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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语言学史上不应被忘却的一页


南方周末　 　2007-01-04 16:18:47 

□傅杰(上海) 
 
已届晚年的斯大林为什么会插手语言学问题？马尔的学说为什么如此引起领袖的关注？马尔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作为中央机关报的《真理报》展开的语言学讨论是学术分歧，还是政治斗争？请看——— 
 
如果不是一些要籍———如高名凯先生写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语言论》———中的大量引录，现在即使是中文系或外文系语言专业的学生，也未必知道时常是一身戎装的斯大林还写过一本曾被列为经典———而且不仅仅是语言学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20多年前我还是大学生时参与语言学兴趣小组，我们的导师、一位刚从北方调来的教授首先让我们精读的，不是当时已有中译本的索绪尔和布龙菲尔德，而正是这本斯大林。至于它在五六十年代的影响，更是只要随便翻翻当时出版的语言学书籍和语言学杂志，就可见一斑———它无疑是当时引用率最高的“专业文献”。1991年，外研社出版了《许国璋论语言》，集中所收这位1960年代起即名扬全国的英语教材主编的语言学论文却都是1978年以后写就的，在此之前则是一片空白。许先生自述这并不是由于自悔少作作了删削，而是少而无作，原因即在于1950年代之后，“时以某人某言为训，探索无从”。这“某人某言”对后来者，也许会成为需要加注的古典；而对过来人，则是不言自明的今典。 
但，仅仅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从专业必读文献中清除出去是不够的。已届晚年的斯大林为什么会插手语言学问题——或者说是什么促使他对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产生了兴趣？这当中有什么前因，又有什么后果？斯大林在书中严词批驳的马尔学说为什么如此引起领袖的关注？作为中央机关报的《真理报》展开的语言学讨论是学术分歧，还是政治斗争？马尔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这都是语言学史或不仅仅是语言学史所不能也不应放过的问题。 
俄罗斯语言学博士米哈伊尔·维克多罗维齐·戈尔巴涅夫斯基教授于1988年在《文学报》上发表了被称为檄文的《关于泰斗的提纲：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那些文章给科学做出了什么贡献》，戳穿了斯大林作为“伟大的语言学泰斗”的神话，第一次披露了苏联语言学问题讨论的背景和内幕。文章发表之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既有读者加以鼓励，证实或补充相关事实；也有读者“甚至差一点儿要与我决斗”。无论哪一类读者都是作者应该报答的，于是作者再接再厉，经过两年的艰苦工作，利用相继解密的包括克格勃档案在内的苏联时期众多内部材料，写就了这部20余万言的专门著作——《世初有道——揭开前苏联尘封50年的往事》(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2)。 
作者在引言中说：“细心的读者根据《约翰福音》的续篇，能读出本书书名的潜台词：‘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创世之初，道与神同在，世间的一切都由道而开始，没有道，世间的一切便无从开始……’”中译者专门就书名的翻译与作者作了探讨，综合《约翰福音》汉译本中“太初有道”的“有道”之意和俄语中该句话的表达方式，译为《世初有道》，企图揭示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从创世之初，语言就作为交际的工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中始终占有独特的地位，因此语言问题历来都受到执政者的关注；二是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世间就有了自己的“道”：人类历史上无论发生过和将要发生什么，世间的“道”始终存在，历史终将恢复其本来的面目，而人类众生中的一切忠奸善恶最终也会是非清楚，泾渭分明。 
 
马尔在苏联语言学界的统治地位，正是借助斯大林的专制形成的 
读过《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人，都会记得斯大林的主要批判对象——马尔；但不一定会知道马尔在苏联语言学界的统治地位，却正是借助斯大林的专制而形成的。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1865－1934)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学者，在历史考古和具体语言研究领域作出过重要贡献。但缺乏语言学理论素养的他，偏偏有意把语言科学变成实现他个人思想的实践，试图征服整个世界语言学界。由征服的欲望带来的自负和因征服的不可能而产生的自卑，使他立誓要与俄国革命前的语言学和国外语言学彻底决裂，而当时苏联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他把以前的语言学传统都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把不让资产阶级的语言学说入侵苏联科学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而保证了苏联语言科学的纯洁性，也就等于保证了他的“语言新学说”的权威性。 
马尔的“语言新学说”认为，语言不是没有阶级性的交际工具，而是上层建筑，人类语言的基础是由4种原始要素组成的： 
当人类不仅拥有物质文明，而且拥有上层建筑文明时，便产生了有声语言。譬如，就像在手势语言占绝对统治时期，即在整个古石器时期形成一定的世界观一样。因此，在劳动和巫术过程中产生的4个声音单元成了语言学的元素，成为重新形成的有声语言的基础。这时候，人类的生存环境已出现社会性分化，有声语言就成了阶级的语言，并和后来的文字一起都成了统治阶层手中阶级斗争的工具。 
从这短短的引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马尔的理论充满矛盾和臆想，完全经不起推敲和追问。但他既给它们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法衣，那么质疑者就当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了。当被追问到4个元素的来源，当四元素方法受到批评时，这位科学院院士居然强硬蛮横地宣称：“有些东西是不需要证明的，而只能展示！” 
马尔十分清楚，在当时，科学领域的许多事情都依赖于职位的影响，而且与职位的影响力范围相关。据1926年苏联科学院记事手册的记载，马尔的行政头衔不下10个。1930年，他还被授权代表“全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科技工作者协会”向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宣读贺信，就坐在主席台上的斯大林满意地听着这位科学院副院长慷慨激昂的表白： 
苏维埃政权给予科学充分的自由，鼓励和支持在真正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领域中进行最勇敢、最果断的科学探索。在这样充分自由的条件下，我曾努力发展关于语言的理论学说，在这一领域从事着自己的科学工作，我将与新型科技干部———共产党员科技工作者和坚定的非党工作者一道继续发展这一理论学说。在经历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考验的关键时刻，我认识到不问政治的虚伪性，并很自然地把这种虚伪抛开。我坚定地站在科学文化战线一名战士的岗位上，捍卫准确的无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总路线，捍卫共产党的总路线。 
一本1940年代出版的为马尔歌功颂德的传记这样记载：“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六大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一个国家内繁荣形式上是民族的、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文化，以便使这些文化联合成一种共同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并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这一提纲激发了马尔的新的朝气和力量，他成了斯大林思想的坚定不移的和热情激昂的宣传者。马尔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指出了斯大林的这些思想的惊人的鲜明和深邃。”马尔的忠心得到了领袖的赏识。会议刚一开完，马尔就被接受为联共(布)党员，而且没有预备期。一年之后，成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稍晚经斯大林同意和支持，马尔被苏维埃政府授予列宁奖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又授予他功勋科学工作者称号。 
马尔的“语言新学说”获得了广泛的宣传和推广，马尔主义者“很快就明白了在与学术上的反对派进行的斗争中，斯大林的专制为他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反对马尔新学说的学者被扣上一顶顶政治帽子，遭到批判、解职、流放甚至被迫害致死，从科学界消失或干脆从生活中消失。书中提供了不止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例证。“马尔主义的烧瓶中炮制出了有毒的热汤，其剂量足够给所有的反对派服用。”面对这样的历史，作者写道： 
科学上的理论和意见可以有很多，也应该有很多，否则就不可能接近真理，但是只要有一种理论宣布它是例外，声明说，只有它，只有它一个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将自己的反对派都贴上政治标签，并采用各种形式的告密手段，那么，事实上科学就已经停止了自身的发展，发生了最严重的停滞。 
这样“最严重的停滞”，在苏联还将持续许多年。 
 
斯大林对语言学问题产生兴趣，并在马尔死后拿他开刀 
马尔于1936年病逝。之后他的学生们接替了他的位置，借各种机会继续推行马尔学说，也继续着他们对持不同观点的语言学家的批判。1949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语言学战线的形势”，并通过决议：马尔院士的“新学说”是惟一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与其相悖的任何其他理论都应坚决予以肃清。一批语言学者被点了名，其中包括格鲁吉亚语言学家契科巴瓦·阿尔诺利德·斯捷潘诺维奇。但这一次厄运没有再次落到马尔的反对者头上，而是很快就出现了相反的局面。 
斯大林为什么对语言学问题和马尔学说产生兴趣，并在马尔死了十多年后拿他开刀？这是一个难解之谜。在作者看来，其中既有具体的政治原因，又有复杂的心理因素。这或许是为巩固自己的科学泰斗地位(正如中央党报所指出的那样：“他毫不犹豫地承担起决定许多门科学命运的最高法官的重任”)；或许是出于对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马尔的嫉恨(斯大林后来在文章中明确表示了他对马尔说话口气的厌恶，称“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比他谦虚得多”)。而契科巴瓦则说，斯大林对语言学问题的兴趣实质上跟民族问题有一定的关系。 
正是在1949年，契科巴瓦根据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恰尔克维阿尼的建议，写了一份《马尔院士的语言阶段分类》的报告。恰尔克维阿尼是当时正在编纂的《格鲁吉亚语详解词典》的主编，而按马尔的语言阶段学说，格鲁吉亚语要比犹太语和印欧语族中诸语言低一个等级。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关心马尔学说，或许与此有关(契巴科瓦在报告中强调了这一点)。这份报告被呈给了斯大林。作者推测这个犹太语要高于格鲁吉亚语的理论，有可能使斯大林本人和他的民族感情受到直接的侮辱。次年，契科巴瓦和恰尔克维阿尼带着刚出版的《格鲁吉亚语详解词典》第一卷在斯大林的别墅受到接见，斯大林与客人讨论了马尔的语言新学说，并授意契科巴瓦把意见“先写出来，我们看看，如果可行，就印刷出版”。 
一个月后，《真理报》发表了契科巴瓦的《论苏联语言学的若干问题》，对马尔的语言新学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按照斯大林的旨意，报纸宣称将就此展开公开的、自由民主的讨论。 
马尔的学生、当时苏联语言学界的头面人物、苏联科学院语言与思维研究所所长麦夏尼诺夫立刻撰文回击，标题是“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尔院士的遗产而努力”，声明要建立没有马尔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是不可接受的，并强调契巴科瓦的文章是“资产阶级语言学基本观点的重复”。当时——本书作者描述说——“麦夏尼诺夫的政治嗅觉没能帮助他察觉到，在契科巴瓦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散发着领袖烟草的甜香味。其他马尔主义者也没有觉察到危险性，他们已陶醉在即将来临的被尊奉为神的日子里了，习惯地、带有挑衅性地，并毫不犹豫地向对‘新学说’的任何怀疑和批评给予断然反击。” 
契科巴瓦遭到了围攻。一大批学者对他展开了严厉抨击。支持他的人屈指可数，其中一位是后来成为院士、但在当时还是无名小卒的莫斯科大学语言学副博士谢列勃林尼科夫，他差一点被开除；还有一位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乌克兰学者布拉霍夫斯基，但他发表文章后却一直惊恐不安，疑心自己站错了立场。这种局面持续到6月20日，语言学的“伟大泰斗”诞生——斯大林的《关于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发表。 
大讨论结束了。 
相关文章源源不断，但不再有任何支持和捍卫马尔学说的只字片语，见报的是以麦夏尼诺夫为主要代表的马尔主义者的忏悔，至少有两位马尔的信徒或因迷惘、更可能是因为恐惧而引发了精神病。著名记者、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依概括说：“失败者后悔莫及，胜利者洋洋得意。” 
7月4日，斯大林发表了《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8月2日，又发表了《答同志们》。这些文章的结集，就是《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领袖的铁掌砸烂了马尔的大棒，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开始了 
斯大林的著作为苏联语言学界摆脱马尔主义的教条扫清了道路。他在文中义正辞严地指责： 
在语言学各机构中，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一种与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极不相称的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对苏联语言学的状况稍微作一点批评，甚至想对所谓的“语言新学说”做出哪怕是最谨小慎微的批评的表示，都会遭到来自语言学界领导层的迫害和阻挠，因为对马尔的遗产持批评态度，因为对马尔学说有点不赞同，许多在语言学界举足轻重的语言学家和研究人员被撤了职或降了职。而有些语言学家被提拔到很重要的岗位，并不是根据他们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无条件地认同马尔的学说……在语言学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自视一贯正确的领导集团，它能保证自己不受任何可能的批评，它可以在这一领域为所欲为，恣意横行。 
斯大林肯定语言学大讨论的意义，“首先是因为它把这种军警式统治制度揭露出来，并彻底将其打碎”，这是完全正确的。领袖的铁拳砸烂了马尔的大棒，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专制的体制———新的军警式统治形成了，只是更换了旗手而已。对斯大林思想的更狂热的崇拜，同样严重地影响了苏联语言学的发展。“如果你的文章中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小册子，你就连一行文字也别想发表”。因此当时的科学工作者都必须按照“斯大林学说的精神”来写自己的文章和专著。一本著名的《语言学导论》教科书，有一章引录斯大林的话比自己的论述更多。不仅如此，马尔的得意门生们也纷纷倒戈，抛弃了自己的导师，开始颂扬和阐释斯大林的语言学说。苏联改组了以马尔命名的语言与思维研究所，解除了麦夏尼诺夫院士的工作，语言新学说在一系列的会议上遭到批判，一大批人被罢免领导职务、被撤离重要的科研和教学岗位。 
作者指出，斯大林并没有给语言学理论作出任何贡献，他对马尔学说的批判，只是重复了许多俄国和苏联学者早已用各种方式表述过的结论；而他试图表现自己创造力的一些见解，则是可笑和荒谬的。但以权势之大，地位之尊，他的话却成了不容置疑的权威结论，被作为发现和创造而得到了广泛接受。例如斯大林称库尔斯克－奥尔洛夫斯克方言是俄罗斯语言的基础，这与客观事实相去甚远，语言学家甚至弄不明白他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一假设。但由于这是斯大林的假设，于是在很多年中，引出了诸多毫无结果的科学猜想。一位善于投机的所谓学者还以惊人的快速度炮制出博士论文，专门证明斯大林的这一“发明”是科学的。就凭这篇论文，他顺利地进入了莫斯科，并在苏联科学院身居要职。 
轰轰烈烈的对斯大林的赞颂已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界，变成群众性的狂热。所有的人都努力地领会着伟大领袖关于语言问题的论述，其他专业的学者们也迫不及待地用伟大领袖的新理论来武装自己。在莫斯科大学的生物系，贴出了“用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理论观点来研究马拉尔的乌鸦种群问题”这类“科学讲座”的海报。《真理报》出版社出版了维诺格拉多夫院士主编的《论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宣告：“用斯大林的天才思想武装起来的苏联语言学，开始沿着新的道路前进。语言学理论研究所和各高等院校语文系科研工作的整个计划都作了重新安排。重新组建的苏联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承担起了以斯大林的指示为指针，改造苏联语言学的方法论基础和语言学的具体研究课题等重大任务。”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也出版了文集《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篇目包括： 
亚历山大罗夫：《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典范》 
维诺格拉多夫：《用斯大林关于语言的学说发展苏联语言学》 
尤金：《论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著作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 
斯杰潘尼扬：《用斯大林语言学著作的观点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某些问题》 
切尔特科夫：《用斯大林论语言学著作的观点研究辩证法的某些问题》 
特罗申：《论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对自然科学的作用》 
等等。文集称颂斯大林为“创立了先进科学史上史无前例的学说的科学泰斗”，他的著作“完成了语言学的转折，开创了苏联整个科学的新纪元”。作者对这本文集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特别是从科学历史与专制制度特点的联系的角度来看，每一篇文章都十分有意义”。一切大大小小的马屁家们或可从中获得激励：他们也是有机会名垂青史的———今天的垃圾，可以成为明天的史料。 
 
警惕斯大林制度的后遗症 
回顾历史，作者的心情是沉痛的：“我们的科学和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多种多样而又错综复杂的，是悲剧性和自我矛盾的。科学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国各族人民曾陷入的那种危机是多么深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制度本身，是斯大林制度及其遗产。这种危机的后遗症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他引录了作家塔尔哈诺夫在回忆录中的沉思： 
我联想到一种最毒、最难以制伏的莠草———飞廉草，无论你锄刨得多么深，无论你怎么用力踩踏，无论怎么折毁它的茎杆，只要它的根还活着，一切都是徒劳的。同样，我们在揭露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形象地说，只是在日常生活的土壤上除掉了祸害的茎杆，它的根仍然还活着，并会不断生长。这就使得它们在后来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还能够再次复发，再次猖獗。 
是的，人类历史中的一切都在惊人地重复着。正因如此，历史才是值得我们回忆和反思的。正因如此，作者才记录下了苏联语言学史上这沉重的一页，“无论这一切有多么荒唐，在过去那些令人悲哀的教训中，除了痛苦以外，还包含有另一番滋味：那就是对未来的期待和希望———期待真正的自由的到来，希望理性终将获得胜利。正如英明的彼得·恰达耶夫所说：我们无法改变过去，却可以把握未来”。而“要想把握未来，就必须了解过去”。也正因如此，《世初有道》才值得我们翻译出版，值得我们郑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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