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世运博文新世纪的国际语学(周流溪)新世纪的国际语学北京师范大学 周流溪
我们已进入21世纪。大家对它怀着良好愿望。但谈起世界语(国际辅助语Esperanto，1887- )，不少人说：它怎么100多年还没普及？肯定不会成功！这个说法很不恰当。一百年做不了多少事。（甲午战争过去100多年，中国海军还不很强大；竟有小国敢来挑衅，就教人担忧和思考。）当然我们不能禁止别人质疑世界语的命运。世界语学/国际语学（esperantologio/ interlinguistics, 后者可包括前者）研究国际辅助语（international auxiliary languages，特别是世界语），颇有赖于世界语本身。若世界语不行了，则世界语学/国际语学将无甚意义。这些学问可以是纯粹的语言学，但很大程度上首先应该是社会语言学，故势必与世界语的现状和前途休戚相关。反过来说，若没有国际语学/世界语学，世界语要得到学界乃至社会的承认也很困难；所以学术亦自有大用。
一、国际语的产生和国际语学的成立
自欧洲率先开始现代化进程以来，国际交往在欧洲内部和全世界各国之间越来越频繁；对语言（第二语言、外语）的需要也越来越迫切了。由于民族语言都是外族人的拦路虎，人们对国际性语言的期待也就自然产生了。约从17世纪以来，许多仁人志士、专家学者都思考和提倡过国际（辅助）语问题；至今人们已提出过1000个以上的国际语方案，包括中国近年有人不甘寂寞而提出的方案。然而，除了有几个方案曾经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前期获得有限的成功之外，实际上真正存活下来并得到发展的方案只有柴门霍夫创造的世界语。 世界语如今的生存状况和地位如何？它一直在生存和发展，就像一般自然语言（民族语言）那样。但人们总还有疑惑：它是一个没有祖国的语言，怎能生存并通行开来？其实世界语中早有一句名言：Esperantujo estas nenie，sed ĉie.（世界语之国无所在处，但又无处不在。）其意思是：地球上的确没有一个大地方，其全体（或大部分）居民都说世界语；但全球各个角落都有懂得世界语和应用世界语的人们（称为世界语者esperantistoj），这就是无所不在、无往不届的“世界语之国”。世界语的分布范围绝不比英语的小，甚至会更大，尽管在使用人数上它不如英语多。世界语和英语是当今能充当国际性语言的两个特例，凭借这两个语言中的任何一个就大抵可以走遍天下，两个都掌握那就更好了。很多人从实用主义的眼光看问题，总觉得有了英语就行了，还要国际辅助语干什么？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英语其实也不是万能的。[1] 此外，由于英语本质上是一个殖民语言，其传播是由英美的殖民主义所造成的，它就不时遇到抵制。而人们不用世界语大都由于不了解它，并非敌视它。但很多人（比如很多欧洲人）就不买英语的账，因为他们觉得英语及其文化不断侵夺他们自己语言和文化的地盘。在美洲也一样。[2] 以和平中立、理解合作为宗旨的世界语之推广是一个运动。固然，掌握了世界语也可以获取物质利益和个人机遇；但是当前更重要的是必须为民主权利和理想而奋斗。现在除了传统的通讯录和电话还加上互联网，使全球各地的世界语者联系起来非常方便。 世界语的地位实非一般人想象那样低下。联合国的六个工作语言（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汉语、阿拉伯语）可算无争议的强势语言。此外还有哪些语言地位较高？我们或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姑将德语和日语算第七名和第八名。巴西是要崛起的大国，其葡萄牙语就算第九名吧（外文局中国网第九名是世界语）。第十名，能否考虑文艺复兴的功劳和现在艺术的需要，暂给意大利语？十名后的事很有趣。印度、尼日利亚、菲律宾、印尼都人口过亿，但其民族语言没有国际地位；前两国以英语为官方语言，菲律宾也差不多。至于小国丹麦，虽有世界知名的一流文学家、语言学家、科学家，可惜懂丹麦语的人太少！如此说来情况难道还不明显？世界语要跻身前二十名毫无问题；甚至还会向前挤。这不是瞎吹：美国MLA（现代语言协会）图书检索所用语言中，世界语已排在第十名（见IpI，58-59期）。你可能说：前十几、二十名有什么了不起？但你别忘了：中国足球奋斗了这么多年(也有半个世纪了吧)现在还至少在世界一二百名之外！岂不发人深省？欧盟内部语言复杂，开会仅翻译费用就不堪重负；有识者曾提议可用世界语作为翻译系统的媒介语言。此事若能实现，世界语的地位还要提高。但万事之兴，端在人为；若人们没有理想、没有作为，则世上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希望。 国际语产生前后，对它的研究就构成了一门学问：国际语学。有学者认为：应该承认一门“语际语言学”，即研究任何语言之间关系的学科。从泛理论角度看这好像合理周密；其实问题不少。比如中国人学英语，往往要比较英汉语言的异同及其交互影响；这样似乎就需要有一门“中介语学”（interlinguistics）来研究“中介语”（interlanguage）。知名的英语教学专家L. Selinker就鼓吹过interlanguage说。这个名称指的是外国人学到半道儿的英语那样的语言状态。之前有人（S. Pit Corder）为之使用过transitional dialect（过渡性方言）的名称---“方言”，亦即非标准语，指还未学到家的外语。这本是准确的表述。所以我坚主必须将Selinker的所谓interlanguage译为名实相副的“过渡语”，而非“中介语”。因为真正的“中介语”是像世界语这样的语言。而20世纪有不止一种国际语，都直接定名为Interlingua（英特林瓜语、中介语）。在这种问题上我更愿意使用“媒介语”（medium language）的泛指名称；这也是为了与英特林瓜语（中介语）的专名相区别。媒介语基本上分两大类：一类是国际语，即中立的自然语言；另一类是机器（符号）语言，即人机对话用的、或机器之间对话用的符号编码系统。所谓“人造语言”（artificial languages），主要是指后一类系统。世界语原先也被称为人造语言，因为它不是从原始社会自然生长起来的，而是模仿民族语言而人为创制的。但它已经成活了，与一般民族语言无异，也能自然地使用；因此，强调世界语是人造语言已无多大意义。现在国际语学界倾向于称呼世界语这样的语言为“规划性语言”（韦斯特拟名，或译‘计划语言’）。 叶斯柏森1931年就提出了国际语学这一学科。他使用的术语是interlinguistics，指的就是国际辅助语问题研究（故宜对译为“国际语学”）。不久后，荷兰学者曼德斯出版了论述国际语学和世界语学问题的专著（W. Manders：Interlingvistiko kaj Esperantologio，1950）。这些奠基性的著述是一系列著作的先导。20世纪后半叶，社会语言学兴起，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和规划性语言（planned languages）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汉语的规范化是一种语言规划；但“规划性语言”一般不指像汉语普通话这样稍作规划化管理的语言，而指像世界语这样完全按计划设计出来的高度规划化的语言（后一理解使该术语更名副其实）。国际语学和世界语学因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或指导而显得更活跃；20世纪末美国学者汤金（H. Tonkin）所编书《世界语、国际语学和规划性语言》（Esperanto，Interlinguistics, and Planned Language, 1997）是这一路线的代表作。坂口阿丽莎（Alicja Sakaguchi）则有符号学派国际语学的基本论著《国际语学之对象、目标、任务与方法》（Interlinguistik. Gegenstand, Ziele, Aufgaben, Methoden. 1998）。这两部书总结了国际语学的已有成果，实际也是为其在新世纪的发展作了准备（二书目录见IntI,1998/2）。 1979年，张丹忱、唐长荫在《语言学动态》（第3期）译载“语言计划的五个方面” （M.Nahir著，原载《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IPLP, 1978/2），把外国学者关于语言规划的学术思想和成果引进中国。常宝儒也发表“国际辅助语类型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语言学动态》第1期）；该文说明国际辅助语研究有两条路线：社会语言学路线和符号学路线，后者包括类型学研究。与此同时周流溪译出威尔斯Lingvistikaj Aspektoj de Esperanto（《世界语的语言学概观》）一书并写了跋语（1980年先油印流通；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世界语学概论》）。此跋（国际语和国际语学）在国内首次系统论述国际语学（语际语言学），明确指出其整体范围：它和语言计划及克里奥耳语言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的几个活跃部门（该文的改写版本1987年在《世界》杂志连载）。1980年，张丹忱在湖北世协学术讨论会上作了“语际语言学和世界语学”的报告（后发表于《世界》1983/4，文中提及规划语一词）；接着周力发表“国际语学和世界语学”（《世界》1983/1）。《外国语》杂志1988年刊发一组文章论述世界语。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一些世界语学者有几篇文章收录在于德全编辑的两套论文集里。90年代以来，刘海涛发表一系列富有新意的国际语学文章（如“国际语学和计划语言”，《现代外语》1995/1；“计划语言和语言规划关系初探”，《外国语》1996/5），还建起网站，使中国的国际语学研究与国际紧密接轨。1994年张丹忱发表“语际语言学在中国”（《未来》第2期）。1998年刘海涛发表综述文章“中国的国际语学研究”（LPLP，22［他本人也是该刊的编委］）。1999年周流溪撰写了《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侯志平主编）“世界语学和国际语学研究”一章的主体部分，也把至90年代末国内在该领域之研究作了总结。
二、国际语学在新世纪的发展
历史不是可以随意隔断的。公元2000年后的研究至少是20世纪晚期研究的直接继续。新世纪之初的一批成果可以说正好起到了总结此前之研究工作的作用。自然，这些新成果本身也已经体现了研究的规模和深入程度都有所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国际范围内当之无愧的重要著作应当首推《国际语学研究》（Studoj pri Interlingvistiko/Studien zur Interlinguistik，2001；由德国学者费德勒/Sabine Fiedler和中国学者刘海涛/Liu Haitao合编，以下简称该书为F & L）。这是为庆祝德国学者迭列夫•白朗克（Detlev Blanke）六十寿辰而编写的论文集。该书内容包括四个部分：I.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II. 国际语学的理论、历史和应用方面之研究；III. 世界语学；IV. 术语学和词典学。全书有736页，共收录文章45篇，可谓洋洋大观。不言而喻，这些也是白朗克努力经营、成果丰硕的领域；该书附有其著述的详细目录（著作逾500种）。白朗克是当代国际语学和世界语学公认的领军人物。 从该书和其他著述中我们首先必须关注的仍然是最根本的问题：国际语（和世界语）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因为新世纪里全球化出现了新形势，这个问题比以往显得更加迫切。 F & L（I）首先论述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很是合适。头篇文章（日本Goro C. Kimura木村护郎作）“语言使用中的自觉干预”指出：人为干预经常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按：小的干预如纠正语法错误，大的干预如提倡世界语这样的规划语和推行少数民族语言运动）；实则干预是语言日常使用中的基本行为。[3] 提倡“言语卫生”，要对语言进行“管理”，可能是出于理想化的愿望；这是“语言意识形态”问题，但也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这里需要一个综合性理论的指导（以及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又按：有些欧洲人不理解、不接受世界语；此亦语言意识形态作怪，还需纠正。］ 该部分最末一文是意大利学者科尔塞蒂（Renato Corsetti）的“人权、语言人权和世界语”。它指出：世界语初创时宣布其宗旨是为了破除国际交往中的语言障碍、实现其“内在理想”（人类大同）。柴门霍夫强调各民族应享有平等的地位，“权利平等”已被他明确点出。那与联合国1945年的《宪章》（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及其1948年的《人权宣言》是相通的（1947年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已宣布尊重人权）。但联合国的《宣言》至今流于一纸空文。目前的所谓“全球化”趋势有可能导致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一种语言凌驾一切的结果。所以世界语多了一重冲破语言霸权的任务。（按，也可说是维持人类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任务。［注意：世界语的目标从来不是废止民族语言，而只是提供一种中立的公用辅助语。］）1996年国际世界语大会通过的《布拉格宣言》是世界语运动意识形态的基本文件，它申明了民主和语言权利的观点。但是语言人权还是个“待产的婴儿”。（按：语言人权可称为一种新的人权。关于语言人权的观点仍有争议；然而现在有些人对某个语言享有终身特权而此外更多的人则要投资费力去学习那个语言却仍然掌握不好，这是不民主的现象。）因此，世界语运动还要为语言文化领域内的全球正义而继续奋斗。[4] F & L（III）首篇是汤金的“外部的和内部的世界语学”，适与科尔塞蒂的文章相呼应。他指出：以前世界语学主要搞内部问题研究；但因社会语言学的兴起、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关注、世界语之可作语言平等和语言人权的表述方式、机器翻译等的技术需要，越来越多语言学家开始认真考虑世界语问题。（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加强内部问题的研究。）他和白朗克近年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现代语言文学国际书籍文章目录》库中加进国际语学的文献，逐年增订；而且它从网上就可以利用。这对于吸引语言学界对世界语的注意和重视很有作用。 其实世界语学两条战线的工作从未中断过。许多研究集中在语言结构和语言教学之类内部问题，原很自然。不过，世界语始终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在这方面需要外部研究，而它一定要与社会语言学和广义的国际语学研究结合起来。比如在日本和中国，世界语运动早有联系，也有相似的特点。日本的世界语学内部研究可说向来（并依然）占主导地位。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同情世界语的语言学家田中克彦和津田幸男之批评性社会语言学影响下（有的世界语者还在田中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名古屋和东京两地的世界语者建立了社会语言学团体。前者并出版了刊物。而东京的“语言帝国主义研究学会”则于1996-2002年间连续召开会议。木村护郎和臼井裕之受布拉格宣言的启发，于1997年就向日本世界语学会（JEI）提议召开语言权利问题研讨会。会议于次年举行，并于1999年出版了他们二人主编的包括会议发言在内的论文集《语言权利》。[5] 在中国，社会语言学家陈原是老一辈的世界语者，而不止是同情世界语的学者。他也能在社会语言学的框架下宣传世界语，那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是我们中国学界至今还没有培养出（兼通）世界语学的社会语言学硕士。 F & L（III）里波兰社会学学者加罗尔（Zbigniew Galor）的文章“世界语运动：一个消亡了的社群？”，观点很尖锐。世界语社群既不是人民、民族、国家，也不是像散布各地的犹太聚居区那样的群体，而是一个由特定的语言特点形成的特别群体。国际世界语社群、世界语运动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倒退、陷入危机、消失或演化。作者这种从严格社会学视角来作出的观察虽然未必都很“科学”，但足以令我们深思。我们的确需要提防世界语运动的危机，不断解决前进中的种种障碍和困难。多方维持和壮大语言社群仍然是当务之急。 不管怎样，世界语已经从一种人造语言成活为自然语言。中国五四时代有些知识分子认为世界语不能表达高深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成书可读，所以不值得学习。有人还扬言说试看五十年后它会怎样。如今差不多一百年过去了，世界语仍然活着并向前发展。此人的无知狂言已成为历史的笑柄。与世界语可比的还有现代希伯来语，那是以色列复国运动中由一位哲者在古希伯来语的基础上复活的语言：居然也成功了。（若要复活梵语，那就很难。）人类历史上只出现过这两个语言奇迹。（印尼语是经外国学者整合当地方言而成的，也算是规划化的好例子。） 德国神父史莱耶尔（J. M. Schleyer，1831-1912）创制的沃拉普克语（Volapük，1880）是首个成功的国际语。（但其信徒于世界语兴起后多倒向世界语，包括格拉波夫斯基---他后来在世界语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柴门霍夫在1911年世界语大会上请大家记住史莱耶尔、感谢他的开创性工作并祝他长寿。可见柴氏胸怀磊落、品行高尚。）F & L（I）有一篇“一个被遗忘的泛斯拉夫沃拉普克语者”（魏拉Věra B.-Frank作）。按：魏拉更关注基于拉丁语的国际语方案（多达200个）。20世纪初出现无屈折拉丁语（后来发展为英特林瓜语），演变成中介语(Interlingua, IALA，1951)。另有一个新拉丁语运动，从1956年至1997年已断续召开过九届拉丁语世界大会。魏拉报道了第九届那个像世界语UK的大会（IntI 1998/2）。她一直跟踪这些新拉丁语的动向。[6] F & L（I）还有“以希腊语为国际语”一文，评论现今有些希腊语协会还力图推出该语言为国际语，认为那不会成功。注意：国际辅助语虽多，却都是同盟军。只是依多语（改造世界语而成的Ido）初起时，其创始者波弗龙（法国世界语协会会长，柴门霍夫让他代表世界语去参加一个国际语选用委员会的评审）采取卑鄙的叛卖行动，不但不为世界语答辩反而借机兜售自己的方案，给世界语运动造成极大伤害。但柴门霍夫没有追究他，而让重新审查Ido作出的改动（结果多数世界语者都不同意，依多语到头来也不能成功）。其实，对所有方案都可以就事论事，从技术等方面进行评价。 国际语方案至今还不时出现（网上有百十个方案；有闹着玩的，且不论），我们也还要做比较研究。白朗克“从方案到语言”一文（应用语言学杂志《界面》Interface,15.1,2000），用14个标准衡量各种方案（包括沃拉普克语、依多语、中介语、欧西语和1981年的Glosa方案)，辨认出从最原始的手稿方案到最发展并已起变化的语言之间的28个层次！作者以此很有说服力地表明世界语是相对成功的规划性语言。2000年以来有几种改革世界语的方案。2002年又出现“大同语”（Mondlango，Ulango），也批评世界语并大加改革（它实以世界语和英语为基础，语法上也采纳了一些英语和汉语的简化因素）。 这遭到了质疑；因为它对世界语的很多批评都不能成立。[7] 刘海涛的论文“混合语和规划语哪个语法更简单？”（《世界语学•世界语研究》EES.2,2001）、“鄙准语、混合语和规划语---特殊条件下的语言发展”（Interface,15.2,2001），便将比较延伸到世界语同鄙准语和混合语（后类可涵盖前类）之间。按，这种研究也关乎世界语身份和命运的定位，本身就是社会语言学的正规研究，故不能轻视之。他以具体的事实和仔细的分析从社会学和语言学角度论证这些语言间的异同和演化途径。[8] 作者主张在研究这些不同语言的学者之间开展合作交流。（差不多100年前舒哈特就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可说是混合语学之父，同时也关注国际语学；我们应顺着他开创的道路前进。）针对某些混合语学者的夸言：混合语是自然语言，应胜于世界语这样的规划性国际辅助语。刘海涛说：如果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比一条自然河流能给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规划语为什么就不能比自然语言更优越？（此乃一妙喻。） 总之，国际语学（以及世界语学）必须首先从社会学（和政策制订）、以及更具体的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和论证。同时也要从语言学的各个方面继续深入探讨。此外，也要从教育学、文化学、文学以及其他更专业的角度（比如心理学、信息学和统计学等）进行验证。所有这些，在新世纪里都已经出现好的势头。
三、形成队伍和利用资源
探讨国际语学和世界语学，需要一批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这些人员当然可以自学成才，或由其他专业方向转变研究兴趣或重点而加入这个队伍，但更多的人员应该通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乃至研究生教育来培养。研究工作也需要依托会议和期刊来交流和发布成果。若有专门研究和出版机构及专项基金的支持就更好了。就世界语而言，它设有最高的学术权威机构：世界语研究院（Akademio），[9] 其院士有些在世界语圈外也是重要人物。[10] 国际世界语协会(UEA)在推动和协调国际世界语运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每年主办国际大会（UK［近年大会的举办地：2000年在以色列特拉维夫、2001年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2002年在巴西福塔莱萨］）。会议期间照例举行世界语学或世界语应用研讨会，还专设“大会大学”讲座（内容也可包括世界语学问题）。协会下有图书馆，又设立世界语言问题研究和文献中心（CED），定期发行Informilo por Interlingvistoj（国际语学者通讯，IpI）报道成果、动态和人物。它与国际语言学界和著名出版社（比如荷兰的大出版社）保持密切联系，合作出版《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杂志（LPLP，前身为50年代的世界语杂志；1977年以来为今四月刊，内容不限于国际语）。CED有时设立研究基金。[11] 欧美很多大学的人文学科，按其教育传统和人文研究传统，都能包容国际语研究；日本、韩国亦然。（波兰密茨凯维奇大学于此最为著名，该校多年来每年召开国际语学研讨会，从1997年起用世界语开设国际语学研究生课程，并且不时延请国际名师授课。）过去法兰西研究院立过禁例：不接受国际辅助语和语言起源问题的研究。但那违反科研自由，已被破除。（国际语学论文首出法国！现在世界语教师法国亦多！）从信息角度看，国外高校国际语学资源也不少。欧洲许多大学上世纪就出版国际语刊物（或在刊物开设国际语学专栏）。新世纪里也有很多期刊（或集刊）出现。[12] 据记载，国际语学可考的首篇学位论文已是博士论文，即1902年法国L. Fauvart-Bastoul的《与人权有关的国际辅助语》。（1908年又有巴黎大学医学系C. Pierre的博士论文《国际辅助语在医学中的用途及其采用的可能性》。两次世界大战间有博士论文4篇，硕士论文3篇。二战后10年内只有7年出现论文，共9篇。）1966-1974年，每年至少有2篇。1975-1979年，每年有8-12篇！东欧最多（先以匈牙利为首，继之则有波兰），德国统一前后论文加起来也不少。西欧南欧、美洲和日本等地也有论文。林斯（Ulrich Lins）、白朗克、福尔斯特（P.G.Forster）之辈于此期间出山。1966年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罗兰大学（ELTE）语文系语言学讲席在谢达海依（Istvan Szerdahelyi，1924-1987）主持下首先开设世界语专业方向，居于全球领先地位。伊洛娜•寇特尼（Ilona Koutny）和坂口阿丽莎曾分别师从谢达海依攻读硕士和博士，80-90年代以来都已是名家了。（谢氏和接班的寇特尼共培养了100多名毕业生。寇特尼后转战波兰以传薪火，扎实建设学科点）。90年代，全球国际语学的学位论文至少有68部。其晚期至2000-2002年间势头减弱，但不会不复起。[13] 中国直到1986年才产生李维写的与世界语有关的一部硕士论文（《从世界语到英语和汉语的自动翻译》）。对比外国至当时的一二百部论文，我们的差距太大了！[14] 李奈西同志曾撰文“论国际语言与世界语”指出：我国教育部上世纪60年代就承认世界语课程。80年代国家教委又规定各校考取研究生和各机关考核干部、评定职称时可以用世界语作为第二外语。开办过高等院校世界语教师班，培养了不少教师；也有一些高校开设世界语的课程。“但还有不少学校有关负责人员坚持反对意见，不予支持。我国是五千多年历史的古国，科学文化原较世界各国先进，徒以长期受封建制度固步自封和一些富有守旧思想的官僚和顽固学者的阻力，以致现在科学文化都远远落后于现代发达国家。经过解放以后四十多年的努力，还追赶不上。世界语运动是新生的文化运动，我国起步原较各发达国家为迟；诚恐有朝一日，世界国际团体都采用世界语为工作语言，则我国又将落后于人，无法应付，处于被动的狼狈局面。我实在不能不为此担忧。希望主持高等教育的学者，对国家教委的指示切勿等闲视之。”[15] 我国至今采用过的特殊培养措施，就是不定期地举办广播、编辑方面专业人才的高校培训。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员中有些一直留在世界语阵营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末办过两期培训班。2001年又在中国传媒大学办了世界语培训班，及时为电台和杂志社补充了人力。[16] 这些人员中有的也已逐步扩展专业基础而能从事世界语学的研究。 德国是国际语学的中心（东德此学原强于西德；白朗克即出于东德，他在洪堡大学讲授国际语学，又投身世界语协会工作）。德国统一后形成国际语学的巨大合力。可惊叹者：德国被称为“梵语帝国”（因为它的梵语研究在世界上处于最强大的位置；季羡林即是留德十年从大师学而成的大师）。而在国际语学领域，德国也处于称雄的地位。[17] 德国世界语协会不但有协会的刊物（der esperantist/世界语者、Esperanto aktuell/现实世界语)，还有一个多年在白朗克领导下的活跃的国际语学学会（GIL），出版会刊Interlinguistische Informationen(国际语学信息/IntI，以及不定期的简讯/Informationsbrief)和以其增刊（Beiheft）名义正式出版的年度会议论文集（会议接纳许多并非世界语者的语言学家来参会，这有利于提高世界语在学界的地位）。[18]《信息》及时报道各种消息，有时提供组织和个人的网址、地址和电话（比如2002/3期里就一下提供了45个网址），介绍新书时往往详细列出其章节目录。2001/1期有国际语学和世界语学的期刊和图书馆编目一览（白朗克撰）。2002/1-2期有1992-2001年间该刊共41期及CED《通讯》（IpI）共39期的人名索引。[19]（刘海涛曾自行编印《国际语学通讯》［又作《语际语言学通讯》］，于1992-2002年间进行内部交流。） 在德国统一的历史巨变关头，东德世界语协会的丰富档案图书（2000多个编目及卷册）幸而得到了抢救和保存。对于将来或能归于公用的个人图书档案，当事者也有保护意识。[20] 相形之下，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差。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不少地方协会的图书档案都经常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以至历史文献流失严重。一些老前辈的个人图书资料，其保存利用的情况就更差了。这种局面亟待改进。[21] 世界语学的出版资源，在中国已很难依赖纸质的世界语刊物；网络逐渐成为主要的媒介。各地办起的一些网站，[22] 如《世界语学习》（见注1）、《绿网》(www.reto.cn)等，要发表研究心得倒无版面时间限制了。《中国世界语网》（www.esperanto.cn)上也有谈语法的文章。至于文学，网上（包括《中国报道》网www.espero.com.cn）也有作品，但罕有研究性的文章。我们若想提高一步做研究，需要利用上文说的德国《信息》所提供的几十个网址（包括刘海涛的网站）。
四、语言学研究
前述汤金（1997）书中有俄国杜里臣科（A. Duličenko）一文“世界语：普通语言学的一个独特模型”，把世界语学紧密联系于普通语言学，是纲领性的观点。威尔斯《世界语学概论》早已从普通语言学（尤其是语言类型学）角度对世界语之语言特点做出过很有价值的理论探讨；初入门者不妨循此书寻觅途径；而专家则当然还要有新的开拓。F & L 2001（II）第一篇理论文章，就是杜里臣科的“处于语言构拟方案和民族语言之间的规划性语言”。作为一种类型学研究，它论证了从方言（包括基础方言和周边方言）、民族语雅言到后天型（模仿型）规划性语言、先天型（哲理型）规划性语言之间的层级关系：那里面的差别只在于抽象性程度的高低不同。这些都是人类创造的语言产品。世界语是已经社会化了的规划性语言（SPL）。 要之，新世纪的世界语学既有对世界语内部问题的研究，也有在国际语学之更广泛视角下对世界语的研究。也就是说，世界语学要同国际语学结合起来。中国世界语运动中过去对学术研究下的功夫不够多，也较少在这方面进行国际交流（刘海涛比较新进，其很多文章都用外语或世界语在国际上发表）。其实学术研究也是一条重要战线，应该组织力量、多出成果。[23] 国际语学中有历史（包括历史人物）研究和方案对比研究。[24] 各种方案对比，有人也许觉得那是炒冷饭，而且好像会分散对世界语的宣传。其实不然：要继续论证世界语的合理性，就不能不重视世界语和其他人造语言（及自然语言）的对比观察，从那里也许会进一步得到一些有用的启发。国际语学以纯科学自命，也不能只谈世界语；它必须泛论一切规划性语言。 德国《信息》（2000/1）专门介绍上年两部论文：玛特（J. Maat）的《达尔加诺、威尔金斯、莱布尼茨论通用语》（谈及“达尔加诺：符号的艺术”、“威尔金斯：物类的艺术”、“莱布尼茨：思想的艺术”）和海尔（A. Heil）的《混合语和规划语中的语法弱减》（从形态、句法和语篇的角度比较了世界语、依多语、无屈折拉丁语和毛里求斯、留尼旺、海地的几种混合语）。这两部论文正好与前揭杜里臣科（2001）那篇文章相呼应。类似的国际语史研究和国际语方案对比研究还有不少（《信息》、《通讯》常有报道）。如前所述，刘海涛也关注国际语间的对比以及国际语同鄙准语和混合语的对比，并着重探讨世界语结构的根据及其成功之处，而且从语言社会化的角度来进行观察。这与白朗克的基本著作《国际规划性语言导论》（1985）之研究路线基本一致。［白书被K. Schubert称为该领域的典范著作。刘海涛也认同白氏路线；其“国际语学的进展”一文（LPLP，23.1，1999）比较白氏此书和阿丽莎上年刚出的巨著，评价了二者的异同：前者从社会学角度认定国际规划语是为了“便于”跨语言交际，后者从符号和计算的角度认定它是为了“优化”交际。（作为计算语言学专家刘海涛也不忽视科学手段的运用；如他指出：冯志伟2001之书《计算语言学探索》沟通了所论学科和国际语学。）］[25] 以上所言之可带“启发性”的理据性、规划性、国际性等，其中隐含一个重要相关概念：语言共性（或曰普遍现象）。威尔斯对世界语所作的语言学概观，从格林伯格的描写（归纳）性结构语言学角度找到一些人类语言共性，为世界语所拥有。（此外，当代语言学还有越出格林伯格的框架而从乔姆斯基的解释性或演绎性结构语言学乃至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等角度找出的共性；而从这些新角度如何观察世界语，则仍然有待研究。[26]）国际语学者们似已默认：世界语结构中具有（或体现）的人类语言之共性越多越好。但世界语（从理论上说）不可能那么巧就把语言共性都完美地集于一身。再说，世界语已经社会化，它在社会土壤中生长自然也会产生变异。然则若世界语结构中存在未定型的、不完美的现象，当如何处置？按我的理解，我们应该在掌握世界语的精神之基础上，谨慎地逐步进行有限的创新。 何为世界语的精神？这点柴门霍夫阐述过，基本上就是世界语的国际性和得体性；他着重指出过其语风（stilo，俗称语体）方面：世界语者不能使自己的世界语带有本族语腔调。这“腔调”主要指一些习惯表达法，但语法和构词也不应例外；而语法中隐藏的共性问题或争议，则尤其多。然而一谈共性，就有在哪个范围内谈或采取哪种标准来看的问题。因为世界语是走后天的模仿型（归纳型）路线而成功的规划性语言（走先天的演绎型路线者已全数失败！），它只能主要从印欧语言里提取词根。印欧语言在几千年尤其是近数百年的扩散中已经广泛分布于地球各地，谁要创造（模仿型）国际语都不能无视这一既成事实。但是，从理论上说，印欧语言的词汇就表現了世界语的国际性吗？庇隆（Claude Piron）多年前写过“世界语是欧洲语言还是亚洲语言？”的名文，早已由宋绳坦译出、方善境油印而颇为人知。庇隆认为：由于柴门霍夫的天才眼光世界语中已经含有不少黏合语甚至离合语（通称“孤立语”）的因素；所以，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说它具有亚洲语言的禀赋。我看，话也只能说到这个分寸了。再进一步，想大大增加亚洲语言的成分，就会陷入谬误而脱离世界语之基础，那将危及其生命。 所以，各国世界语者（尤其是中国世界语者）务必认真领会和掌握世界语的语言体系之精髓。周流溪二十多年前曾在《世界》杂志发表系列文章阐述“世界语语法的基本问题”，就是意在自省并帮助身旁的同志认清这一点。这是一个长期的学习任务。系列文章没有写完，但还在继续写，因为正如作者一开头所提及的：我们必须在所谓世界语语法“只有简单的十六条规则”和瓦伦铿那近600页厚的大语法书之间认真讨个说法。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二者之间上下折衷而融会贯通，那么对世界语的掌握和使用就始终会有闪失之虞。[27] 近来，学者们运用新的手段如语料库语言学来对世界语语法作更客观的考察；比如C. Gledhill所著《世界语语法：基于数据库的描写》（Lincom Europa，1998/2000），就如实揭示了不少超越“十六条规则”的现象。刘海涛的书评“从文本中诞生的语法”（EES.2，2001），肯定了这种科学描写能深入反映世界语的结构和自然演化。[28] 对超越“十六条”的事，固然要严肃对待；但即便没有超越那“十六条”而却未曾被“十六条”细加规定之处也不少，同样要认真研究。德国最近出版了《世界语语法：学习和参考本》（Dirk Willkommen，2001: Esperanto-Grammatik. Eine Lerner- und Referenzgrammatik）；全书共130多页（IntI，41有其目录）。一般而论，对于欧洲人来说世界语的语法规则很多都已经是默认的事了；德国人学、用世界语竟也还需要这么全面复杂的语法书吗？可见德国人也会出偏差。我们不能老说世界语的语法很简单。应该说，它是很规则的。尽管如此，连德国人都还要认真对待之；中国人学、用世界语应当小心注意的地方那就太多了，否则真会动辄犯错。 其实，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语运动复兴中出现之各地学会的及民办学校的各种书刊经常反映学者从理论上认真思考世界语的语法问题（及与之相关的一般世界语学问题）；这些刊、书、文之多不能备举。秦凯基“世界语语法表解”（《世界》1983/2；）等系列文章胜于传统的句子图解（发于从EPĈ到《綠萤》等刊）；后集成册为《世界语语法问题探索》由北京世协印行。江苏世协印行《世界语论文选》（1983）也刊出较早一批成果。[29] 安徽世协会刊《世界语者》在80年代登了不少语法文章（像1985/3的杨秀君谈kiel和kvazaŭ、韦山谈antaŭ和antaŭ ol，都能为学习者解惑）。湖北世协每年的学术研讨会（包括面谈和笔谈）、北京社科联和北京师大合办的学术前沿论坛，都有不止一次报告涉及世界语语法问题。[30] 张丹忱的“世界语的类型学特征”(《外国语》1988/3)是理论著述。世界语教师们的文章还载于中国高等院校世界语教师协会会刊《高校世界语》（1991），也收入于德全（等）主编《外国语言研究》和《高校外语教学与研究》二书；如魏以达“试论世界语和英语的时制系统”（《外国语言研究》第一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8）、“世界语和英语语序对比研究”（前书，第二辑1998；以上二文上了《世界语学习•世界语学研究》网，也被《湖北省世界语协会世界语研讨会论文集（1980-2002）》收录作为2002年报告），都属很有份量的专题研究。至于其“Ties用法小议”（《世界》1997/5-6），也能抓住一个特定问题深入探讨，而这种探讨对提高中国世界语者的语言悟性和运用能力都有帮助。其实十六条规则管不到的地方多的是，若不下大功夫去钻研则势不能全面准确地掌握世界语。我们当然不是吹毛求疵或要求人人都达到专家水平；但是中国人的世界语水平越高，对世界语运动就越有利，这毕竟是不言而喻的。而现在的问题是语言水平偏低、随时出错的情况太多。在新世纪里我们应该积极解决这个问题，要加强学习和运用，已经有成绩的也要锦上添花。 就世界语而言，它当然还要不断发展和完善。[31] 无论语法方面还是词汇方面都是如此。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发展最快的部分，也是争议较多的部分。中国同志在词汇方面的认真研究，有魏以达“试论世界语和英语的词缀体系”(见于德全书第三辑1998、世界语学习网，及《世界语研讨会论文集（1980-2002）》)和其他同志的文章。郑伯承、李威伦都鼓励在世界语学习中注意利用词源知识（郑氏有“英语与世界语词源比较分析”，载于2002学术前沿论丛）。[32] 李威伦的短文“某些合成词的特定含义”（《世界》2001/7-8）里提及的nova jaro（新的一年）和novjaro（新年=元旦）这种差别，只要提醒一下中国世界语者就能掌握；但像sakstrato（死胡同，直译是‘袋子街’），它从哪儿来就不大清楚了（英语说 blind alley‘盲巷’），要学会它很麻烦。这样的词有其构成的理据；但到底何时该照哪个语言仿造，谁也说不准！王崇芳在《世界语学习》网上发表“试论世界语惯用语”、“论词的搭配”二文，介绍了不少地道搭配和惯用语；他认为掌握地道搭配可以避免中式世界语，又强调惯用语是世界语语汇的必要组成部分。 但是，惯用语句其实是句法和词汇纠缠在一起的，很多都深受特定文化因素的影响。费德勒2002年的《世界语惯用语句集》搜罗繁富。[33] 至如该书所收的balai ion sub la tapiŝon（掩盖、无视、搁置某事，直译是‘把某物扫到地毯底下’），同英语的sweep something under the carpet是一样的表达法（这个英语说法不易为外人理解，而且sweep… under也可能被误会成‘在地毯下扫掉’；世界语因为tapiŝon带着表示动作方向的格词尾-n，语法上不至于误解）；但该惯用语句中国人理解起来总会觉得费劲。各族特色说法有的是。这样的东西一多，世界语的易学性就大打折扣了。 叶斯柏森（1928）指出：“反对国际构拟语的人经常持有一个论点，即国际语绝对不如自然语言那样完善。我承认，这种观点有几分道理。我们的国际语不像英语那么丰富，不像法语那么典雅，不像德语那么有力，不像意大利语那么优美，不像俄语那么精致；它也不像母语那样带家常味。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人们所赞赏的民族语言的那些优点只有本民族的人使用时才体现出来。国际语完全可能比法国人讲的英语更丰富、比丹麦人讲的法语更典雅、比一些意大利人讲的德语更有力、比英国人讲的意大利语更优美、比德国人讲的俄语更精致，也比俄国人讲的丹麦语更带家常味。国际语是一种辅助语言；我们只能公正地把它与外国人使用的自然语言来相比。因此，国际语者们也就不必为自己的语言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而抬不起头。”（见其《一个新国际语•导言》。）[34] 其实世界语“十六条”已经为语言的群众使用预留了必要的空间：第15条规定可以从民族语言引进外语词（国际词）。世界语词汇不断扩大，为传达文化内容尤一发而不可止：像sweep的惯用语句可以用，有些中国人也觉得可以引进“元宵”之类字眼……；那样一来世界语就根本不用担心还会有什么不足和不自然之处，它简直要什么有什么、想多么细致优美就有多么细致优美了。然而并非所有使用世界语的人都能随时随地从心所欲表达自己而又能令人立即轻松愉快地理解；作为国际语，世界语一开始就考虑到表达和理解的困难，它要优先体现简便好用的原则。这条底线却不能打破。 在《世界语学习》网上，有王崇芳写的“有必要引进 daĵeno（大人）这个新词吗？”和魏以达写的“此风不可长”（魏文原载《世界》1998/3-4）。二文分别批评《聊斋》两位译者引进新词和改变旧词的语法形式(按：胡国柱所译《聊斋》苦心别裁、很有成绩，但转性词多)。批评意见原则上能成立。比如很多中国同志迫不及待推出vejĉio（围棋）去取代来自日语而已经在世界语中流行的goo；这完全是虚荣庸扰、自找麻烦、多此一举。他们不知goo源于古汉语，不是日本人生造的。何况vejĉio里模仿的现代汉语破擦音对外人而言并非好东西！[35]（但王氏一面说现在世界语词的数量已经猛涨到超过人的记忆力之程度，一面又似乎毫无保留地大批接受西方惯用语句，总嫌小有矛盾---因为那些惯用语句也要逐个死记。他独力编写的《汉语世界语大词典》，是里程碑式的成果。书里把新词单独做成附录，也算是谨慎的事。但既然尼［姑］已经翻成bonzino‘女僧’，为什么优婆夷即女居士却翻成upasiko而不按居士即upasako类推去造一个upasakino‘女优婆塞’？我们不是抓住一点就来批评编者；这实在是谁也解决不了的大问题---虽然upasakino是梵语中不存在的词形，不见得能讨好；但是如果upasiko要单独立条进入世界语词库，那么梵语的许多词就都要跟着涌进来了！） 至于在构词或语法上突破旧规，若是极个别词而又不无依据，原也差可容忍；比如径以dank作介词（‘由于’），或能成功：它所从出的德语本有此先例。（李士俊曾为far代替fare de公开做过辩护，见Printempa Kampo，II/6，1995。）但魏氏提出不能“采用突进和釜底抽薪的办法”来改造世界语；他还有鼎力一文“Uzada Kutimo kaj Evoluado de Lingvo”坚决反对这种改造。
五、术语学和科技应用问题
说到这里，自然该集中关注一下特色名词和术语问题了。不少人觉得我们应尽快把大批中国特色名词用世界语表现出来。他们费心费力讨论如何转写“油条”、“干支”等等。其实，要将所有中国事物世界语化既不可能也无必要，须严加选择和控制。多数名词（偶及别的词类）只能用拼音加注解来表示。设身处地想想：若俄国、以色列……的世界语者照样办理将其民族特色词全搬进来，世界语会变成什么样子？人名地名亦然，只能名从主人、大都照抄。（用非拉丁字母的要转写为拉丁字母，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应免于转写；至于怎样才读得准，那就不必太在意了。）然则，边看（听）外语边看（听）解释，原是不得已的日常办法，总免不了！[36] 但是各科术语，却需要认真对待。这里麻烦再多也没法逃避，除非你不搞科技、学术。上世纪初世界语科学界已自觉开始术语研究出了成果。世界语者韦斯特（E.Wüster）在全世界开创了术语学（应其倡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1年设立了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术语学最大的研究基地在维也纳（“术语学都城”）。世界语在圣马力诺国际科学院是正式工作语言（控制论专家赫玛尔•法兰克［Helmar Frank］的工作发挥了巨大的示范作用）；而在乌普萨拉维尔纽斯国际科学院更是唯一的工作语言。当今国际语术语学的权威人物是维拉•白朗克（Wera Blanke，她既做研究又经常参加学术活动和组织性工作）。[37] 国际科学界一批有识之士总努力把世界语用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 中国老一辈的植物学家曾定之、动物学家周尧等已倡议并践行把世界语专业术语规范化。曾氏主编了《常见花卉名册》（拉、英、世、汉，1986）；周氏著有《中国向昆虫世界进军》（1986）；李克希（国际世界语者科学学会成员、中国代表）编译了世、汉、英三语对照《昆虫形态图解》（1987）、《人体解剖学名词》（1989）等，还提出拉丁语术语向世界语术语的新转换法和“借水行舟”方略（借民族语将世界语推行到科技领域）。《科技世界语初阶》（金海根、戴立明编译，1985）、《简明科技世汉词典》（梁梓明主编，1986）、《汉语世界语科技词典》（张金栋主编1988）也出版了。邵融率先编写了《世界语科技课本》（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他于1991年又向所在单位申请科研立项进行世界语术语学研究，并编印了小刊《术语通讯》（Printempa Kampo）。他与张晓霞合写一文“爱斯语（‘世界语’）术语学基本特点和命名原则与方法的探讨”1996年三期连刊于《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侯志平在其主编的《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第五章（前三节，已上网）对21世纪前夕国内外科技界应用世界语的情况作了全面总结。他着重提到中国科学院科技世界语者协会及其会刊《世界科学技术》多年来的成绩（协会多次组织国际会议，刊物获奖）。新世纪科学更加发展，世界语者应把这方面的事情尽快做好。 术语工作要有规划。“规划性”（planiteco）不等于“规则性”。世界语虽是规划语，但非100%规则。各科术语常有不规则现象，如“学”、“学者”的成词异趣：fiziko（物理学）- fizikisto（物理学家），ekonomiko（经济学）- ekonomikisto（经济学家）；filozofo（哲学家）- filozofio(哲学)，lingvisto（语言学家）- lingvistiko（语言学）。一路先有某门学问，后有搞这门学问的专家；另一路是专家说了算，“专家”搞的东西就是“学问”！令人纠结的是：人怎知“语言学家”不像“物理学家”那样构词、不作lingvistikisto？按说该词形完全合规则，而lingvisto和filozofo之类是迁就欧洲语言的不规则词形。邵融曾提议宁可用长一些的词也要废掉-ologo；即只用filozofio（哲学）- filozofiisto（哲学家）、astronomio（天文学）- astronomiisto（天文学家）。 F & L（IV）有一文论世界语大数之名如biliono使用的紊乱。周流溪大力主张世界语于此应该造出纯数词来取代名词：十亿径用gig，百万则改为meg。[38] 2001年在萨格勒布举行了规划性语言与词汇学国际研讨会（见IntI，39、41），出版文集《语言规划与词汇学》（C. Kiselman 和G. Mattos编），所收论文包括语言规划、世界语词汇的交际理论性思考、从概念分类到主题词典（世界语主题词族的贮备）、铁路术语概念体系化之始、数学术语的创造，熟语分析、词典定义分析、语法研究（如，世界语和意大利语中拉丁前缀的功能）。还有香港傅健雄（Fu Kin-hung）的发言和北京温晋根的文章（“世界语词典的国际性和便利性”）。 自从1998年以来，在布拉格连续召开多次世界语在科学技术之应用研讨会（KAEST），并出版会议论文集。2000年会后有论文集《世界语的专业应用》（世界语在科技上的应用系列第二辑，Z. Pluhar编，2001），内容包括术语构词、天文学专业词典、真菌形态学、数字化时代的世界语，等等。2002年又举行会议, 会后也有论文集。[39] 以森林词汇的制订为例（据IntI 2001/4）：经1981-1995年的准备，1996年出了法文版。次年分别推出六种语言的版本，1998年出德文版；1999年出世界语版（法文版、捷克文版、德文版再版）；2000年后世界语和前述多种语言都出了新版，还有一些新语言的版本(2001年世界语已出了第三版)。这应该是比较成熟了。F & L(IV)也有一文专门讨论这个领域的问题。 其他领域呢？拿生物学来说，中国的西北农学院（现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由世界语者昆虫学家周尧、路进生主编《昆虫分类学报》(La Entomotaksonomio，1979年创刊)是国际性的专门学术刊物，世界语被正式列为写论文和提要的语言之一。周尧主编的《动物世界》(La Animala Mondo，1985年创刊)用世界语写论文提要。在两位老教授离去之后，这种使用世界语的局面（由于同行者能这样做的不多）还能不能维持下去，成了一大问题。顾建华主编了《汉、世、英、法中医术语词典》（1997）。日本医界寿星山添三郎及时把《英语世界语医学术语集》编成出版（Krakovo，2001）。在交通领域，国际铁路员工世界语联合会出版了世界语、西班牙语双向查阅的《铁路术语集》（1997），收录术语8000多个；中国李森主编的《汉语世界语英语铁路词汇》（1999），更收录14000多个。巴西出版了《航空术语集》（G. Ledon编，2002）。再看地理、天文领域。沈阳赵英文编辑的《地学》(Al Geografio)，1982年12月创刊，全文为世界语，共油印了16期；但现已停刊。作者曾著文提出“世界语应成为国际地名标准化语言文字”。天文学科国际上很早就有世界语的团体和刊物。世界语天文学词典2002年还有了网络版。但是，要想让该学科的世界语应用发展起来（特别在中国）仍然是艰巨的任务。[40] 所以，新世纪世界语在专业领域的应用和研究，是很紧迫的工作。要想让世界语真正进入各专业领域，首先需要有一大批使用它的专业人员，还要有专家制定出各专业的标准术语体系。显然，这两条做起来都不容易，还有待于长期努力经营。[41] 从世界语专业词典电子书目（1980-2002）看，工作是有进展的。世界语在术语标准化中并非总是被动的角色，它也应能发挥一定的主动促进作用。[42] 在言语自动加工等新领域它也能发挥这种作用。寇特尼“言语加工和世界语”一文（Interface，2000.1）指出在自动言语加工和机器翻译中世界语比民族语言更准确而灵便；它不但是实用的，还有助于建立更好的工作模式。刘海涛“国际语学的信息学方面”一文（见F & L）也证明世界语的词频、句法和语义都适合计算处理，应能对计算语言学作出贡献；但业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比如20世纪晚期乔毅设想过一个汉语世界语翻译系统（Maŝintraduko kun la ILo kiel la interlingvo: Enkonduko al la CHIL traduksistemo，见IntI 1998/2报道），还属初步尝试。刘海涛也发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媒介语问题”（《情报科学》1993/2）,论证世界语适合作为机器翻译的媒介语言。其被接受和广泛实施，尚需时日。[43]
六、文学和文化研究
国际语学和世界语学不能只是纯粹的语言学或技术科学，也应与人文科学挂钩；故其中应包括文学和文化学。当然，研究应着重于文学与文化中同语言相关的方面。首先必须指出：世界语是国际语的代表，而它已初步形成一种国际文化；其表现是一个住处分散然而理想一致互相联系的语言社群及其积极的国际性活动、一种从翻译和移植各民族语作品而汇合成的国际性文化基础（这些世界语作品具备共同的语言）、一定数量的独立的世界语原创作品。上文提到匈牙利一个简要的科技参考文献目录已收入4000多种著作。这当然不能算很多，但也是前进的基础或起点；其实此外的著作不少，而且与日俱增。而就文学作品而言，情况更是不同：书籍已有15000多种。到21世纪之初，各类世界语书籍全部加起来已有25000种左右（英国世界语协会图书馆收藏的世界语图书即已超过2万册），真是多到读不完的地步了。一个语言群体能有来自母语之外的这样一个库藏，并不容易。（试想一下：比如全世界懂英语的人群不但没有译自马来语因而代表其文化的25000种书可读，而且也许还没有从汉语译出的25000种书可读。） 世界语的原创文学和翻译文学同语言本身一道诞生，它已成为世界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柴门霍夫高度重视翻译，认为它能丰富语言并有助于其进化。柴门霍夫懂得十多种语言，文学翻译家格拉波夫斯基和卡贝更各通晓30种语言；可以想象：单是这一优势就将无形中赋予其翻译和创作以一定程度的国际性。事实上，格拉波夫斯基的《各国诗歌选》就译自30种语言；他也有原创诗作。他翻译了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支的长诗《塔杜须先生》；卡贝翻译了波兰作家普鲁士的长篇小说《法老王》。柴门霍夫翻译了《安徒生童话》和旧约《圣经》。由于柴门霍夫本身懂希伯来语，又在青少年时代就掌握希腊语，这保证了其《圣经》译文的高质量。在第一代作家之后又有第二代作家（以匈牙利巴基和卡洛柴为代表）、第三代作家（以英国诗人奥尔德和布尔顿为代表［有V. Benczik编的二人祝寿文集，1999］）。卡洛柴也有译自30种语言的诗集，还与瓦伦铿合编《诗艺指南》（1932）。巴基的《牺牲者》和《在血地上》使世界语有了经得起考验的原创长篇小说。奥尔德还撰有《世界语原创文学导论》（1979）。世界语原创文坛上各国的老将新手，表现各种题材，运用各种手法，形成不同风格和流派而构成了一种合力。[44] 翻译也不断出现新译和重译，质量越来越高。翻译和创作又相辅相成。 世界语文学使世界语文化成分不断积累，该文化的存在无庸置疑、不可否认。世界语能表达人类的任何思想感情。与第三代文学（不仅诗歌小说）呼应，有其他现代媒体的文艺创作。（如瑞典的音乐组合Persone用世界语演唱流行曲。美国电影《挣扎》［1964］和恐怖片《噩梦》［1966］都使用世界语。中日合拍的《望乡之星》［1980］表現绿川英子时多有世界语对话。中国电视教学片《希望》［1987］里除世界语教学语言外也包含有趣的生活内容。）在专业领域包括科技领域，世界语亦能表达任何精确的概念；因而在科技和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世界语也都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化。 中国有政府广电部门主办的世界语广播及外文局出版的世界语杂志和400多种书籍。其他各种正式半正式的世界语出版物约300种。李仁芝卢纪新在香港的世界语出版社出了好几批书。中国古今文学、文化有大批作品译成世界语，包括《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45] 很多学者也从多个角度总结了世界语翻译的正反经验教训。[46] 世界语原创作家以诗人为多，徐声越、苏阿芒（懂外语逾廿种）、徐道荣、卢纪新、毛自赋是能走出国门的诗人之代表；叶君健写过小说、巴金写过短剧。他们的作品直接丰富了世界语文学，也就丰富了世界语文化。反过来看，世界语文学对巴金叶君健等的汉语创作之助，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和融合（先体现于个人身上）。这种隐形文化交流和融合对培育世界语文化也有作用。[47] 石成泰能诗又能文，著述多而快。胡国柱等创办的诗刊Penseo（三色堇，1990- ），享有世界声誉，现有网络版；石成泰、魏以达先后任主编，陈在维、毛自赋和广东、湖北世协经办者也做了有益的工作。胡国柱是诗人，也有“评毛自赋”、“异彩纷呈去来今”（序成泰《绿心独白》）、“百花园中再增妍”等诗文评。他受日本人作世界语俳句的激发，首倡创作中国词牌的世界语诗（今称ĉinesko）。他在70年代私下试验过；在其书《世界语诗歌格律》（1983年黄石市世协印行）中已介绍《忆江南》。石成泰是第一个响应者（1994年创作了中国词牌的艳体诗集《花蕾盛开》）。外国有大诗人奥尔德称誉此举，也有一些追随者。所以尽管有人反对或漠视，不少同志还是充满热情去创作，甚至越出短调而写中调和长调，以及使用“套数”（一篇杂用多调）。其中最成功的要数魏以达和卢纪新。[48] 毫无疑问，中国风诗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是一个创举。但体裁格律太严，毕竟有其局限。（汉语之无史诗，固有社会原因；而人们安于格律精严的抒情短篇而且往往一韵到底，则在技术上就无法把诗写长。）[49] 若想作宏大叙事，此路不可能宽广。我们赞成ĉinesko，也乐于适时作之；但对其“入世”的成效不能期望过高。窃谓若能确立短、中调共不超过10个品牌，并让外国人也能熟练运用，就可算达到目标了。 如何看待文学在世界语（运动）中的作用，还须深入讨论。汤金（2000）论“文学语言在世界语中的角色”（Interface, 15.1）说：柴门霍夫用文学丰富了世界语的潜在表达力，并发展了日常语言所需要的表达法。早期的文学大体满足于向人们展示世界语之可用；柴氏强调世界语之成功在人们认可其社群的发展。但后来世界语文学却成为语言扩张的强大力量；新词的引进现象很突出（这可说是无形的改革），甚至表现了要求承认一种独特分立的文学语言之态势（《诗艺指南》之出可算是个标志）。然而在卡洛柴之前，米哈尔斯基新造的东西实比卡氏更多；卡氏之后的奥尔德也比卡氏更甚。故卡氏已不算很极端；何況诗人们新创的一些用法也渐渐进入日常口语了。就小说而言，近20年原创作品的数量已占百年来作品的一半（小说的语言比诗歌语言较接近口语）。诗人作家的语言和大众的语言之差距不会越来越大。而且如今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口语显示出新的重要性，加上平等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权威作用已渐减弱。 值得注意：当前世界语文化发展的新动向和世界语运动的新形势都出现了［多］异于往日的问题。1980年在芬兰劳马（Rauma）举行的国际世界语青年大会发表了宣言，提出要重视和发展世界语文化的价值。秉持这一观念者尤其是青年人已形成一股力量，他们被称为raŭmistoj（劳马宣言拥护者）。与此相对还有两派：一派是最终胜利信仰者（finvenkistoj），另一派是原旨信仰者（pracelistoj）。此外还当添上第四派：科学派（姑称为‘sciencemuloj’）。所谓原旨，即世界语的内在理想；劳马派标榜的世界语之文化价值，也包括世界语的内在价值：故劳马派与原旨派应无实质性矛盾。然而所谓文化价值也可以是当下“流行文化”的价值；那却可能漂离传统的价值观。这派人明言对世界语的最终胜利并不关心。这种态度不见得是好事。当然我们不能简单批评否定这一派人；他们毕竟是年轻的一代，总要取代老一辈的。汤金和科尔塞蒂都曾担任过国际青年世界语协会主席，后来则承载更大的责任担当了UEA的主席。劳马派的多数青年人经过历练当也能接过老一辈的火炬把世界语运动正常坚持下去。 我们还要关心两种相当刺耳的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批评，而客观对待冷静处之。有人说：“莫让诗人坏了我们的语言！”某些诗人表达很晦涩，有时用词造句又很出格，这些的确会培育出一些偏离世界语之基础的东西。如前所述，我们对标新立异要保持谨慎，尽量不要触及世界语之基础的底线。但话说回来，像米哈尔斯基之辈亦非存心要偏离基础，只不过他们更关注文学价值而不大操心语言的事而已。其实高度关注、忘情献身于世界语的文学价值即人文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说本也未背离世界语运动的原旨。而语言的结构形式自会在整个社群之有意无意的集体选择扬弃中实现自然演化，不会因几个诗人的摆弄而整体变形或枯萎。 有人批评：“世界语运动还没能打开新局面；只沉醉在诗歌里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明白，这主要是来自最终胜利信仰者的鞭策。目下有些世界语者也认为英语称霸世界的大局难以改变，世界语的最终胜利前景很渺茫；他们为世界语运动担忧。但他们之中的积极分子既承认英语的事实优势，也不丧失对世界语的信心；他们认为世界语运动要适应形势，采取变通之策以作有效应对，比如加强对政界和商界的宣传和介入，而不能满足于自发的下层群众运动路线（desubismo）和单线作战。（消极分子只观望而无所作为、甚至反责直至退出世界语运动，我们也不必在意。运动历经考验，会有新鲜血液补入而长盛不衰。）至于有人多耽于诗，那也难免；不能要求人人都积极搞运动。若他们还怀有世界语理想而用诗作跨文化交流，也应理解他们。 此外，科学派（如从符号学和计算语言学治国际语者）可能只关注语言，而未顾及文化和运动。科技文化本是世界语文化的组成部分（见前）；但世界语科技文化的建设还很滞后，科学派对世界语文化（及运动）自不易乐观和热心。阿丽莎（2001年在波兰Karpacz的会上）就说过世界语没有单独的文化，谓世界语的习惯表达多只是UEA管理人员（约80人以上，是临时雇用的行业人员，多为年轻人）口头上不规范的隐语、没有文化价值。她的话会造成误导，会诱使人們回到外界常见的世俗疑问（世界语有文化吗？）而加深偏见。俄国梅尔尼科夫对世界语文化问题有广泛深入的研究；他在一篇文章（见F & L，III）指出：世界语是能表达感情的具有美学价值的语言。其词汇及各种句法和修辞的表达手段已经完备；那反映了世界语这个社群自己的文化：有些表达法为该社群成员专用（如raŭmismi‘像劳马派那样行事’；按：这完全自然而可理解，毫无生造痕迹；用别的语言还不能如此捷达！日常话也多此类特色说法，如kongresos‘将举行/参加大会’、krokodile‘在世界语会上只讲本族语’、kabei‘突然无故背离’），离开该社群就失去意义。这正好否定了有些国际语学者认为国际语无法传递和创造美学价值的预言（或不靠具有美学价值的创制原则）。[50] 可以断言：没有社群的语言是不能生存的；创造国际语的本旨原是为社会服务，必须同时努力使语言社会化。世界语（社群）文化已经形成，正在发展完善。 世界语运动和世界语文化的经营仍然任重道远。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参与世界语文化的建构和推广。上述四派人也应在大目标下求同存异，团结合作，以利于开展世界语运动及发展其文化。而国际语学和世界语学也应深入探索，并给事业运作提供积极的指导和参考。
[2] 1984年我在洛杉矶有次向一个人问路，他竟假装听不懂我的英语。我一下就想到：他必是西班牙人的后裔，此族人对英国和美国侵夺了西班牙在北美的殖民地至今耿耿于怀！当时我这个英语“副教授”在彼邦懂英语的人群中也只是个路人，谁会理会。但“世界语之国”的人们一般维持着一种同志关系（同志者即怀着共同志向要消除语言隔阂实现人类大同理想之谓）；不进这个圈子就体会不到这一点。我通过世界语同志的帮助很快学会开车便考得驾照（而不像在这里要向驾校缴费几千元还被严苛的训练折腾得半死）；后来花费极少就与他们驾车畅游南北，所历之处均得到同志接待，有宾至如归之感。我在各地参加世界语活动，是为世界语运动作贡献；我参加俄勒冈的美洲与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温哥华的第6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都作了报告。 [3] 现代语言学家久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语言必须是自然的，其规则必须是描写性的。但有的学者（如Debora Cameron）指出：语言也可以是规范的（normative），规则也可以是规定性的（prescriptive），故规范或“净化”（purification，一译‘纯洁化’）语言的努力（通称为标准化standardization）仍有其正当性。这是一种常规现象；从积极的意义上可以称为“言语卫生”（verbal hygiene）。当然，语言不一定都经历过以行政手段实施的标准化操作；但是一切语言都多少受到过某些规范性调节（normative regulation）。固然，以描写自命的语言学家被视为纯粹的语言学家，而持异议者则可能被认定是只搞业余语言学（folk-linguistics）甚或完全是外行。但社会语言学必须如实关注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情况：那里存在着干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据说纽约市长有一次亲自出马提出一个“土俗纽约腔”的表达法清单，要求市民务必摒弃之！ [4]《教育中的语言灭族》一书（T. Skutnabb-Kangs，2000；IntI, 35有介绍）对全球化过程中英语教育强劲令众多民族语言面临严峻命运作了醒目的揭示。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颁布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世界语运动的布拉格宣言与它是协调的。承认语言人权，就要承认语言多样性；只有语言多样性能保证文化多样性。有人强调全球化的民族融合和英语独尊的实用主义，反对语言和文化多样性；那不能成立。 赵广周有“欧洲联盟的语言困境与世界语”一文（《世界》，2002/9），具体介绍了欧盟中越来越严重的语言问题和采用世界语的可能性。欧盟内有些世界语者于2003年开始试验以世界语作为翻译的中介语言。科尔塞蒂曾于2004年北京UK期间接受采访时指出：2003年欧洲议会以投票决定是否将世界语作为自己的工作语言，支持率已达43％；虽然没有成功，但我们已离世界语所主张的语言平等之目标越来越近。 5 北京89届UK的新渡户论坛以语言平等为主题，通过了《北京宣言》。汤金、李种永（韩国）、刘海涛、杨光、苏金智等都发了言。刘海涛认为中国应正视语言不平等现象，并调整教育政策以为应对；要减少英语教育的投入而加大汉语推广的投入，为建立国际语言新秩序发挥作用。论坛的全部发言载于李种永与刘海涛合编之书Al Nova Internacia Lingva Ordo(走向新的国际语言秩序,UEA，2004［IntI，2005/1有报道及目录］）。 在湖北省世界语协会2004年学术研讨会上，重庆世界语者袁爱林作了“国际关系中的语言平等---试论国际语是解决语言平等问题的唯一途径”的发言。发言中引用了以下的事实：1999年10月在韩国汉城举行的有600多个国际组织7000多人参加的非政府性组织国际会议人权专题小组通过决议建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委员会将语言与人权列入其近期举行的会议议程，以便讨论世界语言对策和因语言不平等导致的人权剥夺，并建议联合国考虑委任一个机构来研究某种国际语的可用性和可行性。 [6] 如，她著有《无屈折拉丁语一百年》（IntI 2003/3-4，IpI 2004/1-2）。1956年ISO(国际标准化组织）一度以中介语代替世界语，使中介语者狂喜。世界语者韦斯特解释说这是因为来自拉丁语的国际词显得更规则。按：中介语采用拉丁语成分比世界语多，也比世界语难学；它缺乏一个语言社群，至今还是没能成功。 [7] 参见网站《世界语学习•世界语学研究》里的李士俊文“大同语一瞥”（别处网上有何亚福的答辩）、武元真文“还是柴门霍夫的世界语好”。还有温晋根“国际语能改进吗？”一文。在新方案中刘海涛肯定过Glosa（1993,并与外国人合编过入门书），又评论过国人创造的Kodo语（Journal of Planned Languages,16th edition, 1992）和一个“无语法”的KOD方案（IPI，2006/2）。他认为中介语还是能较好体现国际语的创制原则，但自然性太强。 [8] 臼井裕之也关注此问题。数年前他到新几内亚（1980年西德《国际语学资讯服务》说那里有700种语言）旅行实地亲身考察了当地的鄙准语Tok Pisin。在2014年北京世协一次活动中他介绍了该语言（及其和世界语的异同）。近年韩国人推出Unish语，2001年网上又传出Toki pona语，都主动吸收了鄙准语一些表面的优点。 臼井还指出：日本学者还应用国际语学的理论观点去研究日本过去在殖民地、占领地实施语言霸权的经验教训。这说明国际语学像一般社会语言学那样，是有用的学术思想或工具。 [9] 过去，沃拉普克语曾有过一个“通用语研究院”（Kadem）；它被“无屈折拉丁语”所继承，由意大利都灵大学数学家皮亚諾主持，成为推广“中介语”的机构（Akademia pro Interlingua）。世界语研究院是办得最好的研究院，其职责是维护语言的稳定性。它曾审定公布了世界语的八批正式基本词根；2007年又公布了第九批，扩大了世界语的正式词汇。中国人当选的院士，过去有黄尊生；新中国时期则有李士俊和谢玉明。 [11] 例如，最近国际世协制订和发布了10年战略规划(2001-2010)，目标是实现语言民主。据IpI 2006/2 报道所公布的美国世界语研究基金会（Esperantic Studies Foundation）对于学术研究的资助条例，CED得到该基金会的支持于2007年提供立项资助，三年内每年资助金额为2000-10000美元。 [12] 如，米兰大学出版《国际语学手册》（IK，2010-2012）三卷，所刊文有“国际语学与人造语言的哲理”、“不一般的语言”（谈及沃拉普克语对世界语的影响）；等等。该校2009-2013年又出版《哲学与人造语言新系列》。 连韩国人新创的Unish语，在世宗大学英文系里都设有国际语研究所来推行之，并出版《国际语杂志》（Journal of Universal Language，1996年出第1卷第1期）。2001-2003年已出了第2-4卷共5期（IntI 2004/1报道）。 [13] 据UEA教育网（依E. Symoens 1989/补编1995）所收1902-2014年间高等院校国际语学/世界语学大体上研究生课程毕业以上的论文有295部（2013年缺）。查IpI、IntI报道及其他，这至少遗漏了：1983/苏联L. D. Grigorjevna博［士］论［文］；1985/爱尔兰S.ó Riain博论；1986/中国李维硕［士］论［文］；1989/苏联M. L. Nikolaevič博论、L. N. Mjasnikov博论；1990/奥地利U.Schremser-Seipelt论文；90/91意大利M. Màzzero博论；1991/韩国朴基完博论；1992/德国B. Philipps博论；1995/日本三宅荣治硕论；1997/法国N. Dankova论文，意大利F. Miatto论文、B. Rinoldi论文，日本吉田奈绪子硕论；1998/德国S.Fiedler教［职博士（第二级博士）论］文，意大利F. Corradazzi论文、P. Dalla Gassa论文；1999/法国J-C. Lescure教文，荷兰J. Maat博论，德国A. Heil博论、S. Schweder硕论、K.Hermans硕论，意大利G.. Piscopo论文，日本木村护郎硕论、福地俊夫硕论，J. Hermans硕论；2000/俄国D.-N. J. Anatol’evna博论、J. D. Valer’evna博论，意大利I. Giordano硕论、R. Candioli硕论，比利时H. Goes硕论，日本北川久硕论；2001/德国U.Becker论文，日本臼井裕之硕论；2002/木村护郎博论，德国A. Dunkhase硕论、M.Sikosek硕论、M. Bargfeld论文；2003/美国B.W. Moore III硕论、M. Sailer博论，克罗地亚D. Drakula硕论，匈牙利C. Berenyi论文、M. Szucsne Tóth论文，中国宋炳辉博论；2004/孙源硕论，德国R.-J. Fischer教文、N. Bublak硕论，意大利M. Costantini硕论，波兰K. Tempczyk硕论，立陶宛A. Čižikaite硕论，芬兰A.-R. Vuorikoski博论；2005/荷兰E. van Someren硕论，捷克S. Horáčková硕论；2006/德国M.Vanhauer论文，荷兰M. Sikosek博论，2007/法国I. Nicolas博论，波兰K. Szalapska硕论，巴西A. E.Werneck Dias硕论，德国K.Schubert教文；2008/意大利G..Gagliardi博论，波兰T.S. Chmielik硕论，比利时V. Lambers硕论，德国B. Poller硕论；2009/德国A. Kück博论、H. Vogt论文，俄国O. Burkina博论，意大利P. Naccarato硕论，英国A. Tellier硕论，波兰M. Nitkowska硕论；2010/爱尔兰D. ó Riain硕论，捷克E. Votýpková硕论，美国A. Velitschkova硕论，德国S.Kirf硕论，俄国D. Shevchenko硕论、A. Osipova硕论，意大利G. Macrì硕论；2011/德国C. Brosch博论，俄国D. V. Vlasov硕论；2012/法国C. Lavarenne博论，加拿大A.Campo博论，波兰M. Antas硕论；2013/澳大利亚J.McElvenny博论，波兰M. Jaskot博论；2014/巴西I. Colling硕论、G.Jardim硕论、R.Moraes硕论，德国A.C. Stecay硕论，匈牙利S.Szilva硕论，瑞士M.Grosjean硕论，俄国V.Vlasov博论。如此至今共有论文385部以上。可以简单记住：1902-2001百年间论文有274部以上。而2000-2014年间至少已有117部。（波兰学科点的论文尚未逐一计入。上述论文中有一部阐述虚拟的外星人语言Klingon。） [14] 2003年复旦大学宋炳辉写出博士论文《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意识》，其中专门有一章（第五章）论述“世界语理想与弱小民族文学译介”。尽管该论文的主体部分并非探讨世界语文学，但它作为谈及世界语文学翻译的博士论文，在中国还是一个突破。次年他即指导了孙源的硕士论文。 [15] 全球约有70所大学不时开世界语课（IntI的48-49期说2003年有22国65处开课），多是非正式课程。但那也是高级应用和研究的土壤。在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世界语课是正式二外课程。周流溪帮助过他人以世界语作二外晋升职称。他指出：为冲破障碍，当事人必要时可决心（申明）由自己个人承担考核的命题费、阅卷费、评审费；如此则反对者将再无任何理由拒绝考虑和满足申请者的合法合理要求。 [16] 该届于2003年始学世界语；2005年毕业。2006年又招收一届，一开始就学世界语；于2010年毕业。 17 科尔塞蒂在EES.3(2005）撰文赞扬德国的世界语学活动比其他地方更盛（详见该刊的乌普萨拉大学电子版； 该刊纸本在捷克出版）。［刘海涛是该刊编委会成员。］其实德国本为世界语运动重镇，参见F. Wollenburg 编（2006）：《1903-2003世界语百年纪念册：柏林的语言和文化》，共368页。国际语学在此邦自然有沃土优势。 [19] 《信息》以其第13卷（2004）专号单独刊出《国际语学和世界语学：通向学术文献之路》（白朗克/LPLP英文版2003, 有世界语版、捷克文版、德文版）---由刘海涛译为中文，并加写了中国文献一节，题为“中国的国际语学研究---文献概览”。与此节内容略同而稍详的文章又载于《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德国《信息》2006/3-4期里有刘海涛个人的国际语学著作目录。 [20] 抢救事见IpI（2005/2）。1997-2004年有积极分子结组研究东德世界语史并连出成果。白朗克年近古稀，他和夫人2005年同联邦档案馆签署协议，确认在当事人去世后个人书籍档案归档案馆收藏并供给公众使用。IpI（2003/2）报道布达佩斯外语图书馆购得Fajszi的遗书。欧洲有的国家已开过近百次全国世界语大会，史料也丰富；中国望尘莫及（才开过十次！）。然而即在西方，也不是到处都有对世界语档案图书的稳妥传承安排。如，欧洲有些国家的世界语者呼吁，应及时抢救老一辈世界语者的书籍档案材料使之免遭湮灭。 [21] 全国世协图书文献的不管状态是我目睹的，虽然刘玲后来还独力做了不少整理工作。万幸的是，在枣庄世界语同志和枣庄学院的努力下，2011年枣庄学院创建世界语博物馆，次年与全国世协共建，后者的图书文献移交给该博物馆。2013年建成开馆。地方组织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有湖北省世界语协会(图书文献收藏于武汉东湖世界语馆)。但老一代的个人图书资料很多流失。（我曾在将被方善境家人废弃的书籍里抢救了几本。） [22] 据曾亚军“国内世界语网站综述”（湖北世协世界语研讨会论文），至2001年国内已有世界语网站36个。就世界语学而言，如果一时还达不到研究的程度，至少可以利用这些网络资源先来提高世界语的运用水平。 [23] 2004年7月（北京）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世界语学会议，刘海涛讲“柴门霍夫的语言学概念”、周流溪讲“东方人如何利用世界语的语法特性”。这是中国世界语学者参与国际学术活动之表現。12月北京学术前沿论坛，李士俊讲“世界语的国际性”、周流溪讲“东方人如何利用世界语的语法特性”、刘海涛讲“柴门霍夫的语言学概念”、郑伯承讲“世界语对中国人学习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作用”。该论坛可算是UK世界语学会议的延续。德国《信息》2004/2期、CED《通讯》2005/1期报道了UK的世界语学会议。论坛的讲座内容《通讯》2005/3期作了报道；德国世协《简讯》36期（2006）也报道了刘海涛、周流溪二位外籍会员的这次活动（他们两篇报告载于学术前沿论丛《和谐社会---公共性与公共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地方上学术研讨以湖北省世协组织得最好；1996年以来连年举办研讨会，内容丰富（包括世界语学方面）。参看张丹忱“湖北世界语研讨会十年”（《湖北省世界语协会2006年世界语研讨会论文集》）及其1980-2002年论文集。 [25] 刘海涛近年的著述有：“计划语言的一般特性和建构原则”（载于于德全主编《高校外语教学与研究》第三辑，2003）、“计划语言研究对语言学的意义”（载于学术前沿论丛《小康社会：文化生态与全面发展》，2004），及“语言管理、语言规划和世界语”（北京2007年学术前沿论坛报告）、“世界语取得相对成功的原因分析---Blanke博士最新研究的评介”（2009年前沿论坛报告）等。又，郑伯承的2006年前沿论坛报告“世界语的理据学研究”（载于学术前沿论丛《和谐社会：自主创新与文化交融》下卷，2007），也属于这类宏观研究。 [27] 这些意见，大体见于周流溪2004年前沿论坛报告“东方人如何利用世界语的语法特性”（学术前沿论丛《和谐社会---公共性与公共治理》，2005）、“语言的结构体系与世界语学习问题”（2013年论坛报告）。其“中国人的世界语之特点”（2011年论坛报告）提出我们不要受汉语句法的影响而生偏误，但仍应能有所创造。关于学习问题，可参看永田博和科尔塞蒂合写的“母语影响世界语学习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一文（EES.3, 2005）。 [28] 在Gledhill之前，李维写过一篇“世界语的语言特点”（英文，载Serta Gratulatoria in Honorem Juan Régulo, Vol. IV. Universidad de La Laguna，1991），从现代技术学角度对语法进行观察。刘海涛的论文“（柴氏）《本质与未来》的计量分析”（2010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世界城市与人文北京》下卷；英文本载LPLP，2011/1）也科学论证了世界语在结构上（词频分布、词长、依存关系、语序等）是正常的人类语言。但传统的描写语法仍为大众所需：近年有B.Wennergren所著Plena Manlibro de Esperanta Gramatiko(世界语语法大全手册，2005)，厚达696页！国外世界语者中不乏语法家，如Balázs Wacha（谢达海依的高足）及“纠错学”家R.Moerbeek（有文在IPR 2013连载）。即使词汇研究也可以采用新的手段；如寇特尼编写了四语言对照《学习和就业主题词典》（2002）等书。 [30] 如，王崇芳“世界语中常见的歧义现象”（湖北世协2006年文集）谈及语音（连读）、词汇和句法的歧义。安徽会刊（1985/1、2）有王永振“反身代词十问”，江苏会刊（2009）又有萧耐园“世界语动词的反身用法”。 [31] 如《世界语基础文选》的初期著作本应是典范；但也有些用法需要改变（重版的编者注里都有提示）。然而这种某个词句的改良与从根本上动摇语言基础的所谓改革不是一回事。2007年有人在网上发文“发展性数格，完善世界语”，竟主张世界语应加一个与格，增加性的范畴，并把原有的数格协调扩展到这些格数性的全面协调；又须改变和增加动词的屈折形态。这种美其名的“完善”是妄说，是倒行逆施，万不可行！ [32] 郑氏又有“世界语的理据学研究”(载于2006学术前沿论丛)、“从词源学看世界语对学习外语的帮助”（载2009学术前沿论丛）。李氏2014年在中关村图书大夏北京世协的文化多样性讲座讲过词源与学习的问题。 [35] 日本于围棋之普及、竞赛组织和规则乃至外传都超过中国，奈何？关键问题是要反效“学生”而出新。梅旧译pruno；那实为李。新的词典已订正为umeo；此虽为日语词形，而实来自古汉语（我还主张把英语久误的plum也改为umeo）。我在广东世协《綠穗》（1990/1）的诗弃krizantemo而造kikuo（菊），它是日语词形而实质仍为汉语词；再者，krizantemo現已不再指菊科而指茼蒿科了。似此若不注意就会导致歧义或误解。 [36]《世界语学习》网有高友铭文“中国特有名词的E音译问题已迫在眉睫”提出了一些好意见。但论证的学术性欠严谨，如云“由于世界语前辈没有亲身学过汉语拼音的缘故，对某些音的理解出现偏差”；“张闳凡方案的最大功劳，就是把汉语拼音中主要错误纠正过来了，对舌面音j q x用ĝj ĉj ŝj表示”。按：汉语拼音变通利用j q x非错！张氏无偏差。舌面音不讨好；按作者后文之说译时应精简介音，则用ĝj ĉj ŝj也无功劳。（张氏主编1987《世界语汉语词典》有功。此前于国健等编1982《汉世辞典》填补了几十年的空缺。王崇芳编2007《汉语世界语大词典》则攀上高峰。王氏谨遵语言学规范；有诸多文章谈心得、勘张书，及披露自编《世界语汉语大词典》的进展。） [37] 2006年5月维拉•白朗克与其丈夫迭列夫•白朗克以其在术语学领域的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而共同获得“韦斯特特别奖”。（维拉的代表论著有《世界语的术语和术语工作》2008及其文集《世界语术语工作》2013。） 在匈牙利，为了使愿意应用世界语撰写硕士论文取得学位的学生获取资料和选课依据，世界语组织编写了包含4401种世界语科学著作的书目（见IpI 2013/1-2）。世界语著、译的科学书籍之多于此也可见一斑。 [38] 由于接触了世界语学和国际语学，周流溪在国内语言学者中较早受到其中的术语学之启发，历来重视术语问题并已获得部分研究成果（主要见于其所力主的一些译名）；这是世界语学/国际语学在学术领域中的应用（谁说它无用？）。周流溪花大气力挖掘汉语的潜力[通过巧妙翻译]而提炼出一批术语，既重视术语的系统性和通用性，也照顾其便利性和得体性。比如“言语”（langage）、“语言”（langue）、“话言”（parole）和“施指”（signifier）、“受指”（signified）、“所指”（referent，denotatum），这两组三维术语是普通语言学的入门术语；但很多人都不注意，其所沿用的术语较旧而欠准确。至于周流溪推荐的“鄙准语”（pidgin）和“样类”（genre，哪样哪类，可由各学科自行解释），都是巧妙利用音义兼顾而成的便利译名。这方面的更突出例子是他用“伊諦”译柏拉图的idea（旧译理念），用“辶律”（律也、述也）译赫拉克利特的logos（逻各斯，规律、道理、表述），以及为ontology（本体论）推荐新译名“諟论”（on是希腊语动名词‘是，存在’，相当于英语的being；外语词‘是’的各种屈折变化可利用汉语同源詞‘是、諟、寔’灵活对应之！）。 [39] 书名《世界语的专业研究》（系列第三辑，编者同前，2003；其中也收入了会议发言之外的著作,详目见IntI 2005/4）。该书分三大部分: 一、电子手段（微处理器演变趋势、维基百科---网上的多语言百科、逻辑加工和半自动语篇翻译、世界语和计算机、虚拟世界中的世界语，等）；二、世界语专业应用中的术语问题（一般问题讨论、现行术语讨论、显微镜下的真菌、政治学、数学、森林、经济学术语问题，等）；三、世界语在科学技术中应用的一般问题（旅游与环境、生态旅游的法律方面、世界语运动中专家精力浪费之终结、心理压力如何处理，等）。 [40] 2012年以色列一位世界语者来北京访问，也要参加在越南举行的UK。他很乐意在北京用世界语做一个天文学系列讲座。北京一位世界语同志和我商量共同促成此事。我在北京师大开世界语课，对天文学虽然懂得很少但也有兴趣，本想联系本校天文系为他张罗一下。后来北京那位世界语同志因各种考虑放弃了原来设法邀请他的想头，我也就没有进一步去探讨这种可能性。现在的学生听英语的天文讲座尚且费力，若听世界语的天文讲座那就更难了。对多数人而言，外语和世界语的天文著作还真是读不懂的“天书”。但我们还需要世界语天文学及其从业者群体。没有一个使用它的群体，世界语就不能真正进入天文学。 在北京2007年学术前沿论坛上，于涛从联合国将2008年定为语言年一事谈世界语发展前景时指出：这是国际社会对抗英语霸权的结果，也给国际语带来发展的机遇。一些狂热的世界语者以为世界语已经成功在望。但国际语成为国际组织工作语言的时机尚未成熟。当前世界语界能提供的人力资源远不及联合国（除英语外的）五种工作语言。“我们应保持乐观的态度，在行动上应当理智。”“我国世界语界不能浮躁，首先要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在2004年一次谈话里，于涛还指出：其实世界语对学习群体的教育水平要求较高，短期内难以在大众中大面积普及。由他这话可以想到：各行各业的人使用母语也未必都已达到专业水平；那么要让这样多的人学好世界语而形成各种专业群体，岂是易事。因此不能掉以轻心、急于求成。 [42] 刘海涛“从计划语言研究看术语标准化问题”（《术语标准化和信息技术》1996/2-4期连载）、郑伯承与姜铁诚“以世界语为中介实现术语标准化”（同前刊，2004/2）及郑伯承“世界语与术语工作”（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下卷，2008）等文都表述过世界语可以发挥主动积极作用的观点。 [43]《语言和互联网及其他研究》（Z.Pluhar编，2007）有文谈网络语言、计算程序国际化和网上多语翻译词典。自动翻译系统有见报道者；如法语>世界语（IpI 2011/2，世>法待启），冰岛语-丹麦语-英语-世界语（IpI 2008/3）。寇特尼加盟布达佩斯科技大学研制出能讲多种语言（包括世界语）的合成系统；有专文“计算语言学中的世界语”（Starto, 2010/4；亦有他人文章）。［因机器学习功能提高，近来自动翻译有长足进展；Google公司的成果尤领先一步。］ [45] 其中有《中华小百科》、《中华五千年》、《中国传统节日》、《鸦片战争》、《中国地理知识》、《中国医药史话》、《保健食谱》(赵慕英编、谭秀珠译)及王崇芳译《论语》（1996）和《道德经》（2007,2011）等。谢玉明译出《红楼梦》（1995-97年出版）。李士俊一人译出《水浒传》（2000年完成）、《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书于2004、2008、2009年出版）。現代文学作品也不少。世译本《毛选》第五卷功成而不遇时，竟作罢，殊为可惜。 [46] 从方善境《学译手记》（鄂、穗1997）、李士俊“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语翻译”（《科学发展：世界城市与人文北京》下卷，2010）、卢纪新书《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胡国柱“执著译聊斋”等可见一斑。不过，还有非技术性的经验值得探究：为世界语奋斗一生的李奈西在九十高龄时还要自费出版所译之《勇敢的约翰》！ [47] 许善述书《巴金与世界语》（1995）、于德全“巴金与世界语”（《通化师院学报》1996/3）、萧雪灵“世界语对巴金创作的影响”（2012学术前沿论丛）、石成泰“Esperanto en Bakin”(Esperanto 1994年10月和11月连载)从多角度研究巴金。孙源的硕士论文《论叶君健的多语创作》（2004）、叶念先“叶君健与世界语”探讨叶君健带来的启迪。又：周流溪也论及王鲁彦的创作受其世界语文学翻译影响（2004年王鲁彦作品研讨会的报告）。 [48] 魏以达有《伊索寓言》中国风全套改写522首，用词牌55种！卢纪新不但用词牌创作（有荷兰出版的Invit’ al Ĉinesko）、还推出毛南语诗式（有书Inviton al Maonanesko）；其诗论集里也评论了胡国柱的中国风作品。又，在第七届全国世界语大会（2007）的学术研讨会上胡国柱和魏以达都有论文明确阐述ĉinesko问题。 [49] 若求之太过，还会因律害意。修辞亦然。T. Dahlenburg《世界语修辞格词典》曾收辞格149个，再版（2006）所收多至174个。修辞学之衰微，乃因其繁琐。这些辞格可供参考；然不可迷信，更不可滥用。 [50] 他有书《国际规划语的语言文化学方面》（2004［详目见IpI 2005/2；IntI 2005/2-3有述评］）。白朗克（IpI，2005/3）在批评阿丽莎时指出：语言本身可说没有文化，但是语言社群肯定有文化；必须对这二者区别看待，概念混淆就会造成误导。不过，语言的交流、表情、认知等功能是体现在其使用者身上，语言和语言社群也难以截然分开。再说，所谓UEA人员的隐语，其使用范围其实不限于那个圈子，许多表达法是众所周知和普遍流行的。阿丽莎说柴门霍夫创造的是超越民族语言的辅助语，不应像民族语言那样具有自己的习俗和文化，也不可能演进出自己的文化；白朗克说：柴门霍夫其实积极参与工作使其语言成活（社会化）。按：世界语已形成语言社群，它理所当然综合承传着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而且已发展出自己的习俗和文化因素。 录入时间：2020/3/25 Hits:17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