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毛泽东与延安世界语题词
在中国世界语界，许多世界语者都知道毛泽东主席曾经为延安世界语者题过词，这个题词不仅为当时革命圣地延安的世界语者从事世界语运动指明了方向，而且以后又成为我国世界语运动的指南。题词的全文是：“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么，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题词字迹潇洒飘逸，一气呵成，令人难忘。
题词的由来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是中国比较落后的地区之一。三十年代中期，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经过大约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战胜国民党的阻截围堵，胜利到达这里。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这里便成为抗日根据地。许多追求进步、一心抗日的青年，也纷纷聚集到这里，其中包括一批曾经学过世界语的人，例如徐敬五、李又然、徐雉等人。随着他们的到来，世界语运动就在这里悄然兴起。由于当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和吴玉章等同志对世界语比较了解，所以他们非常支持世界语的学习活动。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支持下，这批世界语者先后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相继开办了世界语班。在中共中央出版局学习班开学典礼上，时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的博古(秦邦宪)同志和中共中央党报《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松同志还亲自到会讲话。他们鼓励学员学好、学通世界语，以世界语为武器，联合世界上的劳苦大众，为推翻现今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奋斗。同时，以世界语为桥梁，把中国革命的情况介绍到世界各国去，也把外国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当时学员们的热情异常高涨。没有教室上课，就在露天学习；缺乏纸笔，就在石板或沙盘上练习；没有活动场所，就利用业余时间，搭建俱乐部；有时敌军飞机来轰炸，就转到附近山沟里去学习。为了帮助大家记生字或纠正不正确的发音，在一些游戏或文艺节目中也穿插了一些世界语节目。
在开班的基础上，一项建立世界语组织的计划便提上议事日程，延安世界语者认为：“世界语是全世界被压迫大众和弱小民族彼此间相互联络团结的最好工具，尤其是在目前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时期，无论在中国或在西班牙、世界语在国际宣传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国防文化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加强团结，增强力量，扩大世界语运动；促进国防文化起见”，世界语者协会的建立“已成为迫切的需要”。
延安世界语者的这一热切要求，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延安市政府、鲁迅艺术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1938年4月29日成立了协会筹备组，边区政府批准了建立延安世界语者协会的计划，解放区第一个世界语团体——延安世界语者协会于1938年5月6日宣告成立，一个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世界语运动便逐步开展起来。
延安世协成立后，黄乃、庄栋等一批知名世界语者相继来到延安，更增强了世界语队伍的实力。为了扩大世界语在边区军民中的影响，促进延安和边区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延安世界语者协会决定于1939年12月15日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诞辰80周年之际，在杨家岭举办了一次世界语展览。在筹备展览期间，延安世协的同志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汇报了他们的这一计划，并请他们为展览会提几句话。毛泽东对举办世界语展览表示了热烈的支持，很快送来了他的题词。
毛泽东的题词写于12月9日，这一题词，不仅成为延安世界语者从事世界语运动的行动指南，而且成为日后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指导方针，时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张闻天和王明也为展览会题了词。张闻天的题词是：“国际主义的武器——世界语”，王明的题词是：“世界语是国际主义和国际教育最好的武器之一，对于革命有很大的意义”。
延安题词的主要内容和时代背景
毛泽东的题词虽然简短，只有49个字，但它的内涵却很丰富，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时代特征。
首先，毛泽东再次重申他对世界语工作的意见。题词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还是这一句话”，这说明毛泽东对世界语工作的意见，至少讲过两次或两次以上，而且始终坚持他的意见。这说明毛泽东对世界语运动是有研究的，对世界语工作的意见是深思熟虑的。
据我们研究，毛泽东对世界语的了解可能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来自党的高、中层领导干部的介绍。他们中有一批学过或接触过，甚至直接从事过世界语运动的人。例如：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曾在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公开表示支持世界语。 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瞿秋白也曾学习过世界语，并借鉴世界语创建汉字拉丁化方案。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曾学习过世界语，并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热情宣传世界语。新文字运动的倡导者吴玉章，对世界语就很支持，竭力提倡学习世界语，并把世界语与汉字拉丁化的新文字运动结合起来，后来成为延安世协名誉理事长。徐特立，毛泽东的老师，于1938年5月30日在长沙田汉主编的《抗战日报》上发表过《中国世界语运动简史》的文章，当时他是八路军驻湘代表，在此文里，他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胡愈之，他是1933年初经党中央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此之前，他在1930年借助世界语在苏联旅行，回国后写了《莫斯科印象记》，该书在青年中产生了极大影响；以后又在党的影响下，建立了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并领导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出版《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以世界语和文艺为武器在文化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再如周总理、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利用世界语从事国际宣传，1938年创办了世界语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报导》，连续出版6年，在国际宣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胡乔木、胡绳、刘澜涛、邓颖超，包括江青在内，在青年时代，都曾学习过世界语，对世界语都有所了解。
二是来自一些知名的文艺界、教育界、文化界的人士对世界语的意见和活动。比如蔡元培于1912年宣布将世界语列为师范学校的选修课； 1917年任北大校长以后，宣布北大中文系开设世界语选修课。1922年至1923年聘请爱罗先珂在北大从事世界语教学和活动。鲁迅于1918年和1936年曾发表过支持世界语的意见，是世界语的热情支持者和倡导者。《新青年》杂志从1916年至1919年就世界语开展了历时三年的大辩论，当时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吴稚晖都支持世界语，一致批驳胡适全盘否定世界语的态度。在支持世界语的人士中还有景梅久、张继、周作人等知名人士。这一时期办《湘江评论》和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有可能看到这些文章和关注这些活动。
三是毛泽东于1913年至1925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期间，正是长沙世界语运动比较活跃的时期。1913年黄华瘦在长沙创办世界语专门学校，1920年成立湖南世界语研究会。 1920年至1925年间，在毛泽东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和他创建的或从事过革命活动的地方如船山学社、平民大学、长沙青年会就开办过世界语班，著名作家王鲁彦、北大毕业生吴克刚就在这里教过世界语。在广州培养革命干部和军人的黄埔军校，也曾在早期开设过世界语课。这些都为毛泽东了解世界语和世界语运动提供了机会。
四是毛泽东在30年代之前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城市是长沙、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这些地方正是中国世界语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以北京、广州、武汉、重庆为中心的世界语运动在中国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为代表的左翼世界语运动，从三十年代以来所从事的国际宣传、文化交流和新文字运动，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在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化活动之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就有56篇文章专门论述世界语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世界语与抗战关系的文章；其中约三分之一的文章是在 1939年12月毛泽东题词之前发表的，这些是毛泽东能够看到的。
所以毛泽东题词中说：“我还是这一句话”是很有分量的，既表明了毛泽东对世界语认识之深，又表现了他对世界语认识之坚定。
“题词”告诉我们的第二方面的意思是中国世界语者从事世界语工作要遵循的原则和应掌握的方向，这就是应当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国际主义之道、革命之道。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国际主义之道”、“革命之道”前加了两个“真正”二字，而且将“国际主义之道”放在“革命之道”前面，这是为什么呢?它是否具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值得我们探讨。
为了解释上述问题，我们应当首先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中去寻求答案。在国际上，德国和意大利发动了对邻国的侵略，迅速占领了欧洲很多国家，并把矛头直指苏联，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内日本侵略者为了称霸亚洲，也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迅速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中国人民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处境。中国广大的农村在封建制度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农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中国人民还必须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也就是说，中国人民一方面要完成打倒帝国主义，取得民族解放的革命任务，另一方面，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完成打倒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头等大事。在国家兴衰、人民祸福、世界和平面前，中国的世界语者只能同人民站在一起，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用世界语这一有效的工具，加强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联系，在反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中，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为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而战，这既是我们自己的任务，又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总之，德意日法西斯既是和平的敌人，人类的敌人，也是世界语的敌人。世界语运动的本身也只能在国家发展进步、人民幸福安康、世界和平安宁的条件下得到发展。所以世界语必须“载之以国际主义之道”和“革命之道”。这是时代赋予中国世界语者和世界语运动的神圣而光荣的使命，也是世界语运动自身发展的需要。
在世界语运动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当二十世纪初叶世界语传人中国时，许多积极宣传世界语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世界语是宣传无政府主义和联络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的最好工具，因此，总是用世界语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受柴门霍夫思想的影响，认为通过世界语的普及，人们用世界语进行国际交流，就可以消除民族之间的歧视、隔阂，达到人类互爱和团结，在他们看来世界语是通向“大同世界”最好的途径。持这种主张的人，他们认为世界语不应介入社会斗争，对政治应持中立态度，常常为世界语而宣传世界语。前期的中国世界语运动受中立主义的影响比较大，偏重于世界语理想的宣传，带有相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我们知道，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对人类社会有其巨大的功绩和贡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希望通过传播世界语来消除种族歧视和民族隔阂，进而达到世界大同、人类一家，只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通过一种语言的普及来实现世界大同的目标是根本不可能的，解决民族压迫、实现世界大同要靠真正的社会革命来实现，语言只能起有限的作用。
可喜的是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以胡愈之、叶籁士为代表的世界语者，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建立左翼世界语组织，提出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他们创办《世界》、《中国在怒吼》、《东方呼声》、《正义》、《中国报导》等世界语刊物，对外宣传我国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形势，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歌颂全国军民英勇抗战，声援西班牙人民和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对内团结全国青年，开展进步的文化运动和中外文化交流，不少世界语者到了延安和解放区。世界语运动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在国际上，世界语运动也存在着不同政治倾向的派别，虽然他们都宣传“国际主义”和“革命”，其中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有社会民主党倾向的，也有马列主义倾向的，各派之间存在着斗争。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这种斗争就更激烈。例如，日本有一个世界语刊物就宣传日本侵略中国有理，为日本军国主义辩护。再如当时有一个国际世界语组织也站出来为帝国主义辩解。它在自己的刊物上宣传帝国主义侵占弱小国家可以促进其经济和文化发展，因而推动历史的前进，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是“阻碍历史进程”，并说朝鲜、中国、印度等国的工人“是没有兴趣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争取独立的”。这些常常打着“国际主义”招牌和标榜“革命”的歪理邪说也会蒙骗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
毛泽东针对国内外世界语运动实际情况，在“国际主义之道”和“革命之道”，前加上“真正”二字，就是希望中国的世界语者明辨是非，认清什么是真正的国际主义和真正的革命，什么是假的国际主义和假革命。同时，由于当时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是联合世界上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所以毛泽东把“国际主义”放在“革命”的前面，也就是说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前提条件。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题词是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时代特征的。
作为国际语的世界语，本身不具有阶级性，但是作为使用世界语的人，应当关心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这不仅因为世界语的理想是“人类一家”、“世界大同”，世界语本身就是实现理想的工具，而且因为只有在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的进步事业中世界语才能求得自己的良好的发展空间。同样，只有国家富强，人民安康，世界语才能有良好的发展条件。因此，中国世界语者应当积极关心并支持人民革命运动和其他进步活动，并用世界语为此作出贡献。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战乱频仍、落后贫困、充满文盲的国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世界语运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把“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作为学习世界语的前提条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非常正确的。
“ 题词”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在坚持世界语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的前提下，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这第三点是很重要的。有的同志片面理解，“题词”，只强调利用世界语进行国际宣传，把它当成单纯的工具，不注意国内世界语运动，在宣传、推广世界语方面或者不重视，或者不得力，其结果是少数专业工作者从事对外宣传，而国内运动冷冷清清。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出现的一种状况。当然，出现这种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可喜的是，近二十多年来，我国世界语运动随着改革开放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我国世界语运动在国际世界语运动中的地位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事实证明，国际宣传只有建立在坚实的世界语运动基础上，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良好的效果。对世界语者来说，我们只有好好学习世界语，熟练地掌握这一工具，才能去载之以国际主义之道和革命之道，否则无异于空喊革命，不可能发挥世界语的真正作用，更不可能促进世界语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的题词就是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年代以来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肯定，也是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表达了对延安世界语者的殷切希望，也为中国世界语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延安题词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影响
延安的世界语展览于1939年12月15日如期举行。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题词被安放在显著位置。由于有边区政府的支持和中央领导的重视，展览获得了圆满成功。展览会向观众提供了数百件展品，其中有国内外出版的世界语书籍和刊物，延安世界语者自己编印的讲义、宣传品、译作以及同国内外世界语者来往的信件，中国世界语者写的有关抗日救亡运动的报道文章和国外读者的反应等等。展览显示了世界语在国际宣传和文化交流中的价值，使人们认识了世界语在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中：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在延安，当时掀起了一股学习外语的热潮，许多人学习俄语、日语和世界语。学习俄语是为了向苏联学习革命经验；学习日语是为了做日本俘虏的工作；学习世界语是为了宣传中国的抗战，团结全世界被压迫者，打败德、意、日法西斯。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题词大大促进了延安地区世界语运动的发展。
展览会后许多人纷纷报名学习世界语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延安世协成立了教育研究部、组织联络部二函授顾问部、编辑出版部和翻译小组。世界语俱乐部也应运而生，为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增加了活力。世协的专职人员也从1人增加到4人。
延安世协以毛泽东的题词作为开展世界语运动的指导方针。他们在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从事世界语工作。他们组织和发动会员，利用世界语的报告会、联欢会、俱乐部和报刊宣传等多种形式，向边区军民广泛介绍世界语，先后在边区文协、抗大、鲁艺、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马列学院、中共党校、军事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边区医院、八路军医院、陕北公学、八路军印刷所等单位，举办世界语学习班或建立世界语学习小组。同时，他们还对延安以外的地区开展函授教学，坚持长年招生。著名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屯垦期间，许多连队的指导员都报名参加了学习。据史料记载，参加延安世协的会员达300多人。
延安世界语者协会在抗日战争中，将世界语用于国际宣传，他们通过《延安世界语者》杂志，介绍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讴歌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战，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烧光、杀光、抢光的罪行，报道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推荐国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延安世协，还组织翻译、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世界语文版。延安世界语者还积极配合边区新文字协会开展扫盲运动，并把它与世界语运动结合起来。
世界语展览结束后，毛泽东的题词手迹被刊登在《延安世界语者》杂志上，杂志发行到重庆和香港，使大后方更多的世界语者知道了毛泽东题词的内容。许多进步的世界语者在题词的引导下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斗争。
从1938年到1945年，作为陪都的重庆一直是全国世界语运动的中心。在郭沫若领导下，一批进步的世界语者创办了世界语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报导》，这份刊物全面报道了抗日战争的全部进程，坚持出版六年多，发行63个国家，在世界850个城市有自己的读者。此外，《中国报导》社还翻译、出版了《郭沫若先生及其文学作品》、抗战文艺集《归来》、《转型期》、《中国抗战歌曲选》等文学作品在世界发行，显示了世界语在国际宣传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独特作用。
著名世界语者叶籁士、冯文洛、张闳凡于1940年创办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学员遍及全国18个省，在5年的时间里培养了2300多名学员。他们在教学中也贯彻以世界语为抗战服务的精神，团结教育了一批青年，其中一部分人走上了抗战的道路，有的则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为此，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同志的表彰。
新中国的成立为世界语的复兴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以胡愈之、叶籁士、陈原、张企程、冯文洛为代表的世界语者继承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光荣传统，继续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以世界语为形式，创办刊物，出版图书，举办广播，在对外宣传和对外交往中，向外国世界语者全面介绍新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为中国赢得了众多的朋友；同时，在国际上，同—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反对侵略，反对压迫，支持人类一切进步事业，保卫世界和平，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国际主义义务，受到各国世界语者的称赞。
1951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后曾将毛泽东的题词印成明信片，也曾在自己的会刊《人民世界》和后来的会刊《世界》以及对外报道刊物《中国报道》上发表过，并刊登纪念文章，号召中国世界语者认真学习和贯彻毛泽东的题词，在新形势下为祖国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周恩来、陈毅、胡乔木、郭沫若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1950年世界语对外报道刊物《中国报道》杂志创刊。在50多年中，该刊在毛泽东题词的指引下，积极用世界语报道新中国，增进了各国人民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与此同时，中国世界语者还出版了包括《毛泽东选集》、《中华五千年》、《中国近代史话》、《中国文学作品选》、《中国诗歌选译》、《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鲁迅小说集》、《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论语》、《道德经》、《子夜》、《家》、《日出》、《雷雨》、《四世同堂》、诺贝尔文学奖《蛙》等在内的近500种世界语版的书籍，大大增进了各国对中国文化和基本情况的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1964年12月起创办了世界语对外广播，50年来从未间断，现在，该台每天用4个小时对欧洲、东南亚(含大洋洲)、东北亚、拉丁美洲地区进行广播，其覆盖面之广、播出时间之长，在各国世界语广播中也位居前列。国际电台的世界语广播在全面介绍中国、报道中国革命和建设成果、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介绍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等方面，同我国出版的世界语刊物和书籍一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世界语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它对促进各国人民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保卫世界和平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受到各国读者广泛称赞。这些都是中国世界语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落实毛泽东题词的实际行动和具体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世界语运动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部分的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世界语协会，许多大中城市也建立了世界语组织，学习世界语的人日益增多。包括一批著名大学在内的数十所高等学府还将世界语列为选修课，它们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批世界语人才。中国与国际世界语界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在国际世界语界的地位有了显著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各地政府和领导人对世界语运动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而各地政府和领导人对世界语运动的支持显然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赞成世界语运动有关。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题词对中国世界语运动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毛泽东的题词虽然已经过去75年，但对当今的中国世界语运动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只不过“国际主义”和“革命”的内涵有所变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际主义”就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相互支持，相互鼓舞，打败侵略者，实现世界和平；而现在的“国际主义”则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和平共处，谋求共同发展，保卫世界和平。当时的“革命”，就是在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现在的“革命”则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需要世界语，借助世界语，中国可以更好地走向世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世界语更需要中国，借助中国，世界语可以加速在世界的发展，在国际交往中巩固自己作为国际语的地位。在新的世纪里，中国世界语者应当积极行动起来，以世界语为形式，为谋求人类共同发展、保卫世界和平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这才是对毛泽东的最好纪念。
* 本文是作者与王彦京先生共同执笔的。
(见即将出版的侯志平编著《中国世运钩沉》)
录入时间：2014/12/6 Hits:1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