺道到他住所谈天，有时并任英语翻译。时间一长，便发觉迪克博作风不好，不是真正的同志。他很狡猾，有流氓派气味，领袖欲很大，常以老大哥自居。

    某次在他寓所集合了几十位无政府主义者开会，由迪克博提议，拟组织一无政府主义者同盟（Anavch Feder atien）代号“AF”。提出章程和组织机构，有誓词、徽号、手语等，十足是一套秘密会社的勾当。当提出时，梁冰弦首先反对，说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若要定章程、宣誓，以少数人之意见，强制多数人执行，实非无政府主义者所应有。梁冰弦发言后，谭祖荫随即附和，其余各人都纷纷表示：无政府主义者只有自由聚集，不必有固定之组织。结果不欢而散。自此次会谈分裂后，我们同迪克博日渐疏远。

    1922年，广东机器总工会一班骨干分子和另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王思翁、郑真恒等在朝阳里组织真社，觉得AF的那套做法不错，全盘将之接受过来，加以推广，并发刊《春雷》月刊，作为AF机关报。同时上海方面无政府主义者也跟着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者同盟。不过当这个AF推行时，迪克博自己离开，单独去进行政治活动了。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时，孙中山避难于白鹅潭永丰舰上，有一姓陈的国民党员托迪克博带一信与孙中山。因他是外国人，出入比较自由，孙中山又托他带信给驻扎在乐昌之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迪克博本想约谭祖荫为伴经三水前去，但谭因学校事忙却之，后同该姓陈的，特租一电船前去半途遇贼劫，他很机警，急将孙中山先生之信藏一长统水靴中，将靴抛在岸边，土匪搜他身上没有什么值钱东西，才放了他。他把信送到许崇智手中，许很感谢他，赠给他500元。迪克博返广州后在伍智梅办的国民医院内窝身。一次为炸弹案入狱，陈炯明亲自审讯后无确据释放。 世界语运动——1947年在广州活动的鳞片

    1947年，广州之世界语活动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推动之下重新活跃起来。恢复世界语学会，出版《绿波》世界语月刊（附在广州《中山日报》出版），举办世界语无线电讲播班、世界语暑期班等。在某些学校中（如霭文中学）还建立了较坚实的据点。

    世界语原是波兰人柴门霍夫博士所创造的。他为了打破人类间隔膜的障壁，促进大同世界的实现，根据世界各民族语言的共同规律，制定了这个易学易懂、精确合理的国际共通语。自问世以来，各国人民踊跃学习，热心人士，大为推广，而最关切的是各国之社会党、无政府主义者。当世界语传到中国来时也给无政府主义者师复采用于所办之《民声》周刊上。在《民声》上特开一世界语栏，刊载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和世界语运动消息。

    1914年夏，无政府党万国大会在荷兰开会，师复为“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起草致万国大会书中就有一条建议请正式采用世界语作为国际共通语来发表无政府党之正式文字。略谓“吾党在各国，言语不一，此为不能联合之一原因，窃谓宜采用世界语，以收语言一致之效。凡吾党正式文字，均以世界语为主，而各国语为辅。并多刊世界语印刷品，从事万国传播。此举不独收言语统一之效，且于东亚之传播有绝大关系，盖东方同志之谙世界语若颇多故也”。 　几十年来，世界语运动在中国日益滋长。自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后，对于世界语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北京大学首先开设世界语专科，跟着其他各地学校或社会人士也纷纷开设选科或讲习所，尤以上海、广州为最热烈。出版的书刊，尚能记忆的有《LaMondo世界》（世界语学会之机关报，盛国成编，于1912年在上海出版)、《人道周报•世界语栏》（《人道周报》是中国社会党之机关报，1912年在上海出版，主编者是徐安真，盛国成助编世界语）、《民声周报•世界语栏》（无政府党机关报，1913年在广州出版，师复主编。广州出版时，许论博助编世界语，迁上海后盛国成助编）、《华星月报FineBryeto》（1916年在上海出版，盛国成主编，郑佩刚发行）、《中华世界语月刊》（1920年上海出版，Stoping、陆耀荣合编）、《绿光月刊•LaVevdaLumo》（1922年上海出版，胡愈之主编，郑佩刚发行）、《学生杂志•世界语栏》（胡愈之主编）。以上是刊物，教科书的有：《世界语全程》（盛国成编）、《世界语汉文字典》（熊子英编）、《世界语——汉文新字典》（无主编）、世界语读本（忘记编者）、《爱世语会议指南》（陆式楷编）、《爱世语初阶》（陆式楷编）、《爱斯不难读》（陆式楷编）、《汉识世界语》（忘记编者）、《世界语入门》（索非编）。

    1947年7月14日，为世界语诞生六十周年纪念日。广州世界语同志假座四牌楼蔼文中学（后改称新民主中学，即今之解放北路35中学）开会庆祝。由中山大学教授黄尊生担任主席，演讲世界语诞生历史，杨景梅、梁一余均有演讲。并有一室展览世界语刊物、各国交换邮片邮票等。晚间在永汉路之哥伦布餐厅聚餐。

    同年12月14日为世界语创造者柴门霍夫88岁诞辰，亦在蔼文中学开会庆祝。黄尊生任主席致祝词，蔼文学校学生唱世界语歌曲《希望》助兴。晚间与会各人在教育路九曜园聚餐。餐后由曹君（已忘其名）、冯明之、杨景梅等前赴广州市广播电台播出纪念柴门霍夫88周岁诞辰节目。广播节目全部用世界语向全世界广播。内容有：纪念会讲话、诗歌朗诵、歌曲等。我记得朗诵诗有《希望》，歌曲有《兄弟进行曲》、《曙光》等。此外还用粤语演说世界语之历史。是日附在《中山日报》出版之《绿波》世界语月刊特增刊纪念柴门霍夫诞辰专号。几个厌倦红尘之无政府主义者

    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不少无政府主义者消极颓丧出家为和尚，我所识的友人中就有：乐天、林君复、陈哲梅、鲁哀鸣、李正方等。他们都觉得无政府主义的大同世界前途渺茫，倒不如木鱼清罄，了却余生为好。

    乐天就是太虚，是近代中国鼎鼎有名的和尚，不但在中国一群善男信女中出尽风头，而在亚洲佛教界中亦颇有名气。他是浙江人，童年就出家。他的家世在闲谈中知道一些，不过年久，不太记得了。他很聪明好学，靠自己的努力，对佛学造诣颇深。他虽是和尚，但思想颇进步。辛亥革命，他曾在广州白云山之双棲寺策动革命。民国成立后，欧洲传来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相当蓬勃。这时他抛却袈裟，以西装革履姿态出现，改号乐天，同沙鑫（即愤愤）在上海法租界组织“社会党”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以与元亢虎之“中国社会党”相对抗。出版《良心》月报，极力批评江元虎的非驴非马之社会主义。二次革命时，白色恐怖笼罩全中国，袁世凯下令解散“社会党”，党员沙鑫被杀于通州。乐天仅以身免，再度出家，在宁波普陀山某寺做主持。三年闭关。1919年他下山在上海法租界愷自迩路长安里组织“觉社”宣扬佛教，又设立觉社出版部，出了不少关于佛教的书。有代表性的如：《哲学正观》、《订天演宗》、《破神执论》、《教育新见》、《佛乘导言》、《楞严摄论》等，又著有什么《佛教共产村计划》等等。有时在尚贤堂升座讲经，迷惑不少善男信女。达官贵人、豪绅富商都与往来，成为和尚政客。

    乐天某年来广州，住在大佛寺。我们一班无政府主义者的老友前去拜访，适值他快要升座讲经。他殷勤招待我们，要我们多留片时，但切不可去看他弄把戏，因这些西洋镜瞒不过老友。我们许诺，催他快去，勿误法事。他一去后，我们便在门缝里偷看。只见他穿着黄橙橙的袈裟，双目紧闭，两掌合十，故作庄严，升坐在用鲜花扎成之莲座，在香花喷射、香烟缭绕中，受善男信女的膜拜。看到这种怪状，我们几乎忍不住笑出来。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他，不过在报纸上，常见他的大名。抗战时闻他病死于重庆。

    林君复是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出生于官宦世族之家。青年时同刘思复、郑彼岸等东渡日本留学，同时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之同盟会，进行革命。返国后，1905年在故乡安堂乡创立“觉群小学”、“同仇女学”，邀郑彼岸相助。同仇女学，贴着一副门联：“同袍同泽，仇满仇洋”，见者骇然。觉群小学成立典礼时，香山县知事郑荣亲临观礼。拜桌不供皇帝万万岁牌，仅安孔子牌位，又令学生不行三跪九叩礼，以三鞠躬代之。郑荣无可奈何。因当时革命潮流高涨，山高皇帝远，隆都民风又向来不好惹的。 1910年林君复奉孙中山命在澳门南湾41号设立澳门同盟会支部，策动革命，参加辛亥三月廿九围攻督署之役、光复香山之役。并由他的妹妹林寿华、表妹黄文幹、女同志黄芙蓉乔装新妇，私运械弹。

    澳门接近前山，该地驻有新军，他经常到那里作秘密活动，结识了管带任鹤年。辛亥九月间他同郑彼岸在石岐准备起义。郑彼岸在石岐活动，林君复则一人身怀手枪，到岐澳轮渡，威胁轮渡开往前山，接运前山新军前往石岐起义。香山光复时，广州方面仍在清廷统治下，他率香军向省城进军。功成后他没有做官，同刘思复、郑彼岸等搞无政府主义活动。刘思复在广州创刊《晦鸣录》（后改名《民声》）。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命滇系军阀龙济光入粤，《晦鸣》被查禁，晦鸣学舍被封。刘思复等转移到上海，把《晦鸣》改名《民声》秘密出版。

    1915年刘思复在上海去世，林君复继任《民声》编辑，以嵩父笔名，发表文章。

    君复虽是无政府主义信徒，但颇爱研究佛典，同太虚极友好。

    1922年，他的爱人黄文幹因家庭纠纷，自溢身亡后，他更心灰意冷促成出家。他在清远飞来寺披剃，法号弼元。他穿僧服但内罩西装，虽在深山中做和尚，却常来城市。他的挚友郑彼岸有打油诗调他：

    俗僧居山摆僧样，你却回家受尘障。

    曾闻大隐城市居，你是人间大和尚。

    1941年冬日寇侵占广州、香港，我避难澳门，生活无着，1943年春被迫流亡内地。我和他在望厦观音堂话别。观音堂适做佛事，清梵微微，间以笙笛，他一面听一面吹洞箫和之。他说梵音庄严而又恬静柔婉，佛教之所以吸引人，梵音亦一重要因素。从此一别，天南地北，音间梗塞。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听说他后来在惠州西湖某寺中圆寂了。

    陈哲梅，广东东莞县人，和莫纪彭、林直勉、何仲达友善，辛亥革命亦曾冲锋陷阵。当师复搞无政府主义运动时，陈就热心参加，成为忠实信徒之一。

    1922年，晦鸣学舍初成立时，开联欢会，因陈素擅风琴，曾请他奏曲。后来闻他因失恋断指，皈依佛法，拜虚云和尚为师，法号宽讓。1947年，我重见他于六榕寺佛教会，几不认识。那时他讲《心经》，又以风琴按谱教人念南无阿弥陀佛。

    关于鲁哀鸣、李正方两人出家之事，已见《广州文史资料》第七辑，今不赘述。军界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亦觉得单靠个人行动、手枪炸弹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是不可能推翻旧世界的，所以也想到非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可。首先应在反动统治者军队中进行策动和争取工作。

    1919年，广州某部驻军首长沈应时，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为人沉着机智，喜怒不形于色。当时沈部的兵力足以控制广州。司令部驻在越华路。我们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刘不心、梁一余等常到他驻的司令部或到小北宝汉茶寮开会，讨论关于开展无政府主义宣传、组织工会等工作。当时广州各工会多是在无政府主义者掌握下的。沈应时在开展工运方面也出了不少力。

    孙中山建立之黄埔军校成立后，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前往投考。据我所知有李良荣、杨介克等。

    李良荣当未考进军校时，住在惠爱东路叶家祠，由黎昌仁帮助补习功课。毕业后带兵以战功步步高升。1948年曾任福建省主席，罗致不少无政府主义分子去福建工作。他的秘书长郑真恒也是一个青年无政府主义者。一时福建各地无政府主义者麇集，颇形活跃。泉州还形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活动的中心。李良荣于1948年冬曾来广州，逐一登门拜访在广州的各无政府主义者老友，对梁冰弦、黎昌仁两人更为殷勤，亦有师生之感。李曾在惠福东街梁一余宅，邀请各老友，开了一次联欢会。当时广州某日报，对他不忘贫贱友，车笠交情，大为赞叹。

    不过李良荣毕竟是蒋家王朝的犬马，对于当年推翻旧社会，打倒剥削阶级的信念早就见他鬼去了。

    杨介克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没有带兵，没有发家。他未入军校前（约在1922年）曾和郭唯灭合编广州《现象日报》。军校毕业后仍操笔墨。曾一度作为陈炯明的代表去洛阳晤吴佩孚。逢人盛道吴玉帅怎样厚待，怎样曾给他一枚名贵玉戒指以为纪念等等。 他后来1938年住在香港贫民窟，贫困交迫，以旧报纸作卧具睡地下。曾发表一封万言公开信给他的军校老校长蒋介石，称介石老弟，训斥老弟一顿，又数宋美龄用牛奶洗身穷奢极侈的罪状。我多年没有听见有关他的消息了，不知他还在人间否？

文章来源http://www.eywedu.com/Bainianchao/banc2003/banc200303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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