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史海钩沉一个“安那其布尔什维布克”的悲剧 (李丹阳 刘建一 )
1920年2月29日晚8时,夜幕笼罩了上海,北四川路1746号的一间大房子里亮起了灯。房内陆续坐满约四十名从业于江海轮船或轮船公司货栈的雇员,面对这些饱经风霜的中国人,一位年轻的外国人用世界语开始了他的演说。 廖划平(1898~1952)原名廖维忠,四川内江人。别名华屏,又名华平、化平。《内江二中校志》第一编奠基篇:内江人称为“内江三杰”的廖划平、韩文畦、李仲权等知识青年,在阅读进步书刊的基础上,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他们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时局动荡的现状,为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担忧,向往苏俄的社会主义制度。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廖划平提出到苏联考察学习,得到韩文畦、李仲权的积极支持。去上海途经重庆,曾得到吴玉章帮助,后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并在该社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斯托帕尼给学社部分学员开设世界语课程,热情鼓励学员去苏俄考察、学习,并给其中一些人写介绍信。介绍赴苏俄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廖划平正是这样于1921年初赴苏学习的。途中,廖划平写的两封信,后来称之为《俄游通信》: 一、
小我、天然、无我诸兄: 二、
无我兄:
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廖划平提前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国,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四川建立党团组织。廖划平回四川内江后在内江县中担任教师,一面传授知识、宣传革命道理,一面秘密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内江组织,发展了钟伯勋、李明哲、张匡运、黎灌英、谢独开,在这些早期团员引导下,开展抵制日货爱国运动和学潮,为内江团组织建立奠定了基础,1923年2月1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内江地方团组织正式成立,先后组织了“读书会”、“非基督教大同盟”、“警觉青年谈话会”等学会团体,组织开展了反“三九”、办民团、反军阀的斗争。 1924年1月同吴玉章、杨闇公创建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在吴玉章创办的中法大学附属中学任教员。 1925年底,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促进下,决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各市县选举,推选出吴玉章、杨公、童庸生、廖苏华、廖划平、黄复生6人为出席“二大”的四川代表。6位代表中,除黄复生外,均为共产党员。 1926年春回国到广州,任黄埔军校上校政治教官,同年随军北伐。所编著的《社会进化史》,1927年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出版。 1926年2月,中共内江县特别支部在内江县城成立,特支共4名党员,黎灌英为书记,隶属中共重庆地委领导,是四川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 1927年春,廖划平返回四川,参与筹建中共四川省委,兼任四川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29年任中共鄂北特委书记,后赴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1930年3月奉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后改称中共顺直省委,仍任军委书记。同年11月任中共冀鲁豫边特委书记。 1931年夏,廖划平被北平宪兵司令部在天津逮捕并叛变,旋即投靠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加入特务处,戴笠令他就地潜伏,以“北平宪兵司令部法官”的掩护身份开展情报工作。1931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叛徒罗绮园、廖划平、潘问友等决议》,将廖划平开除出党。 廖划平曾任军统局临澧特训班政治总教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统局兰州特训班副主任,军统局监察室主任、督察司法处少将处长。1945年起任军统局财产清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防部保密局督察室主任。1949年到台湾,1952年去世。
因为上面所引出的廖划平在1921年3月的信中有“同秦慧僧一路过俄的,只杜小马、徐敦让同我三人”一语,在李丹阳、刘建一所著《一个“安那其布尔什维布克”的悲剧》一文中断定为“他(斯托帕尼——引者)介绍的赴苏俄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人中,有到莫斯科后曾声称于1920年3月建立了“四川共产主义组织”的廖划平、秦慧僧、徐敦让、杜小马。”(《百年潮》2003 年第3期)却未阐明其依据是什么。 加之,廖划平曾经在中共顺直省委,仍任军委书记。同年11月任中共冀鲁豫边特委书记。而在河北历史人物中很少由此人的资料,互联网上我之所得仅此而已,希望能提供出来,得到新的资料提供,或许有助于解开历史之迷。 http://jds.cass.cn/Item/22466.aspx 30 斯托帕尼是在俄国出生的意大利人,其父曾任地方苏维埃政府的委员长。其本人信仰无政府主义,却拥护布尔什维克党。斯托帕尼1919年来华后曾在《上海俄文生活报》工作,并在新华学校教授世界语。 张墨池,别名张民权,又名盛国成 英国情报认为《闽星日刊》与上海的陆式楷及其他世界语学者有关系。FO405/228,第169号文件附录。 英国档案FO 228/3140内1922年2月27日的一份报告记载,张墨池从俄国回来后供述自己数年前曾到德国和南非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会议,在返程途经莫斯科时恰逢俄国革命。自那以后,主要在西伯利亚和中国工作。张墨池女儿张美美提供的资料说,张曾对家人说自己是俄国革命后第一个到俄国的中国人,并且曾到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契切林家做客(见2007年4月22日张美美给李丹阳的来信和同年9月18-21日期间在广西桂林市和兴安县她对李丹阳、刘建一的谈话)。但张墨池于1921年9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的文章“俄国西伯利亚革命前后的观察”称自己以前曾在俄国住过四年,于1917年春俄国革命前回国。若在1917年前归国,张就不可能认识契切林了。 爱罗先珂(Eroshenko)是俄国盲诗人,为无政府主义者。他来华前因出席日本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会议和参加五一示威游行而被日本政府指为“有共产党嫌疑”,并驱逐出境。 張墨池(转引自蓓蓓的相册) 为了弄清楚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有关人和事,对张墨池的有关资料进行了一次整理。因为李丹阳女士在文章中说:“张墨池,又名张明权、张民权、盛国成。此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又是社会党党员。他翻译、撰写了多篇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文章”等等,却未能得到史学界的认同。有必要进行一次认真而史料牢靠的疏证。 张墨池,保定人。夫人饶玖英。生活极艰苦朴素。他是一个学者,一个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苦行家。十月革命后写过《西伯利亚游记》,翻译过俄文小说《六尺地》等。在上海,同当时朝鲜的革命党人、印度的革命党人都有来往;曾担任《大韩独立新闻》的记者。景梅九(定成)是与张墨池翻译过若干著述的合作者。张墨池同王葆真熟识、要好。在保定,张墨池、张电池两兄弟建立了一个“保定兵丁贫民共产团”的组织。北伐失败后,张墨池被桂系请到广西去了。一说成立于1920年2月—3月初之前的支那共产党,由真理社等无政府主义团体组成,领导人为张墨池。 依据季方口述,其中有《张墨池与兵丁贫民共产团》一节,全文是: “前次(指1919年——引者)来上海结识的张墨池,是一个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苦行家。保定人,四十多岁,生活极艰苦朴素。他是一个学者,十月革命后写过《西伯利亚游记》,翻译过俄文小说《六尺地》,同当时朝鲜的革命党人、印度的革命党人都有来往,有时约了我一同去看他们,都是很穷苦的。我因不谙外语,没有和他们发生密切深厚的关系。张墨池介绍我去卖朝鲜革命报纸,卖得的钱全归我,不须向报馆交钱,但销量不大。同时我还看到张墨池、张电池昆仲有一个“保定兵丁贫民共产团”的组织,我也就依样画葫芦地搞了一个‘江苏兵丁贫民共产团’。这事在刘仁航讲习所学习之后,进俄灾赈济会之前,大约1919年吧?当时我还不懂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只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要破除;而且我相信,要消灭私有制度,只有实行共产主义。而要破除私有制度,只有从兵丁、贫民着手——有钱的人怎么会愿意‘共产’呢?只有兵丁、贫民这两种人最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实行。但社会主义怎样实现?我不懂阶级本质、阶级斗争、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主观上向往。而且并没有实际的组织,只有张墨池弟兄及六不如、洪罗漫等几个人赞成而知道罢了。作了些发传单、寄小册子的宣传活动,并没有收到什么反应。在南京‘乐天书馆’时,我还把‘兵丁贫民共产团’的小册子卷好,从墙外扔到兵营里去,也不晓得有没有人看。南京没有印刷基础,是在上海发动的,我们联合行动。北伐失败后,我回到上海,张墨池还在。桂系请他去广西,他去了,当时一般人对广西印象较好;但我不愿去,从此失去联系。俄灾赈济会是因为那时正值苏联1918年大灾荒之后,王葆真同情苏联,主持‘俄灾赈济会’。他是国民党老人,解放后参加民革,享年九十余岁。张墨池同他熟识要好。我因这个关系,也半尽义务地吃了好几个月的‘救济饭’,向上海各界宣传救灾恤邻的道理,以募集捐款。”(季明《父言录》十三) “那时我的朋友都是住亭子间的,“往来尽白丁”,“箪食瓢饮”“衣敝緼袍”,像张墨池,完全是一个苦行家。”(季明《父言录》十六) 李少兵的《微言寻变——民国时期佛教革新派论社会与社会主义》(《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对张墨池的新村思想有详细的论说。张墨池认为:新村主义与政治毫无关系,并且是反政治而行之的。“欲改造社会,非先使改造者离开旧日陈腐恶浊社会,非另有一种新组合,使改造者游息其中,进退自如不可。”“政治是空的,新村是实的;政治是退步的,新村是进化的;政治是消极的,新村是极进的;政治是治人的,新村是不治人的;政治是吃人的,新村是生产的;政治是死的,新村是活的”。新村是平民的,是民治的。新村里的事,如整理村务、村民会议、消费组合、协力组合、生产组合、图书馆公园“差不多十之八九,都是平民自治范围以内的事情”。这些都还是平民自治的初步,在此基础上,还要把人生哲学、人生艺术以及宗教、科学等引入新村中,提高村民的素质、能力,进一步把新村办好。提出了自己在中国贯彻新村主义,实现新村主义的主张。(引文见张墨池:《新村的说明书》,《佛化新青年》,第1卷第7号,1923年10月10日) 已知张墨池著译作品有: 《复活》(俄)托尔斯泰著,张墨池、耿济之译。1920年《新湖北》第3号 《新村的说明书》,张墨池。载《佛化新青年》第1卷第7号,1923年10月10日 《儿童的智慧》(俄)托尔斯泰著,张墨池译。北新版。 《佈罗斯谷夫斯嘉》 (俄) 托尔斯泰著 张墨池译 《人生哲学》 张墨池著。上海新民社 《人格》 (印度)泰戈尔著,景梅九、张墨池译。1924年光明书局 《散雅士》(印度)泰戈尔著,张墨池、景梅九译。上海新民社1924年版 《家庭与世界》(印度)泰戈尔著,景梅九、张墨池译。1923年初版,上海泰东图书局1929年三版 “1923年,景梅九(定成)在北京主办《国风报》附张的《学汇》,内容有一半是宣传无政府主义。保定张墨池奔走南北,伪装基督教徒做掩护,宣传无政府主义,编印了几种小册子分装。这些都不是继承晦鸣学舍与《民声》的。”(陆丹林:《从刘思复谈到晦鸣学舍、心社和<民声>》,《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五辑) “这里所渭“以个人身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革命者”,当指那些在中国尚未存在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下,个别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较早与苏俄、共产国际来华人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在后者的指导、帮助下从事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和政党的活动(注:笔者认为,这些人除了上述的李大钊、张太雷外,至少还有黄介民、张墨池、姚作宾、姜般若等,他们分别是“东方共产党”(前身为“大同党”)、“支那共产党”以及与之有关系的“真(理)社”的负责人。详见拙文《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和《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真(理)社兼及其他》,分别载于《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和2002年第1期。)”(李丹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起源》,《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李丹阳,刘建一在《英伦航稿--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密使考》一文中说:“波波夫的一个中国朋友是张墨池,又名张明权、张民权、盛国成。此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又是社会党党员。他翻译、撰写了多篇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文章。张在1921 年9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的宣传性文章《俄国西伯利亚革命前后的观察》中说自己1917年春曾赴俄,并于俄国革命前回国。但英国档案记录了张的一段令人有些难以置信的供述。他说,几年前他因参加一次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会议,在返程途经莫斯科时逢俄国革命。从那以后,他就主要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为苏俄工作,现在还很难判断哪个叙述更可信,如果后者为真,那么张1918年就很可能是从苏俄归国的,而不是什么留日学生。那么他与波波夫就可能是合作的关系。但在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笔者不敢枉加推测。张1921年去俄的遭遇让人对他是否与布尔什维克关系有那么密切产生了怀疑。尽管他携有契切林的密码介绍信,仍然在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遭到冷遇。其原因可能是他不改无政府共产主义信仰而被指为假共产党代表;或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在中国支持什么人的问题上有分歧,并排斥与他关系密切的高丽共产党上海派之故。”(李丹阳,刘建一:《英伦航稿--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密使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对该文提出的“张墨池,又名张明权、张民权、盛国成”,史学界并未认同。 “1920年6月的一天,约六十人在该校听留日归国学生、世界语学者张墨池讲演‘自由的价值’,同时放映幻灯来加以说明。他讲道:中国工人目前不幸的状况实肇因于资本家的压迫和缺乏自由。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工人现在已经取得了与资本家平等的地位,但他们是经过了顽强斗争才获得这种地位的。如果中国劳动者要改善自己的境遇,就必须推翻资本家。如有必要,应当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从事这样的斗争。平民如果不流血就永远不会得到象样的住房、教育和衣物。配合讲演内容的幻灯片有俄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社会主义领袖的照片,德国和俄国工人们的住宅等。这个讲演内容和放映的幻灯片画面使听众感到耳目一新。”(李丹阳,刘建一:《英伦航稿--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密使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在李丹阳的《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真(理)社兼及其他 》一文的注释中,还有:“《大正九年(1920年)正月三十日驻厦门领事藤田荣介致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函》。该函报告,不久,漳州出现许多从上海输入的书籍杂志等,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书占多数,这可能是上海的苏俄代理人所为。比如,在上海为苏俄工作的李泽洛维奇就曾通过他的中国朋友(可能是张墨池)把从英美收到的部分社会主义宣传品送到漳州 。” 李丹阳 刘建一在《一个“安那其布尔什维布克”的悲剧》一文中,几乎使用了同样的文字来叙述张墨池与斯托帕尼的关系: “1920年6月的一天,约六十人在该校听留日归国学生、世界语学者张墨池讲演‘自由的价值’,同时放映幻灯来加以说明。他讲道:中国工人目前不幸的状况实肇因于资本家的压迫和缺乏自由。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工人现在已经取得了与资本家平等的地位,但他们是经过了顽强斗争才获得这种地位的。如果中国劳动者要改善自己的境遇,就必须推翻资本家。如有必要,应当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从事这样的斗争。平民如果不流血就永远不会得到象样的住房、教育和衣物。配合讲演内容的幻灯片有俄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社会主义领袖的照片,德国和俄国工人们的住宅等。这个讲演内容和放映的幻灯片画面使听众感到耳目一新。” “人们可能会感到困惑不解的是:陆式楷、张墨池、郑佩刚、胡嘉廷等这些信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世界语学者怎么会为布尔什维克工作呢?” “1920年5月1日的“上海世界劳动纪念大会”是初步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首次联合举行的五一庆祝活动。发起这次纪念大会并联名发表拟在‘五一’集会上宣读的‘答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工界七团体中,有斯托帕尼协助建立的‘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与他接触密切的张墨池曾不顾一切地在现场演讲,表现得非常突出。”(《百年潮》2003年第3期) 尽管如此,断定张墨池和张民权是同一人,其依据还是不够充分的。在无政府主义者抱朴(秦涤清)的《赤俄游记》里也提到的,在赴苏俄路途中的碰到的一个叫张民权的人,此人还未到莫斯科(实际他在伊尔库茨克逗留了三个多月,几乎不能去莫斯科) ,“就写了许多通信给报馆,胡乱鼓吹了一阵,末尾写是莫斯科发的,他说好在总要到莫斯科的。”(抱朴《赤俄游记》第17页,北新书局 1926年2月初版)这应是一个真正叫做张民权的人,而不是张墨池。 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也提到了张民权,说他是“五四时期活动于上海、福建、南洋一带的世界语主义者。他的赴俄‘是各处抱改革中国的青年聚会时,由一部分推举的,预备参加国际第三大会’,于1921年6月由上海出发,经伊尔库茨克来到了莫斯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113页) 在注释【176】中写道:“张民权(号美真)是活跃于五四时期的世界语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他的名字屡屡见于报端,但其生卒年及籍贯(一说是湖南人)等不详。综合各种资料,其主要活动如下:他是成立于1918年的留日学生救国团的干部,1919年春为了进行救国宣传从上海赴广东、南洋,1920年2月回国。3-4月在福建漳州宣传无政府主义,4月20日被陈炯明拘捕,后退避上海。在上海,与世界语学校新华学校有关系。1920年10月,作为活跃分子,在上海各类团体中露面,出席工商友谊会的成立大会等。后于1921年6月得其他同志的资助从上海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大会。据说他自莫斯科回国后不久即去世。”(《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147页) “另外,有的记录载,张民权是广东五华人,1921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曾在国共合作下的的广州,后留学苏联,1949年以后再台湾。不过,两位张民权不是同一人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148页) 石川祯浩提到了李丹阳、刘建一的文章中认为张民权即张墨池、即盛国成,但未表示赞同。
无政府主义者在广东活动的一鳞半爪 http://www.dayoo.com/http://www.dayoo.com/ 2010-08-04 17:12来源: 广州政协文史网友评论?(0) 文/郑佩刚 配合越南爱国志士的一次义举 1924年6月19日下午,广州沙面发生一宗反帝的壮举,就是越南反帝爱国志士范鸿泰暗杀法帝国主义驻安南总督马特兰的英勇行动。那次行动是在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大力协同配合下进行的。安南爱国党人痛恨故国沦亡,成为法国殖民地,同胞为牛为马,遭受异族鞭挞,无时无刻不思光复故土,当时越南爱国志士潘是汉著一书名《无乎帝乎》,痛述亡国之惨状,激发同胞奋起革命。我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后,更鼓舞了他们对革命的信心。 1913年以师复为首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存善东街8号(今11号)设立“晦鸣学舍”时,安南革命党人就常来学舍与师复等彼此就两国革命问题和社会科学思潮进行讨论和研究斗争方法;师复并教他们制造炸弹。当时安南反帝爱国革命志士中有不少是无政府主义者。 1924年法国驻安南总督马特兰路经广州,住在沙面。马特兰是双手沾满殖民地人民鲜血的头号杀人犯,安南人民复仇的怒火早欲将他惩戒。潜伏在广州的安南革命党人经研究后,认为大好时机,岂可放过;但力量有限,人地生疏,大感困难,遂请求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支援。同志们本着革命不分彼此的国际主义精神,决定由黎昌仁、李占标、叶楚沉、李少陵、叶镇良等配合行动。他们把安南同志范鸿泰安顿在惠爱东路叶家祠内。联络员是一姓赵的。当时由黎昌仁动手制造一约10磅重的炸弹,弹壳部分是由机器工会骨干分子罗组打造的。炸弹制好后,派人探悉敌情,知于某日有一批法国大资本家和中国的买办洋奴在沙面西桥脚的域多利大酒店(即今之胜利大厦)大排筵席公宴马特兰。在开席前,范鸿泰同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国青年叶铁良,两人都穿着笔挺的西服,神气十足,俨然贵宾模样,从东桥进去,到达域多利大酒店,从容入座。叶铁良是作为范的助手的。李占标、叶楚沉等则在西桥脚山泉茶楼放哨。另有一批人驾一小火轮在沙面南堤岸接应。主客正当兴高彩烈,举杯相碰时,说时迟,那时快,范鸿泰即从手提箱中取出一枚烈性炸弹向首座掷去。轰然一声,炸死7人,伤10多人,全场鸡飞狗走。可惜罪魁马特兰没有死掉。范鸿泰掷弹后在骚乱中夺门而出,预定计划,本应走向堤岸,那边有人接应,但他急忙中又不识路,竟行往西桥,后面有人追赶,西桥闸门又已关闭,他只有跳下河,致遭灭顶,壮烈牺牲! 事后同志们收骨葬之于黄花岗对面山麓。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表扬忠烈改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内。忠魂浩气,永垂不朽。李少陵作《范鸿泰烈士传》,有单行本传于世。中山县的“互助读书会”和《铁声日报》 中山县境濒海,地接港澳,清末民初时,无论西洋东洋的新思潮,这里都是首先受到熏染。邑中青年教师郑志昂早已受无政府主义洗礼,于1920年集合一班青年知识分子,组织一“互助读书会”,研究无政府主义;又另设一书报贩卖组,代售当时流行的新书报,如《无政府主义讨论集》、《进化月刊》、《奋斗月刊》、《劳动杂志》、《每周评论》、《新青年》等。郑志昂住在石岐东门月山里,家里每日除熟人上门买书外,还有许多人从各处来信以邮票代款索购书刊。广州当局发现郑志昂贩售违禁书刊,即密电石岐县政府按址缉拿。不料电报弄错了门牌,竟搜查到月山里头黄椒升家里。黄椒升是清朝遣老。辛亥革命时,他的世侄郑彼岸拿剪刀为他剪辫时,他双手捧头,苦苦哀求:“世侄!咪搞!咪搞!”(意即别乱来)这样的腐朽人物,当然不会传播激进思想的。搜查一无所获。郑志昂听到风声,即避往濠头乡,半月后才回家。当时石岐某日报曾载有过激党在石岐组织机关,图谋不轨的报道。郑志昂经常和“新青年社”通讯。我所记得的在《新青年》某期上曾见过他的一篇论早婚之害的文章。 石岐有一间《铁声日报》是一些进步人士创办的。郑志昂是创办人之一。不久,由他推荐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浪鸥作日报主编。浪鸥同另一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蒋爱真曾在暹罗编《暹京日报》。浪鸥与郑志昂因通讯结识,后浪鸥以过激言论,被暹罗政府驱逐出境,流落广州,郑志昂招之来石岐主编《铁声日报》。初来时以犀利的笔峰,对反动政权,大肆抨击,《铁声日报》大受读者欢迎,销量日增。可是不久,浪鸥变质了,对前所抨击之反动政府歌功颂德,对中山县陈县长拍马奉承。蓢尾乡的无政府主义者 中山县四区蓢尾乡村人陈述尧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信徒。早年为生活所迫,往美国三藩市做工。他之所以信仰无政府主义是由于结识了郑彼岸,受其影响介绍所致。陈述尧在工厂中联合工友组织工会,同美国工人一起参加罢工运动,示威游行,并经常募款支援当时国内出版之无政府主义刊物如《民声》、《劳动》、《进化》等,且极力向海外侨胞推销。 1932年前往西班牙参加西班牙革命,失败后回国,途经上海,无政府主义同志曾隆重集合欢迎。这个国际主义战士返抵故乡后,继续热心宣传无政府主义。一面务农,一面任蓢尾乡小学校长多年。每年逢五一国际劳动节,他都集合本校职工、学生和农民、工人开会热烈庆祝。明目张胆演讲工人运动问题、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和芝加哥七位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为争取人民民主自由权利而殉难事迹。地主豪绅和资本家对他极之顾忌,常欲陷害。但陈述尧甚得群众爱护,他们不敢明来。某次夜间有暴徒两人,闯入学校,迫陈去野外,痛打一顿。 陈述尧于1941年因病去世,石岐教育界开会追悼,郑彼岸、郑道实均往致祭,《中山文献》曾出《陈述尧专号》。关于迪克博和AF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一文第九段所记迪克博在广州组织无政府主义者同盟一事,近晤老友谭祖荫,他说所述不太翔实。当年迪克博在广州活动情况,我是在上海听人讲述的,事隔多年,回忆不负差错。谭老当时在广州,而且和迪克博打过交道。现就把他所回忆的情况,介绍如下,以此更正。 谭老说:1920年迪克博来广州是李少陵从上海带引来的。迪克博一到就找着梁冰弦、黎昌仁、范天均、梁一余和谭祖荫等人,交换意见。他们对这位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来的同志,当作亲兄弟般热烈欢迎。即由梁一余为他在财厅前光光眼境店三楼租到一住所。他还带有爱人和一个孩子,并携带许多外科医疗器具。他除讲俄语外,还识英语、德语,以德语最为流利。他到广州后向德国领事馆登记。在住所挂着德国迪克博医学博士招牌。当时谭祖荫在女师教书,住在德政路,差不多每天都顺道到他住所谈天,有时并任英语翻译。时间一长,便发觉迪克博作风不好,不是真正的同志。他很狡猾,有流氓派气味,领袖欲很大,常以老大哥自居。 某次在他寓所集合了几十位无政府主义者开会,由迪克博提议,拟组织一无政府主义者同盟(Anavch Feder atien)代号“AF”。提出章程和组织机构,有誓词、徽号、手语等,十足是一套秘密会社的勾当。当提出时,梁冰弦首先反对,说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若要定章程、宣誓,以少数人之意见,强制多数人执行,实非无政府主义者所应有。梁冰弦发言后,谭祖荫随即附和,其余各人都纷纷表示:无政府主义者只有自由聚集,不必有固定之组织。结果不欢而散。自此次会谈分裂后,我们同迪克博日渐疏远。 1922年,广东机器总工会一班骨干分子和另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王思翁、郑真恒等在朝阳里组织真社,觉得AF的那套做法不错,全盘将之接受过来,加以推广,并发刊《春雷》月刊,作为AF机关报。同时上海方面无政府主义者也跟着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者同盟。不过当这个AF推行时,迪克博自己离开,单独去进行政治活动了。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时,孙中山避难于白鹅潭永丰舰上,有一姓陈的国民党员托迪克博带一信与孙中山。因他是外国人,出入比较自由,孙中山又托他带信给驻扎在乐昌之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迪克博本想约谭祖荫为伴经三水前去,但谭因学校事忙却之,后同该姓陈的,特租一电船前去半途遇贼劫,他很机警,急将孙中山先生之信藏一长统水靴中,将靴抛在岸边,土匪搜他身上没有什么值钱东西,才放了他。他把信送到许崇智手中,许很感谢他,赠给他500元。迪克博返广州后在伍智梅办的国民医院内窝身。一次为炸弹案入狱,陈炯明亲自审讯后无确据释放。 世界语运动——1947年在广州活动的鳞片 1947年,广州之世界语活动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推动之下重新活跃起来。恢复世界语学会,出版《绿波》世界语月刊(附在广州《中山日报》出版),举办世界语无线电讲播班、世界语暑期班等。在某些学校中(如霭文中学)还建立了较坚实的据点。 世界语原是波兰人柴门霍夫博士所创造的。他为了打破人类间隔膜的障壁,促进大同世界的实现,根据世界各民族语言的共同规律,制定了这个易学易懂、精确合理的国际共通语。自问世以来,各国人民踊跃学习,热心人士,大为推广,而最关切的是各国之社会党、无政府主义者。当世界语传到中国来时也给无政府主义者师复采用于所办之《民声》周刊上。在《民声》上特开一世界语栏,刊载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和世界语运动消息。 1914年夏,无政府党万国大会在荷兰开会,师复为“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起草致万国大会书中就有一条建议请正式采用世界语作为国际共通语来发表无政府党之正式文字。略谓“吾党在各国,言语不一,此为不能联合之一原因,窃谓宜采用世界语,以收语言一致之效。凡吾党正式文字,均以世界语为主,而各国语为辅。并多刊世界语印刷品,从事万国传播。此举不独收言语统一之效,且于东亚之传播有绝大关系,盖东方同志之谙世界语若颇多故也”。 几十年来,世界语运动在中国日益滋长。自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后,对于世界语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北京大学首先开设世界语专科,跟着其他各地学校或社会人士也纷纷开设选科或讲习所,尤以上海、广州为最热烈。出版的书刊,尚能记忆的有《LaMondo世界》(世界语学会之机关报,盛国成编,于1912年在上海出版)、《人道周报•世界语栏》(《人道周报》是中国社会党之机关报,1912年在上海出版,主编者是徐安真,盛国成助编世界语)、《民声周报•世界语栏》(无政府党机关报,1913年在广州出版,师复主编。广州出版时,许论博助编世界语,迁上海后盛国成助编)、《华星月报FineBryeto》(1916年在上海出版,盛国成主编,郑佩刚发行)、《中华世界语月刊》(1920年上海出版,Stoping、陆耀荣合编)、《绿光月刊•LaVevdaLumo》(1922年上海出版,胡愈之主编,郑佩刚发行)、《学生杂志•世界语栏》(胡愈之主编)。以上是刊物,教科书的有:《世界语全程》(盛国成编)、《世界语汉文字典》(熊子英编)、《世界语——汉文新字典》(无主编)、世界语读本(忘记编者)、《爱世语会议指南》(陆式楷编)、《爱世语初阶》(陆式楷编)、《爱斯不难读》(陆式楷编)、《汉识世界语》(忘记编者)、《世界语入门》(索非编)。 1947年7月14日,为世界语诞生六十周年纪念日。广州世界语同志假座四牌楼蔼文中学(后改称新民主中学,即今之解放北路35中学)开会庆祝。由中山大学教授黄尊生担任主席,演讲世界语诞生历史,杨景梅、梁一余均有演讲。并有一室展览世界语刊物、各国交换邮片邮票等。晚间在永汉路之哥伦布餐厅聚餐。 同年12月14日为世界语创造者柴门霍夫88岁诞辰,亦在蔼文中学开会庆祝。黄尊生任主席致祝词,蔼文学校学生唱世界语歌曲《希望》助兴。晚间与会各人在教育路九曜园聚餐。餐后由曹君(已忘其名)、冯明之、杨景梅等前赴广州市广播电台播出纪念柴门霍夫88周岁诞辰节目。广播节目全部用世界语向全世界广播。内容有:纪念会讲话、诗歌朗诵、歌曲等。我记得朗诵诗有《希望》,歌曲有《兄弟进行曲》、《曙光》等。此外还用粤语演说世界语之历史。是日附在《中山日报》出版之《绿波》世界语月刊特增刊纪念柴门霍夫诞辰专号。几个厌倦红尘之无政府主义者 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不少无政府主义者消极颓丧出家为和尚,我所识的友人中就有:乐天、林君复、陈哲梅、鲁哀鸣、李正方等。他们都觉得无政府主义的大同世界前途渺茫,倒不如木鱼清罄,了却余生为好。 乐天就是太虚,是近代中国鼎鼎有名的和尚,不但在中国一群善男信女中出尽风头,而在亚洲佛教界中亦颇有名气。他是浙江人,童年就出家。他的家世在闲谈中知道一些,不过年久,不太记得了。他很聪明好学,靠自己的努力,对佛学造诣颇深。他虽是和尚,但思想颇进步。辛亥革命,他曾在广州白云山之双棲寺策动革命。民国成立后,欧洲传来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相当蓬勃。这时他抛却袈裟,以西装革履姿态出现,改号乐天,同沙鑫(即愤愤)在上海法租界组织“社会党”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以与元亢虎之“中国社会党”相对抗。出版《良心》月报,极力批评江元虎的非驴非马之社会主义。二次革命时,白色恐怖笼罩全中国,袁世凯下令解散“社会党”,党员沙鑫被杀于通州。乐天仅以身免,再度出家,在宁波普陀山某寺做主持。三年闭关。1919年他下山在上海法租界愷自迩路长安里组织“觉社”宣扬佛教,又设立觉社出版部,出了不少关于佛教的书。有代表性的如:《哲学正观》、《订天演宗》、《破神执论》、《教育新见》、《佛乘导言》、《楞严摄论》等,又著有什么《佛教共产村计划》等等。有时在尚贤堂升座讲经,迷惑不少善男信女。达官贵人、豪绅富商都与往来,成为和尚政客。 乐天某年来广州,住在大佛寺。我们一班无政府主义者的老友前去拜访,适值他快要升座讲经。他殷勤招待我们,要我们多留片时,但切不可去看他弄把戏,因这些西洋镜瞒不过老友。我们许诺,催他快去,勿误法事。他一去后,我们便在门缝里偷看。只见他穿着黄橙橙的袈裟,双目紧闭,两掌合十,故作庄严,升坐在用鲜花扎成之莲座,在香花喷射、香烟缭绕中,受善男信女的膜拜。看到这种怪状,我们几乎忍不住笑出来。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他,不过在报纸上,常见他的大名。抗战时闻他病死于重庆。 林君复是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出生于官宦世族之家。青年时同刘思复、郑彼岸等东渡日本留学,同时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之同盟会,进行革命。返国后,1905年在故乡安堂乡创立“觉群小学”、“同仇女学”,邀郑彼岸相助。同仇女学,贴着一副门联:“同袍同泽,仇满仇洋”,见者骇然。觉群小学成立典礼时,香山县知事郑荣亲临观礼。拜桌不供皇帝万万岁牌,仅安孔子牌位,又令学生不行三跪九叩礼,以三鞠躬代之。郑荣无可奈何。因当时革命潮流高涨,山高皇帝远,隆都民风又向来不好惹的。 1910年林君复奉孙中山命在澳门南湾41号设立澳门同盟会支部,策动革命,参加辛亥三月廿九围攻督署之役、光复香山之役。并由他的妹妹林寿华、表妹黄文幹、女同志黄芙蓉乔装新妇,私运械弹。 澳门接近前山,该地驻有新军,他经常到那里作秘密活动,结识了管带任鹤年。辛亥九月间他同郑彼岸在石岐准备起义。郑彼岸在石岐活动,林君复则一人身怀手枪,到岐澳轮渡,威胁轮渡开往前山,接运前山新军前往石岐起义。香山光复时,广州方面仍在清廷统治下,他率香军向省城进军。功成后他没有做官,同刘思复、郑彼岸等搞无政府主义活动。刘思复在广州创刊《晦鸣录》(后改名《民声》)。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命滇系军阀龙济光入粤,《晦鸣》被查禁,晦鸣学舍被封。刘思复等转移到上海,把《晦鸣》改名《民声》秘密出版。 1915年刘思复在上海去世,林君复继任《民声》编辑,以嵩父笔名,发表文章。 君复虽是无政府主义信徒,但颇爱研究佛典,同太虚极友好。 1922年,他的爱人黄文幹因家庭纠纷,自溢身亡后,他更心灰意冷促成出家。他在清远飞来寺披剃,法号弼元。他穿僧服但内罩西装,虽在深山中做和尚,却常来城市。他的挚友郑彼岸有打油诗调他: 俗僧居山摆僧样,你却回家受尘障。 曾闻大隐城市居,你是人间大和尚。 1941年冬日寇侵占广州、香港,我避难澳门,生活无着,1943年春被迫流亡内地。我和他在望厦观音堂话别。观音堂适做佛事,清梵微微,间以笙笛,他一面听一面吹洞箫和之。他说梵音庄严而又恬静柔婉,佛教之所以吸引人,梵音亦一重要因素。从此一别,天南地北,音间梗塞。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听说他后来在惠州西湖某寺中圆寂了。 陈哲梅,广东东莞县人,和莫纪彭、林直勉、何仲达友善,辛亥革命亦曾冲锋陷阵。当师复搞无政府主义运动时,陈就热心参加,成为忠实信徒之一。 1922年,晦鸣学舍初成立时,开联欢会,因陈素擅风琴,曾请他奏曲。后来闻他因失恋断指,皈依佛法,拜虚云和尚为师,法号宽讓。1947年,我重见他于六榕寺佛教会,几不认识。那时他讲《心经》,又以风琴按谱教人念南无阿弥陀佛。 关于鲁哀鸣、李正方两人出家之事,已见《广州文史资料》第七辑,今不赘述。军界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亦觉得单靠个人行动、手枪炸弹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是不可能推翻旧世界的,所以也想到非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可。首先应在反动统治者军队中进行策动和争取工作。 1919年,广州某部驻军首长沈应时,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为人沉着机智,喜怒不形于色。当时沈部的兵力足以控制广州。司令部驻在越华路。我们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刘不心、梁一余等常到他驻的司令部或到小北宝汉茶寮开会,讨论关于开展无政府主义宣传、组织工会等工作。当时广州各工会多是在无政府主义者掌握下的。沈应时在开展工运方面也出了不少力。 孙中山建立之黄埔军校成立后,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前往投考。据我所知有李良荣、杨介克等。 李良荣当未考进军校时,住在惠爱东路叶家祠,由黎昌仁帮助补习功课。毕业后带兵以战功步步高升。1948年曾任福建省主席,罗致不少无政府主义分子去福建工作。他的秘书长郑真恒也是一个青年无政府主义者。一时福建各地无政府主义者麇集,颇形活跃。泉州还形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活动的中心。李良荣于1948年冬曾来广州,逐一登门拜访在广州的各无政府主义者老友,对梁冰弦、黎昌仁两人更为殷勤,亦有师生之感。李曾在惠福东街梁一余宅,邀请各老友,开了一次联欢会。当时广州某日报,对他不忘贫贱友,车笠交情,大为赞叹。 不过李良荣毕竟是蒋家王朝的犬马,对于当年推翻旧社会,打倒剥削阶级的信念早就见他鬼去了。 杨介克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没有带兵,没有发家。他未入军校前(约在1922年)曾和郭唯灭合编广州《现象日报》。军校毕业后仍操笔墨。曾一度作为陈炯明的代表去洛阳晤吴佩孚。逢人盛道吴玉帅怎样厚待,怎样曾给他一枚名贵玉戒指以为纪念等等。 他后来1938年住在香港贫民窟,贫困交迫,以旧报纸作卧具睡地下。曾发表一封万言公开信给他的军校老校长蒋介石,称介石老弟,训斥老弟一顿,又数宋美龄用牛奶洗身穷奢极侈的罪状。我多年没有听见有关他的消息了,不知他还在人间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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