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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世界语运动

     黄尊生

    这时我已有一个打算,拟在国内开办一间中国世界语学院,课程除特设世界语一科之外,其他则与一般大学之文学院相同,惟加强历史、语言、文学之研究。学院规模不欲庞大,只开一系两系,学子不逾100人,私立性质,开办费自筹,经常费则拟请公家补助。如果有成,则可与德国、意大利等世界语学院相呼应。此意与伍、区、许三位谈过,得其同意,并与蔡元培、吴稚晖两先生及北京上海两方面之同志往复函商,均得其赞同。1927年春,我即发动此议,起草学院创办之缘起与学院之章程;征得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钱玄同、周作人、孙国璋、陆式楷、盛国城诸先生及广州伍、许、区三位为发起人,另附劝捐传单,筹募学院开办费。暑假期间,我往上海,谒见蔡元培、吴稚晖两先生,请示一切。同时访候陆式楷、盛国城、陈兆瑛、胡愈之诸先生,与其商谈一切。沪上诸同志均极热诚,切盼有一复兴时期的来临,同时商谈组织“中国世界语会”事。


     留沪一周,我即买舟南下,先到星洲,然后到马来半岛,所抱之目的,是为中国世界语学院筹款。星洲马来本为我旧游地,而且老家就在怡保,先人且为筚路蓝缕之开埠人物,埠中殷户,大都为故旧相识。我来时,蔡先生又草一函介绍上海商业银行为“中国世界语学院”开一户口,代收捐款。我因为有这种种关系,自以为颇有把握,即无大就,亦有小成,而且当时尚属年轻,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为。孰知事到头来,恰恰与所望相反,然后知自己之不中用。我在星洲马来奔走了差不多一个月,不只一文无着,而且有些地方简直无从开口。如是空跑一遍,铩羽而归,使我十分懊丧。

     是年(1927)冬天,我患一场大病,缠绵数月,病中追思一切,猛然若有所悟。过去六七年,我全部精神都放在世界语上面,由世界语而想到人类和平,世界大同,一切都向着最美的境界去追求,而今捐款失败,在一往无前之中,忽然碰了一壁,倒退回来,睁开眼睛,便清清楚楚见到了眼前的现实,即中国社会的现实,使我在思想上起了一个转变,曾一度触动我产生研究中国医学的动机。但我此时感觉到,世界语祈求人类和平,是一朵社会的鲜花,必须有一个够得上水准的社会背景,然后才可以培植。而眼前的中国,是一个贫困落后的有病态的国家,更无条件推广世界语。我从《Ca Lilienfeld-paul Lilienfeld pachologic Sociale》(社会病理学)的理论,追寻到医学上的病理学,颇悔当年重文而不务实。如果攻读医科,则所学比较实际,所能贡献当亦比较实际,自是,我有一段时间,卷入这一方面,竟然想转而学医!

     学医的念头没有实现,倒去研究中国问题,写了一本《中国问题之综合的研究》,20万多字,1935年春出版。

     在这段期间,世界语师范讲习所,名义上虽仍由我负责,但实际上工作已减轻,幸有伍、许、区三位先生,及一批后起同志,全力支持,使得这个运动能够站得住,而日有进展。当时讲习所已与环球世界语会取得联络。国外同志来广州旅行者,前后已有数批。广州市世界语会亦成立,募款购得小楼房为其会址,前后董其事而出力最巨者,则伍君大光也。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攻陷沈阳。翌年又爆发“一·二八”沪战。沪战未熄,而伪满洲国之政权已经树立,全国沸腾。广东国民大学世界语会乃发表世界语宣言,讲述事变之经过,邮寄全世界各国,请主持公道。接到各国复书200百余封,均表深切同情。为伸张正义,在民大开一展览会,陈列各国来函,观者印象甚深,都谓民大做了一件极重要而且极有意义的事。

     抗战前两三年,我居北京,暑假南归。芦沟桥事变爆发,其后,广州也沦陷。我奔澳门,复由此入内地去贵州遵义,任教于浙江大学。前后六年,至宣告胜利,战局告终,然后东返。

    重往西欧

     战争烽火中颠沛流离,一切与外间完全隔绝,等到烽烟已熄,重整家园,然后恍然如梦初觉,重复与外间通问。在大战结束后十年,我得到一个宝贵的机会,重往西欧,留英伦一年,复得与世界语同志联络。是年(1955)全球世界语大会在意大利之博郎雅城(Bologna)举行,会中得晤雅各(H.Jako-b)与普维亚(Bouvjer)两位日内瓦的旧友,卅载重逢,欣感无极。事前曾往旅邸拜谒蒲利华博士,彼此相见,均感意外,盖离乱之后而能重逢,其喜慰与庆幸之情,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博士已苍老不少,体亦较弱,惟精神尚佳,堪以告慰。其后,晤世界语学院院长伊斯布禄克(Isbrucker),一见到我,握手之余,即说:“我寄过好几封信给你,全无复音,以为你不在这个世界了。不图今日竟能再见,又得晤司陀克(starke)夫妇。他战时曾入俘虏营”,即从怀中出示其十年前之小照一帧,观其形容之憔悴,比之十年后之今日,倒过来又再苍老十年,可慨之极。无怪其对此小照,珍惜如斯,凡有知己,必以出示也。

     全球世界语大会,本来每年择地举行,然因战争关系,已有八年不能开会,完全停顿。此次到会,一别三十年,得重听蒲利华博士行开幕礼时之演讲,声音神采,不减当年,为所得之最大欢慰。然亦有一点,戚然于心,觉得大异于昔年者。从前开会,会中人士,过半相识,至少亦彼此闻名,彼此相知,所以开起会来,俨如一大家庭,握手言欢,亲热之极,惟此次赴会,则觉得落寞、生疏而十分惆怅,因为见面而不相识者,竟十居其八九,只有点头招呼,略作寒暄,或微笑而已。这是战后时期后起的一代,在赴会的1600余人中,旧时相识,不满30人,一方面固然觉得逝者如斯,有不胜今昔之感,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个运动,得保持不坠,仍有希望和生机,堪以告慰也。(文章来源:《广州文史》第40辑)

    录入时间:2021/4/23 Hits: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