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语博物馆,世界语博物馆

藏品展示

    世界语理想与弱势民族文学翻译

    编号: 0400174000230 藏品来源: 其他 捐赠人: -
    入藏时间: - 藏品完好程度: - 藏品级别: 未定级文物
    藏品年份: - 移交人: -  

        20世纪中外文学和文化的交往历史中,世界语运动作为一场波及世界许多地域的文化思潮,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以世界语(Esperanto)作为中介语的跨语际、跨文化实践活动,在一般的研究叙述特别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也极少涉及。但如果列出鲁迅、周作人、瞿秋白、茅盾、巴金、萧军、萧红、丁玲、王鲁彦、金克木、楼适夷、叶君健、钟宪民、孙用等这些20世纪中国作家和翻译家的名单来,也许会改变人们的看法。如果再扩大一点范围,这份名单中还应包括蔡元培、刘思(师)复、刘师培、吴稚晖、李石曾、胡愈之、陈原等现代文化人士,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尽管与近现代中国的其他社会文化思潮相比,这一运动曾经发生的影响程度和波及面比较有限,但在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史上,则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现象。大而言之,它涉及中国现代哲学、语言学、文学和新闻出版等领域,具体到文学方面,它对于中外文学关系和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清理,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起源及其特性的追问而言,也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域。当然,完整地探讨世界语在现代世界、甚至是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的意义不是本书所能胜任的任务。本章只就中国20世纪上半期,以世界语为中介语言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中,特别是在对于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展开论述,以期探讨其作为一场语言运动和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所产生的影响。

        20世纪中国数量庞大的外国文学中译作品中,以原文直接移译至汉语者当然占据多数,其中,作品的原文和翻译中介语言都是英语的占有绝对多数,其次为俄语、日语,再其次是法语、德语。但同时(不管原文为何语种)通过第三种语言转译的现象也十分多见,最突出的是经过日语之中介对欧美文学的译介。这主要取决于当时国内介绍者引入外国文学资源的迫切心情和译者所掌握外语类别的限制,另外也与其他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注重对欧美文化和文学典籍的系统介绍,从而在日语系统中拥有数量庞大的西方文化典籍和相关资料;二是近代以来中国留日学生数量众多,知识分子群体中掌握日语的人数不少,加以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人员往来和获取图书报刊资料相对便利。因此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大量西方文学作品都是以日语作为翻译中介语言的。这种通过第三种语言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既是一种迂回的摆渡,也是一种双重的文化信息过滤,它必然会带来这种中介语言和其所在国家的时代文化思潮的某些特征。而在这种借助于第三国语言介绍某外国文学的现象中,通过世界语作为中介而进行的中译活动,却又显得与众不同。因为世界语并不是某一种民族语言,而是一种人工创造的世界辅助语。如果说,前者如以日本为中介的欧美文学翻译实践中的日语,在对外国文学中译的跨语际、跨文化实践中带入了日本语言所属的民族文化特征,并难免受其在当时发生的文化和文学思潮影响的话,那么,世界语作为外国文学中译的中介语言,情况要更加复杂一些。虽然在世界语的之后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具有某种历史传统的民族文化作为背景,但是,世界语作为一种人工语言所包含的理想传统及其广泛性影响,同样对这种跨语际、跨文化的译介实践带来某种程度的影响,至少它的复杂性并不比前一种情况低。可以说,它是20世纪(特别是上半叶)弱势民族文学中译实践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作为跨语际、跨文化实践的 20世纪外国文学中译活动之一部分,以世界语为中介的译介活动同样承载着特殊的文化内涵。这种特殊性,一方面缘于世界语运动本身,包括它的原初理念和作为一种国际性的语言文化运动的历史展开方式。在世界语的起源和流播的过程中,它原本所具有的文化理想,在它所经之处、所具有的文化背景、所携带的思想与文化思潮信息,都与具体的文学与文化译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对中国文学带来了相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决定于所译介的对象本身。在20世纪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实践中,世界语及其相关活动有着比较特殊的地位,因为,在以世界语为中介的外国文学中译作品中,大部分都是弱势民族的文学,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期更是如此。不过,在如此大量的外国文学中译作品中,到底有多少作品是从世界语转译,或者直接译介自世界语创作,现在还无法做出完整精确的统计。也许与外国文学中译的整体相比,这一部分的数字只占很小部分。但如果从它所曾产生的文化影响角度来看,尤其是,如果不是将翻译看作一种机械地寻找语言与文本的对等物,而是看作一种跨语际、跨文化实践的话,其所隐含的意义就不容忽视了。而作为一种文化和语言运动的世界语运动,与作为一种翻译中介语言的世界语文学译介,这两者在20世纪的中国语境中又有着特殊的关联,它在某种程度上典型地体现了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及其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在20世纪中国跨文化交往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正如刘禾博士在她的《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基于译入语的文化和文学的立场,对于中外跨语际、跨文化的文学翻译实践的探讨,既不能限于作为译介结果的中译本,也不能忽视译本的存在而简单地返回(外语)原文,直接从原文讨论跨越中外文化界限的文学异同和文学影响问题。如果这样,那就轻易地放过了在两种文化背景交互接触之下的语言与文化的转换过程。而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跨语际、跨文化的翻译并不是两种语言间完全等值的转换,相反,这种在实际转换实践中被认可而一般译者习而不察的那一系列等值关系——它的最明显的固定物就是各种各样的外汉词典——只不过是历史地形成的一种等值假定,而这种历史的形成具体过程,恰恰包含了中国文学(及其文化、历史等因素)现代性的发生。实际上,这种跨文化的语际实践是一种文化经验对另一种文化的表述、翻译或者阐释的服从,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是一个充满文化冲突和紧张关系的实践场所。因此,对于跨语际、跨文化实践的文学翻译活动而言,中介语言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一点在以往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也就是说没有将这一因素上升到有意识的层面加以分析,没有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和关注,更没有被认真地探讨。

     

    第一节:国际世界语运动及其理想在中国的传播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其题为《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的文章中曾提到一位十七世纪的英国学者,这位异想天开的约翰•威尔金斯(Johan Wilkinson1614-1672),兴趣广泛,涉猎神学、音乐、天文、书写密码等多方面的研究,曾任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的院长,他的头脑里经常有些稀奇古怪的妙想,并著有《论现实文字和哲学原理》一书,书中把万物分成40大类,再在这40类中依次细分,企图通过一整套符号体系给世界命名,同时也发明一种超越于各种不同语言之上的世界通用语言。这种基于数字或符号的严格逻辑系统来建造精确的人工语言,这想法最初来自于哲学家笛卡尔,也即发源于西方哲学传统内部把世间万物分门别类的欲望,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古老欲望的延续,巴别塔(Babel Tower)的神话在西方文化中有着人类“原罪”般古老的历史,同时也见证了人类企图统一语言进而统一世界的古老的乌托邦理想。企图通过人工方式创制一套通用语言,即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语,以利于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破除语言的障碍,方便地相互沟通,尝试实现这种梦想的努力在语言学历史上已经有无数次了。仅自17世纪以后的西方历史中,就出现过500多种人工国际语言方案。而后来在中国直接称为“世界语”的埃斯泼朗多(Esperanto),只是这500多种人工国际语言方案中最终留存下来的极少数国际辅助语之一。 

    世界语作为一种在西方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人工语言,其萌芽和产生,以至最后在全球一定人群中具有相当规模的影响,都有着具体的思想和文化背景。自从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D-ro L.L. Zamenhof1859-1917)1887年创立世界语以来,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语作为一项语言和文化活动,尽管参与的人数始终有限,但却几乎遍布了世界各地,成为世界现代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与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长期形成并自然演化而来的方言和民族语言相比,世界语作为一种近代人工语言,其诞生就包含有内在的理想色彩。它是一种典型的与上帝分庭抗礼的行为,是对人类的“巴别塔”宿命进行抗争的行为。作为一个波兰的犹太人,柴门霍夫生长在波兰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这里也是犹太人受压迫最深重的地区。因此,消除民族敌视与隔阂,建立人类博爱的大家庭,是他发明世界语方案的最原初精神动力。这种理想主义色彩,集中体现在后来被世界语者组织称为世界语主义(Esperantismo)的表述中。1905年在法国波洛业召开第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时所通过的著名的《世界语主义宣言》(Deklaracio pri Esperantismo)所归纳的五条内容中,就包括了绝对中立、绝不干涉人民的内部生活、也决不排斥现存各种国语、拒绝有关这个语言的一切特权等等运动主张,明确地以“人类一员主义”作为世界语的内在理想。尽管这一原初理想在一开始是以中立性的面目出现,但其中已经明显包含了对民族和语言强权的对抗成分和对于弱势民族境遇的同情因子。其在之后近一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动荡和国际性传播过程中,它与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思潮关系密切,又几经变化,演绎出许多曲折的变奏,在精神内涵上充满了各种内在的紧张和矛盾。

       世界语在其诞生后不久即被介绍到中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参与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几乎与世界语运动本身一样长。在这一段并不短暂历史时期里,世界语在中国现代文化中不仅在语言、文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渗入到思想、文化、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并一度作为体制化的语言教育规范,从而在思想观念和语言文字两个方面,同时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反过来,对于世界语运动而言,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也已经汇入到这一国际性文化潮流中,并将不同时期的某些中国文化因素带入其中,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改变了国际世界语运动的演化轨迹。

    作为一场国际性的语言文化运动,世界语在国际间的流播又与不同历史时空的其他社会思潮和文化传统相牵连。其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它与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关联。这种关联,既取决于世界语理想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某种亲合性,也与世界语运动发生的具体时代文化背景有关。早在19世纪40年代,无政府主义思潮在法国和德国兴起,相继出现了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和施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的“无政府主义”,之后这一思潮又传播至俄国,先后出现了六、七十年代的巴枯宁(1814-1876)和八、九十年代的克鲁泡特金(1842-1921)两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股社会思潮也波及日本和中国。而世界语的诞生并传播的过程,正是无政府主义盛行之时。事实上,世界语的内在理念尤其受俄国无政府主义影响很大,因为当时正是俄国无政府主义兴盛之际,虽然无政府主义所提倡的以暗杀等暴力手段抵抗国家政权的思想与柴门霍夫原初设想相抵触,但很显然,在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设计方面,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个语言的影响是很大的。(它)给世界语以特殊的精神,给运动以一种特有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贡献最多”,正是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俄国世界语者,“对这个事业中促成人间友爱方面的继续坚持,在各国世界语者间,创造了那个十分美丽富有诗意的情感,这个情感,稍后,人们就叫做‘世界语主义内在理想’” 

        据现有资料的记载,最早将世界语传入中国的可能是俄国人,而且,北方的哈尔滨和南方的上海可能是中国最早传播世界语的城市,时间大约是在19世纪末,至今有110多年了。而世界语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同样与无政府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这除了上述的这两种运动之间在内在精神上的渊源关系外,还与世界语传入中国的具体渠道有关。20世纪初期,世界语几乎同时通过中国赴三地的各种留学生以及其他访问者,从俄、日、法等三个渠道传入中国,而在这些当时世界语运动十分活跃的国家里,无政府主义思潮恰恰都十分兴盛。这样,世界语运动与无政府主义思潮进入中国之渠道的重合,又加重了两者间发生连带关系的因素。事实上,中国早期的世界语介绍者和实践者,大多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正是直接是从这些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学习世界语的。比如刘师培、张继等上世纪初的留日学生,正是通过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1885-1923)而学习世界语。1907年留学法国的早期世界语者如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张静江等,也都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其后来者包括卢剑波和作家巴金等。此外还有蔡元培、刘师复、区声白、黄尊生等世界语者也同时是无政府主义信徒。

    另一方面,从作为接受者的中国文化传统来看,无政府主义思想追求那种无强权、无约束、人人绝对平等的理想,与世界语理念中的内在关联部分,又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大同理想”有着某种亲和性。中国文化中自孔孟以降就有“大同理想”的传统,到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中更直接地提出了“全地球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的统一语言的主张。这样,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将传统的“大同理想”与无政府主义理想相结合,又在柴门霍夫的“人类一员主义”思想中找到了共鸣。所以,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世界语者身份的交叉重叠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在1920世纪之交世界语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第一批世界语的传播者和拥护者还不仅仅限于那些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此外还包括了“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甚至包括不持什么主义只是朦胧地憧憬某种大同社会,追求着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思想者”  等具有各种思想背景的文化人士,即使上述所列的那些名字,他们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其实也并不那么“纯粹”。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都具有社会改革家的理想,都希望摆脱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衰退羸弱局面。特别是当与中国弱势民族的地位和反抗强权的普遍意识相契合的时候,他们似乎更在那位波兰医生的理想设计中找到了某种思想的共同点。柴门霍夫在1905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说道:“在我们的大会上,不存在大的民族和弱小的民族;也不存在有特权的民族和无特权的民族……我们的大会为全人类真正的大同做了贡献” 。这种与民族处境相结合的思想和实践情形,几乎在以后的每个时期都有相应的体现,它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而且在语言文字变革、文学思潮和文学翻译等层面都有相应的展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和世界语本身,折射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某种批判现实、反抗外来强权、建构民族国家和改造社会的情感和理想。

    五四运动时期的世界语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工具——被当时的知识界所接受的。《新青年》杂志曾发起关于世界语的长达三年的论争,陈独秀、胡适、鲁迅、吴稚晖、钱玄同等新文化人士都参与了这场讨论。其中陈独秀的看法最有代表性。其实,早在1914年,陈独秀就表达了学习世界语的急迫心情,因此,在五四时期的那场争论中,他赞同陶孟和的“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的观点,认为世界语正是通向这个世界大同的“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他认为,“语言如器械,以利交通耳,重在一致之统一,非若学说兴废有是非真谬之可言” 。之后不久,在回复钱玄同的公开信中,他的这种工具论的语言观似乎有所转变,认为:

     

       “世界语犹吾之国语,谓其今日尚未产生宏大之文学则可,谓其终不能应用于文学则不可。至于中小学校,以世界语代英语,仆亦极端赞成。吾国教育界果能一致行此新理想,当使欧美人震惊失措。且吾国学界世界语果然发达,吾国所有之重要名词,亦可以世界语书之读之,输诸异域,不必限于今日欧美人所有之世界语也” 

    陈独秀在这里所说的在中小学以世界语代替英语作为外语教育一事,后来蔡元培执长中华民国教育部和国立北京大学时,曾力图付诸实施。这位现代中国的第一位大教育家曾经多次做出推广世界语的重要举措,尽管并没有完全如愿,但对于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历史而言,都是值得特别书写的一笔。1912年作为中华民国教育部长的蔡元培曾下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1917年他在执掌北京大学时,又决定在中文系开设世界语选修课;1921年,他又向全国教育联合会议提出了将世界语列为师范学校课程的议案,并在其努力和促成下获得通过;1923年他还创办了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等等。经过那些早期世界语者的努力,世界语的推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结果是,自1911年沈阳(奉天)开办世界语学校到20年代末,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江苏、浙江、台湾、香港,乃至山西、陕西等省份,都先后成立了各种世界语学会和世界语学校,学习世界语的人数剧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初期中国的倡导和学习世界语,几乎是与新文化形影相伴的。

        30年代,中国的世界语运动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各种世界语团体已经遍及全国各地的一些中小城市,世界语学校或学习班更是多如雨后之春笋。同时,随着国内政治文化形势的变化,世界语运动也与蓬勃兴起的左翼文化和文学运动密切相联,“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 正是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列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分支机构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世界语开始被用于国内外抗战信息的传播,“语联”也因此转入地下,其公开的机构是“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同时出版《世界》杂志,这一组织一直坚持到1936年才解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语联”应时提出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更直接地将世界语运动引入民族解放的革命整体之中 

    另外,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与中国现代的文字改革运动的结合,更是 20世纪上半期中国语言变革史中的突出现象。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建构新的民族语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时代文化课题,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努力,在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中最终显示了其长久的生命力。但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中,特别是在旧的语言被新文化斗士所否定,而新的语言还没有成型和站稳脚跟的时候,汉语的未来面目曾经是那样扑朔迷离,而新文化运动者曾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设计方案,而被称为“万国新语”的世界语,也是这诸多方案中的一种。钱玄同、吴稚晖等人提出了将世界语替代民族语言的激烈主张,这在全球世界语运动史中是少有的现象。虽然这种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极端化的主张在当时就引来各方批评,并很快从主流文化空间中淡出,但世界语理想在中国语言文化变革中远没有丧失其历史作用。一直到30年代,世界语的理念及其拼音化的语言文字模式仍在汉语文字革新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不过它已经被施于进一步中国化,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在汉字拉丁化运动中。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即许多世界语者都参与了汉字拉丁化运动,而汉字拉丁化运动所提出的大众化、拼音化和拉丁化主张,正与世界语特点和理想相通  

     

    第二节:以世界语为中介语的弱势民族文学译介

     

       世界语在跨语际、跨文化实践中的功能意义,除了体现在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和语言文字变革等领域外,对中国新文学也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它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构成过程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如上所述,20世纪早期的那些世界语运动倡导者们的主张和活动,主要还是限于政治和社会革命的领域,一般并不与文学运动发生直接关系。不过,世界语在中国现代思想的演进和现代文化的构成方面还是起着特殊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对于中国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的形成均具有潜在的意义,这种意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日渐得以显现。

       它的表现之一,就是许多新文学作家都先后积极参与世界语运动当中。比如,鲁迅曾担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的董事,并讲授《中国小说史略》课程;周作人于1923年担任北京世界语学会会长;瞿秋白、茅盾等20年代初在上海大学执教时,积极提倡世界语,而作为上海大学学生的丁玲,当时就曾加入了世界语班的学习。在新文学的第二代作家中,曾参与世界语活动或学习过世界语的还有:王鲁彦、萧军、萧红、叶君健、金克木、楼适夷,等等。这些作家的先后参与,使世界语运动显示了其与新文学运动的紧密结合。

    表现之二,就是在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实践中,作为一种特殊的中介语言,世界语在引进外国近现代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外来资源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它既表现在所译介的特定对象方面,也表现在译介实践过程所包含的特定价值内涵上。当然,与20世纪上半期数量庞大的所有外国文学中译作品相比,以世界语为中介语的外国文学译作,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仅从数量角度来衡量它在中外文学交流史的作用,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也是该现象不被现代文化和文学研究所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上所述,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代倡导者们本身就是早期世界语运动的提倡者和参与者,他们关于世界语的主张及其活动,对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辅助和推动作用。而鲁迅对世界语的态度,对于新文学的作用更大,影响也更直接。

       1908 年,张继在日本举办世界语讲座时,鲁迅也加入了听众的行列。鲁迅由此对世界通用语的历史、柴门霍夫的理想和世界语的特点有了深刻的理解,这也成为他日后同情、支持世界语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尽管鲁迅没有在理论上对世界语的意义做过多少直接的说明,但他还是出任由蔡元培执长的北京世界语学校的董事,并在该校担任《中国小说史略》的课程,还把世界语称为渡向“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之彼岸的独木小舟  。为了译介弱势民族的文学特别是中、东欧弱势国家的文学作品,鲁迅对作为中介的世界语尤其重视,热情支持世界语中译工作,并对以世界语作为文学翻译的中介语言寄寓了特别的涵义。19296月,他在谈到为什么采用世界语译本翻译时说道:

     

       “我们因为想介绍些名家所不屑道的东欧和北欧文学……所以暂只能用重译本,尤其是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品,原来的意思,实在不过是聊胜于无,且给读书界知道一点所谓文学家,世界上并不止几个受奖的泰戈鲁迅还在推荐和接纳世界语译作在自己主编的《奔流》、《译文》等刊物上发表。即使在病危时,鲁迅仍然没有忘记对世界语的支持,他在给上海的世界社的复信中写道:“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 ”体现了鲁迅对世界语的一贯态度。

       更重要的是,鲁迅凭借其在新文坛上的影响,积极推动以世界语介绍来外国文学,使其在中外文学关系的跨语际、跨文化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20世纪上半期的以世界语为中介的中外文学译介者中,包括巴金、王鲁彦、孙用、钟宪民、金克木、楼适夷、魏荒弩、胡愈之等作家和翻译家,其中大部分人都与鲁迅有着直接的联系,或者受鲁迅的熏陶和影响,他们当中,翻译数量较多的如王鲁彦、孙用和钟宪民等三人,都是浙江籍,其中王鲁彦作为“乡土文学”作家和世界语翻译家,是直接受鲁迅影响的;后两人的文学活动则以主要以翻译为主,也都因为世界语翻译而与鲁迅有过直接联系。而巴金不仅一生积极参与世界语运动,翻译世界语作品,还曾用世界语写作,因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个直接以世界语写作的作家之一。

    巴金的世界语活动和他的文学创作几乎是同时开始的,而他开始接触和学习世界语,又是与他开始接触和参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活动 几乎同时。据统计,他一生有关世界语的译著有90万字之多。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巴金,对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参与和热情关注,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文学生命的始终。1921年,17岁的巴金刚刚接触世界语  ,就为世界语的理想所感动,并在当时所写下的《世界语之特点》 一文中说:

     

    “(主义正大)世界语主义就是在使不通语言的民族,可以互相通达情意,而融化国家、种族的界限,以建设一个大同的世界。今欧战结束,和平开始。离世界大同时期将不远矣。我们主张世界大同的人应当努力学‘世界语’,努力传播‘世界语’,使人人能懂‘世界语’,再把“安那其主义思想(即无政府主义——引者注)输入他们的脑筋,那时大同世界就会立刻现于我们的面前”。

     

       而对于世界语文学,巴金更是抱了热烈的理想和向往,他在《世界语文学论》中认为:“只要人们用这语言哀哭,这语言便是活的”,“只要人们把自己的灵魂放在这语言里,这语言便是活的”,他认为世界语文学有着美好的前景,“在现今的世界上苦难太多了。……世界语文学便是来去掉人类间的隔膜,激起他们的共同感情,使他们结合起来应付苦难,来谋全体的幸福。世界语文学是传播同情和友爱的工具,给那般不幸的受苦的人以一点爱情,一点安慰,一点勇气,使他们不致灰心,不致离开生活的正路。”

    1928年巴金游学巴黎,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著名世界语运动组织者的胡愈之,并由此结下一生的友谊。同年,他还发表了以世界语写作的独幕剧《在黑暗中》,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世界语原文创作之一。5年后,又发表世界语短篇小说《我的弟弟》。此外,巴金通过世界语先后翻译了30多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它们包括:一首俄国民歌《伏尔加,伏尔加》、五个剧本:日本作家秋田雨雀的戏剧集《骷髅的跳舞》 、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Edmindo De Amicis,1846-1908)的戏剧《过客之花》  苏联阿•托尔斯泰(1882-1945)的多幕剧《丹东之死》;两个短篇小说:保加利亚那密若夫(通译多勃里•内米罗夫,Dobri Nemirov)的《笑》(原名《里多》)和罗马尼亚伏奈斯蒂的《加斯多尔的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世界语作家尤利•巴基 Julio Baghy18911967)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正是在这篇作品情绪的感染下,他创作了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作品哀婉动人的抒情基调,与尤利•巴基作品的基调的十分契合。巴金在晚年说到他对世界语倾注一生感情的理由时,曾列举了四点理由。其中的第四点即“世界语能够表达复杂深厚的感情”,这正是在他对世界语文学的阅读、翻译以及由此而激发的创作实践中所得出的结论。

      直到晚年,巴金仍然不减对世界语的热情。1980年,他以年迈之躯远赴斯德哥尔摩参加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并且在随后的一则“随想录”中这样写道:

     

    “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世界语一定会大发展,但是它并不代表任何民族、任何人民的语言,它只能是在这之外的一种共同使用的辅助语。……要是人人都学会世界语,那么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新形势,新局面!”

     

       这位历经历史磨难的老人,仍然如此坚执于60年之前的理想,难怪被人称为“世界语理想和信念的化身” 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位以世界语译介弱势民族文学作品的重要作家就是王鲁彦。1920年,少年王鲁彦(19101944)在北大旁听文学课程时,正值俄国作家爱罗先珂(1889-1852)来中国,王鲁彦便从爱罗先珂学习世界语。同时一边开始文学创作,一边以世界语翻译文学作品。1923年,他先后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和世界语协会这两个组织,这对王鲁彦来说似乎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自1922年起,他就开始以世界语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相继在《小说月报》、《狂飙》、《矛盾》、《文学》、《文艺月报》、《语丝》、《文艺月刊》等刊物发表译作。重要的译作有:《犹太小说集》(1926)、俄国西皮尔雅克的童话集《给海兰的童话》(1927),《显克维支小说集》(北新书局1928)、《世界短篇小说选》(亚东图书馆1928),中篇小说《失去影子的人》(1929),波兰先罗什伐斯基(通译谢罗谢夫斯基,Waclaw Sieroszewski)的中篇小说《苦海》(1929),短篇小说集《在世界的尽头》(1930),南斯拉夫米尔卡波嘉奇次的长篇小说《忏悔》(1931),莫里哀三幕剧《唐裘安》(1933),莫里哀喜剧《乔治•旦丁》(1934)、果戈理长篇小说《肖像》(现代书局1935)。波兰显克微奇的短篇小说集《老仆人》(文学书店1935)等,成为从世界语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数量最多的作家(翻译家)。其中大部分是保加利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的文学。

       除了巴金与王鲁彦两位作家兼翻译家外,还有两位译者在世界语文学作品翻译中成就比较突出,他们便是钟宪民和孙用。

       钟宪民自1928年起发表从世界语转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先后翻译了长篇小说2部,中篇小说2部、长诗1部和若干短篇小说,他所选择的这些作品几乎全部集中在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和捷克等中东欧国家。其中包括尤利•巴基的长篇小说《牺牲者》(1934年)波兰短篇小说集《波兰的故事》等,尤其以波兰作家奥西斯歌(通译E•奥热什科娃,Eliza Orzeszkowa18411910 的长篇小说《马尔达》(又译孤雁泪、玛尔旦、北雁南飞)影响最大,19297月由北新书局(上海)初版,40年代此译著又有4个版本(进文书店,重庆,19421944 11月;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10月、19489月),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小说在60年代的台湾非常盛行,琼瑶小说《一帘幽梦》男主人公楚濂和《心有千千结》男主人公若尘的藏书中,都有这一本波兰女作家的悲情小说。之后,钟宪民还翻译了尤里•巴基的长篇小说《在血地上》和波兰世界语作家费特凯的中篇小说《深渊》等作品。 

       翻译家孙用自1922年起开始在《小说月报》发表译作。先后出版译作有波兰作家戈尔扎克等的《春天的歌及其他》(短篇小说集,上海中华书局,1933),保加利亚作家伐佐夫的《过岭记》(短篇小说集,上海,中华书局,1931)以及爱沙尼亚诗集《美丽之歌》、《保加利亚短篇集》(上海,正言出版社, 1945)等。所译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曾得鲁迅资助出版,另外还译有普希金的中篇小说《甲必丹的女儿》(1944,后多次再版,更名为《上尉的女儿》),这是该篇作品首次通过世界语介绍到中国。

       此外,其他翻译者及其译作还有:胡愈之、叶君健、胡天月、叶籁士、卢剑波、劳荣等。金克木也译有保加利亚斯塔马托夫(1869-1942)小说《海滨别墅与公寓》;楼适夷译有阿•托尔斯泰的《但顿之死》;周尧译有荷兰剧作家布尔修斯的剧本《虚心的人》。魏荒弩译有德国世界语作家泰奥•庸的长诗《爱的高歌》和《捷克诗选》,等等。

    从以上许多作家和翻译家的译介工作及其成果中可以看出,这些以世界语为中介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大部分作家作品都是波兰、保加利亚、罗马里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俄国等中、东欧国家的作家作品,只有极少数例外。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有意识选择两个方面的原因。

    从客观因素看,与这些国家相对弱势的国际地位相对应,它们的文学写作语言,在西方世界——因而在中国也都属“小语种”,极少有人学习,更无论精通。因此,除了波兰的显克微奇、莱蒙特、密支凯维支,匈牙利的裴多菲,捷克的聂鲁达、恰佩克等在当时已经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之外,这些弱势民族的文学在英语、法语、德语世界中很少有介绍,即使是这些作家,也有大量作品和生平材料是从日本中转译介至中国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世界语就成为一个十分便捷的译介通道,特别是保加利亚文学中的绝大多数作品和文学概括,都是借助于世界语引入汉语世界的。

       而从译介者的主观选择来看,不管是世界语文学译介的倡导者之一的鲁迅,还是理想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巴金,或者是稍后参与世界语运动的其他作家和翻译家,他们都对于世界语(Esperanto)本身寄予了不同程度的文化理想,其中,关注和同情弱势民族的生存状态,介绍弱势民族文学成就,以抵抗列强的压迫,争取民族的平等和解放,无疑是共同的追求。正是这些基本的、也是共同的动力,推动了这些世界语者借助于世界语这个人工的语言中介,积极进行中外文学文化的交流,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一份特殊的努力。

     

    第三节:中西关系压力下的反抗努力及其内在紧张

     

       不过,如果反过来进行思考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去寻找上述这些知识分子在世界语问题上的共识,不是直接收集和整理以世界语为中介的文学译介成果,而是进一步将这些带有共同倾向的跨文化实践参与者的具体情形考虑进来,并结合其不同时空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分析——问题也许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首先,在上述这些同情和支持世界语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个体之间有着怎样的认同差异?这些差异又说明了什么?更进一步,即使在这些同情者的个体身上,对世界语和世界语文学译介的态度中,是否也包含着各自的内部矛盾呢?

    其次,以上这些跨文化、跨语言的文学交往活动,相对于大量的中西文学交往事实而言,相对于西方文学——主要是指英、法、德等大国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大量译介而言,实在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我对这些资料的梳理归纳,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值得我对这一部分译介活动给予专门的关注呢?

    一个较为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那些世界语者,对世界语所肯定的方式和理由并不一致。比如,鲁迅与其他世界语者在对世界语 Esperanto肯定方式上的区别就不能忽略。鲁迅赞同世界语,有他自己的限度和独特方式。从20世纪初期开始,他就同情世界语运动,也为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许多努力。但在学理层面上,他是严格区分理想状态的世界共同语与具体的“世界语”即Esperanto之差异的。在他看来,世界语即世界共同语并不等于Esperanto 这种“世界语”。也就是说,他从来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对“世界共同语”抱以同情,并寄予希望,在他看来,这种世界共同语并不一定就是Esperanto本身,只不过现在只有这种接近共同语的理想Esperanto,因此我们便不应轻易地放弃,因为它毕竟是通向世界共同语的第一步,是到达“汽艇”时代的“独木舟”阶段,至于将来的世界共同语是否就是Esperanto,则并不一定。这与他后来摆脱单纯进化论观念,在有限的意义上肯定未来“黄金世界”的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他特别区分“学Esperanto”和“学Esperanto的精神”两者之间的不同。这种辩证态度,鲁迅终身没有改变,他在临终之际的表述,只不过仅就肯定的角度说出他对世界语的意见而已。不过,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世界语者对于Esperanto所寄的世界大同理想,但他对同情世界语之理由的三点说明,倒是很好地概括了世界语Esperanto对于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的现实意义:

     

      “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赞成的时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来年了吧。但是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一、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绍介文学;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已主义者之上。后来没有深想下去了,所以现在的意见也不过这一点。我是常常如此的:我说这好,但说不出一大篇它所以好的道理来。然而确然如此,它究竞会证明我的判断并不错。 

       在这段话里,包含了这样三点世界语的文化功能的理解:即具有超越利己主义功利性;可以联合弱势民族以对抗列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可以用来介绍优秀的外国文学尤其是被压迫的弱势民族文学,建设民族的现代文学。鲁迅赞同世界语的这三点理由,显然不同于20世纪初期的那些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语者,也不同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钱玄同等新文化成员的世界语主张,与巴金等人的理想主义也有明显的不同。作为一种语言方案,鲁迅最终放弃了世界语作为汉语替代方案的主张,也并没有像其他世界语主义者那样,将未来大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Esperanto之上。鲁迅的这些理解,虽然不能代表中国世界语者的全部态度,但对理解和解释所有从事世界语运动者(包括外国文学译介活动的作家、翻译家们)的主观动机,有着相当大的概括力。

    从鲁迅的这种典型的认知态度和分析意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和翻译家)的世界语意识和世界语运动(包括借助于世界语中介所从事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明显地体现了一种民族自我认同,即弱势民族的自我意识,以及与之相伴的对于西方强势民族的对峙意识。这种认同和对抗相辅相存,又有着内在的对立和紧张,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变迁中,体现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诉求,以及与世界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追求之间的矛盾共存。与中国的世界语运动相关,它在中国现代语言变革、文学观念的蜕变和中外文学关系中都有相应的表现。

    世界语的理想本来就居于世界主义理念和世界大同的观念,但现代世界历史的演变决定了世界语运动与世界语文学的翻译、写作活动与民族主义思潮的难解难分。这不仅体现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也同样体现在中国现代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进程当中。更有甚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中,它还曾几度作为建构现代民族想象的工具和途径而被利用。 

       当然,世界语运动在中国首先是20世纪一系列语言革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世界语者的理想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和文化上的西化思潮相伴而行,在中国现代语言改革运动中,这种西方化的趋势表现为拼音文字取向的语言世界主义,以钱玄同为代表的用世界语替代汉语作为中国通用语言的主张,正是这一语言世界主义的体现。“正是在重视同一而抹杀差异的普适性哲学和历史目的论的推动下,在中国现代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否定汉语言文字之特性而努力寻求一种乌托邦语言(比如‘世界语’)的狂热运动”  。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替代论”的不同的语言变革主张,都与创造现代民族语言从而完成现代民族建构的大目标有关,而在基本构成元素上不同程度地受西方拼音文字影响的世界语,正是民族主义和西方化这两种因素的一种特殊结合,是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

       同样,世界语的乌托邦理念在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变革中也矛盾地体现着。世界语的大同理想本来与“世界文学”的理想有着亲缘关系。歌德、马克思等提出的“世界文学”这一理想,在出发点上都是为了达到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虽然“世界文学”的概念在中国的引入要比世界语晚得多,但在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内在矛盾早就隐含其中了。而世界语理想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中的转变以及个体之间的认识和评价上的差异,正是这一内在矛盾的体现,是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意识斗争在这一语言、文化和文学运动中的展开:世界语运动从20世纪初期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难解难分,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和平主义、中立主义,到从30年代开始所体现的阶级意识、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使世界语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与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地宗主国的斗争相结合,从而与左翼文化和文学运动,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紧密相连。当然,它也与许多其他社会文化思潮联系密切。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迫于现实文化的变动而做出的不同选择,同时也说明了这一语言与文化运动在文化精神上所包含的内在张力,使其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具有一种持久的吸引力,这也可以清楚地说明,在Esperanto这一全球性世界共同语运动中,为什么独独在中国发展延续得最为持久,直到20世纪后半期,中国仍然拥有一批世界语的爱好者和推广者,并逐步成为世界世界语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

       世界语作为一种现代人工语言,它在弱势民族文学翻译实践中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中外文学交往过程中,作为中介语的世界语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语言媒介,而且因为其包含了某种世界大同理想而使得这种译介实践本身包含了更加复杂的文化含义。而这种世界大同理想又与中国现代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着相当复杂的牵连。正如对传统文化的诠释是出于建构现代民族意识的目的一样,译介弱势民族文学也是为了现代民族意识的建构。只不过它是特定时代和特定国际背景之下的民族意识,即在中国的“天下”观念向民族意识转变之际,从现代民族意识觉醒的一开始,就处于一种被压迫的、弱势的地位,换一句话说,正是弱势的、被压迫的地位,催生和激发了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它几乎是先天地凸现了这种意识中自卫与对抗的层面,从而宣泄了一种以弱抗强的情绪。这种民族认同及其内在矛盾在文学活动中的反映,就是弱势民族文学的自我认同和对于强势民族的对抗。

       在文学这种文化创造和文化表达物中,它体现为对强势民族的抵抗,对受压迫境遇的不满,对不得不借助强势进行自身变革的无奈等等多种情绪的交织。这恰恰是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一种特殊体现。从这种内在的矛盾与统一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现代性内部的矛盾和紧张。而我在这里所特别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意实践活动,在世界语的倡导和以世界语为中介的外国文学中译实践中,体现了怎样的矛盾心理?寄托了哪些情感和愿望?又是怎样把各种强烈的愿望通过这种语言符号的转换实践加以编码和合法化的?它们是怎样汇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主流的?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出倡导、采用世界语所体现的对世界大同理想的追求;另一方面,还可以触摸到由于民族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对于具体的“世界一体化”情景的抵制倾向。

       进一步值得注意的是,以世界语作为中介的文学翻译实践本身,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提出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一向为我们所忽略。那就是:在中外文学关系特别是中西文学关系之间,在我们的思路随着民族文学的交往线路而跨越语言障碍的时候,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对等关系的自明性就变得可疑了。在中/英、中/法、中/德等等跨越边界式的关系之间,还有世界语这个中介式过渡现象存在,或者至少在中外现代文学交流史中,它曾经实实在在地存在过。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来,这都是一个独特的现象,为什么要插入世界语这个中介?这种插入意味着什么?当时是出于实践者的何种需要产生的?如果说其中包含了某种文化政治含义,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语言问题变得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了呢?在中外跨语际、跨文化实践中,曾经有那么一批知识分子,如此敏感于作为中外文学关系中介的语言问题,它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外文学和文化关系研究有什么启发?这种语言和文学的民族建构意识和世界主义意识的交织,正体现了中国现代性的内在紧张,它直接指向跨文化和跨语际研究中值得给以首要关注的实践与权力的各种形式问题,关注在民族国家之间和民族内部的阶级、阶层之间,在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现代性所呈现出的来差异性。

     

       世界语(Esperanto)是国际辅助语的一种,也是传播最广、最有影响的一种。它的名字Doktoro  Esperanto,意为“希望者博士”,是发明者柴门霍夫在公布这种语言方案时所用的笔名,人们为了把它与其他国际通用语方案区别开来,就称之为 Esperanto。在本世纪初传入中国时,有人曾将它音译为“爱斯不难读”,也称为“爱斯语”、“万国新语”,后借用日本当时的意译“世界语”。尽管日本现在已经改用音译名称译之,但中国仍将此译名一直沿用至今。事实上这一名称并不准确,容易将其误解成“世界通用语”,但中国世界语者却坚持这一称呼,这也反映了中国世界语运动者特有的文化理想。

       在世界语界的情况则不然。比如,近年来的主要成果之一体现为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和北京市社联组织编写的《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一书中,但其在外界的影响又相当有限。

       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出版。

       见《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上卷,第426-43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出版。

       见《圣经•创世纪》第11章,“巴别塔和变乱口音”。

       参见《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第2022页,侯志平主编,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9月。

       见《世界语史》,E•普里瓦著,中文第一版,第8284页,北京,知识出版社

    1983年版。 

       1891年,俄国的海参崴成立太平洋世界语学社,出版用12种文字注释的《三三课本》。以后一部分懂得世界语的俄国商人到哈尔滨经商,先将世界语带进中国。但具体的时间无法确定。见《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后附录《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

       见陈原《关于世界语在中国传播的随想——〈世界语在中国100年〉代序》,见《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第12页,侯志平主编,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9月版。

       转引自《世界语在中国》第134页,侯志平主编,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9月版。

      关于世界语的争论19161718历时三年,《新青年》、《东方杂志》、《教育》杂志。

      见《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19178月《答陶孟和》。

      见《答钱玄同》,《新青年》34号(191761日)。

      其前身即为“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简称“世联”,1931113日,成立与上海,后又改称“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简称“语联”。

      80年代开始的中国世界语运动,已经从20世纪上半叶的理想主义立场退守至作为辅助语的策略,因而基本上没有进入当代思想文化的主流脉络,笔者认为,这也是世界语在现代中国这一学术话题被当代文化学者基本忽略是重要原因。

      钱玄同认为 “至废汉文之后,应代以何种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能论定;玄同之意,则以为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 见《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415日)。吴稚晖说道:“若为限制行用之字所发挥不足者,即可搀入万国新语(即Esperanto)以便渐搀渐多,将汉文渐废,即为异日径用万国新语之张本”见《新世纪》第40号。

      参见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年版。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世纪上半期出版发行的这一类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有100多部篇,其中还包含一些重译篇目。

      参见鲁迅《渡河与引路》(1918114日),《鲁迅全集》第7卷第35页。

      见《通讯》,1929720日《奔流》月刊23期,见《鲁迅全集》7卷第129页。

      见鲁迅《答世界社信》,载《世界》月刊1936年第910期合刊上,引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1981年,第8卷第402403页。

      关于巴金与无政府华主义的关系,另参见宋炳辉《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巴金》,见《方法与实践——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第199-20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参见许善述《从〈新青年〉杂志上的一场争论看巴金对世界语的贡献》,收入《世纪的良心》,第23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对于巴金何时开始接触和学习世界语,并没有确凿的记载,他在晚年的会议中也有不同的说法。据陈思和的考证,巴金最早接触世界语当在1921年前后。见《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第41页,台湾业强出版社1991年版。

      此文发表于《半月》19215月第20号,署名沛甘。

     《世界语文学论》,载1930年《绿光》第7卷第78910合刊。见《巴金与世界语》第3047页。

      发表于上海世界语学会会刊《绿光》1112合刊。

      发表于19337月《绿光》新1号。

      刊于《自由月刊》(上海)19293月,第13期,。

      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出版,其中包括《国境之夜》、《骷髅的跳舞》、《首陀罗人的喷泉》三个剧本,译者署名“一切”。

      初刊于《小说月报》19301月,第21卷第1期。开明书店出版,上海,1933194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重版,“翻译小文库”之一,1940年。

      开明书店,上海,1930年出版。

      尤利•巴基,匈牙利诗人、作家,世界语诗歌领域的奠基人之一。曾出版过诗集《路过生活》(Preter la vivo)、《虹》(Ĉielarko)和《苹果树下的梦》(Sonĝo sub pomarbo)等。

      开明书店,上海,1932年出版。

      见《世界语——随想录四十八》,引自《讲真话的书》第483486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见陈原《我们的巴金,我们的语言》,引自《巴金与世界语》,第1页,许善述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版。

      1910年生于浙江崇德,世界语者,卒年不详。1927年时为上海南洋中学学生,课余学习世界语,27年给鲁迅信,1929年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国际科任职。将《阿Q正传》译成世界语于1930年出版。

      波兰女作家,其长篇小说《马尔达》(Marta)于1872年问世,是其早期作品中最有影响的一部,为作者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

      孙用,(19021983)世界语者,文学翻译家、鲁迅研究专家。原名卜成中。祖籍浙江萧山,生于杭州。1919年杭州宗文中学毕业后,长期在邮局工作,自学英语和世界语。1944年在衢州、杭州等地任中学教师。1951年,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裴多菲诗四十首》。新中国成立后经许广平推荐,到上海鲁迅著作编刊主,后随该社并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从事新版《鲁迅全集》编校和注释工作。其鲁迅研究著作有《鲁迅全集校读记》、《鲁迅全集正误表》和《鲁迅译文校读记》等。因翻译介绍裴多菲成绩卓著,匈牙利政府曾授予劳动勋章,并铸其铜像安放裴多菲博物馆以示表彰。另外,他还从其他语种翻译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的代表作《塔杜须先生》及《密茨凯维支诗选》,波兰政府授予他密茨凯维支纪念章。

      见鲁迅《渡河与引路》。他在文章中说,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 Esperanto。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Esperanto却无从断定。大约或者便从Esperanto改良,更加圆满;或者别有一种更好的出现,都未可知。但现在既是只有这Esperanto,便只能先学这Esperanto。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预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能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鲁迅在文章中还强调指出:“学Esperanto是一件事,学 Esperanto的精神,又是一件事。”他认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世界语,尚在其次;至于辩难驳诘,更可一笔勾消。”

      同注41

      见鲁迅《答世界社信》,载《世界》月刊1936年第910期合刊上,引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1981年,第8卷第402403页。

      参见郜元宝《现代汉语:工具论与本体论的交战——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观念的思考》,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二期。郜元宝对现代语言的工具论与存在论两种倾向及其后果的分析十分精彩,不过,我这里所强调的是两种对立的语言观念在民族意识建构上的统一。 

     

    [作者简介]

    宋炳辉,男,1964年生于江苏省启东市,文学博士、教授。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副主编。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兼职有: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和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秘书长等。

    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追忆与冥想的诱惑》(台北,文史哲2006)、《方法与实践: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复旦大学2004)、《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画像:贾植芳画传》(复旦大学2004)、《网络:你往何处去》(学术对话录,山东友谊2002)、《都市子夜的呼号:茅盾与上海文化》(上海教育2000)、《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上海文艺1994;台北,业强1994;香港花千树2002)以及《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合著,复旦大学1999)、《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合著,上海外语教育2004)。

    另有编著《20世纪中国文学精品》(5卷本,副主编,学林1997)、《老舍印象》(学林1997)、《辜鸿铭印象》(学林1998)、《新编大学写作》(复旦大学2004)和译著《伍尔夫日记选》(百花文艺1997)、《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Michelle Yeh著,上海三联2006)等。

    至今发表比较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论文70多篇。

    点击:679次

已有0条评论,点击查看全部我来说两句
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