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史海钩沉

北京早期世界语运动

在当时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中谷景生(1913-2004)、彭涛((1913-1961)、周小舟(1912-1966)都是世界语者。具体组织、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北京学联的负责人姚依林(姚克广1917-1994)、黄敬(俞启威1912-1958)、彭涛以及主要骨干刘导生(1917- )、蒋南翔(1913-1988)、陆璀(1914-)、赵正楹(1910-1940)、郝威(罗青)等人都学习过世界语，有的还是清华、燕京、北大世界语组织的负责人。[1]

以谷景生为例，在当时他是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兼共青年团北平市委书记，也是文化总同盟书记和左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审查期间，他曾经回忆过当时世界语学会内部的争论，并以“世界语的精神起源”表示了自己的见解。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多年前鲁迅就有意见说，学Esperanto是一件事，学Esperanto的精神，又是一件事。我的看法还激进一些，以为既然学Esperanto，就要做Esperan-tisto。共同语言的最高境界是无声的，是一种精神的默契。所以，与其说学习世界语，莫如说研究一种精神。”“ 在北平的学会中，也出现和平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派，争论’Per Esperanto Por Paco(世界语为和平而战)’, 还是’Per Esperanto Por Socialismo(世界语为社会主义而战)’。对此争议，我颇不以为然。”“世界语是一种理想， Esperanto原意是希望者，从世界语的伟大推动者Zamenlof的笔名流传下来。Zamenlof说过，当讲世界语的人们聚集一齐时，有一种奇妙悦声在空中飘荡，但是人耳听不见，只有心听得到。世界语既然是未来的共同语言，便必然是同志的语言，没有志同道合，就没有共同语言。世界语是志同道合者在人类崇高的精神中握手，不是交谈，更不是派别之间的激辩。 学习世界语的精神起源，不是比争论用世界语为和平还是社会主义服务更有意义吗?”[2]

抗日战争时期，谷景生历任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第一纵队民运部部长、太行区党委城工部部长、榆武祁工委书记等职，积极开展反封锁、反蚕食、反清剿、反扫荡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谷景生历任中原野战军九纵政治部主任，洛阳、郑州市委书记，二野第十五军政委，曾率部突破黄河天险，开辟了豫西根据地，随后又率部参加了淮海、渡江、广州、广西战役，并奔赴川、滇、黔三省剿匪，后兼昆明市委书记。1951年3月，谷景生任志愿军十五军政委，与军长秦基伟率部开赴朝鲜战场，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在上甘岭战役中开展群众立功运动，取得大捷，部队先后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等战斗英雄。归国后，谷景生任防空军党委第二书记、副政委。在任国防部五院政委、党委书记期间，正值我国导弹事业初创时期，他与钱学森院长一道，充分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使研制工作取得重要进展。1981年2月，谷景生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兼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第一书记，为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彭涛，时任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学联党团书记。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左联.后考入辅仁大学。他曾参加过世界语学习班。“一二·九”运动后于1937年到达冀西，历任中共太行区冀西地委书记、太行区委宣传部部长、第二野战军纵队政委、中共皖西区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川南区委第二书记、重庆市委第二书记兼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化学工业部部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周小舟，时任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主要从事教职工和北平左翼世界语联盟的工作。1934年在清华大学世界语分会办的讲习班同姚依林、蒋南翔、陆璀一道学习过世界语。它是姚依林的入党介绍人。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秋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4年，参与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是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曾任中共冀中区党委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参与领导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1943年底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冀中委员会委员兼第六地委书记、第六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北平市委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南下工作团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中共湖南省委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等职。解放后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任湖南省政府副省长、湖南省政协主席。

姚依林, 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入学不久，在清华大学世界语学会的世界语班认识了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的周小舟同志。在世界语班学习的还有蒋南翔、陆璀、黄诚、吴承明。后来他们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Qr A 8  1935年七八月间，黄河泛滥成灾，灾民流离失所。在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的武卫会组织发起筹建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9月，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成立。姚依林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参加成立大会。会后，他发动学生开展救济募捐活动。11月，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简称北平学联)，担负起组织和发动北平各校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任务。姚依林担任学联秘书长，并于当月经周小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二·九”运动中，他负责联系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具体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和后来的总罢课，是运动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长期在天津、河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秘书长兼天津市委书记。解放后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黄敬，1931年考入青岛大学。1932年加入共产党，在校从事学生运动，先后担任过青岛大学地下党党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市委宣传部长。在学校学习了世界语。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是刘导生的入党介绍人，黄敬是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的主要发起人，也是 “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北平到天津、济南、太原等地。先后任中共晋察冀区委员会书记、冀中区党委书记。参与组织领导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创建工作和反“围攻”、反“扫荡”斗争。1942年秋调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后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书记、平原军区政委。1948年夏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华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1949年初天津解放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1952年8月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57年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刘导生，1929年考入北师大附中，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跟一朝鲜世界语者学习世界语。1932年参加中国左翼世界语联盟，任教育委员会主任。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组织北京大学世界语学会，并开办世界语班，主要从事中国左翼世界语联盟的工作。在“一二·九”运动中具体负责北京大学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抗日战争中主要从事办报和文化运动，解放战争中从事党政工作。解放后先后从事过青年团、社会科学机关的领导工作，曾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是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3]

黄诚(1914--1942)，也是“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黄诚1914年生于河北安次县。1930年秋入北平第四中学。1932年考入天津北洋工学院预科，1934年夏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参加了“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世界语学会清华分会”等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进步团体。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北平各校相继成立了抗日救国会，黄诚当选为清华大学救国会主席。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黄诚作为清华大学学生请愿游行的领队，带领同学们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以血肉之躯呼唤抗日救国。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洗礼中，黄诚于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6年9月，黄诚因组织学生抗日救亡活动被迫转入中国大学国文系，仍被推选为北平学联主席，并担任中共北平学联党团书记，担负起党对北平学联的领导工作。卢沟桥事变后，黄诚等按党组织的要求，投笔从戎，以全国救国会代表的名义到刘湘部队作抗日救亡的统战工作，在川军中建立了一个秘密的中共特别支部，黄诚担任书记。1938年春，黄诚参加了新四军，在陈毅指挥的一支队工作，不久调到军部，任军政治部秘书处长，协助袁国平等开展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黄诚不幸被捕，被关押进上饶集中营。国民党顽军公然诬蔑新四军“叛乱”，要他“反时、“自新”。黄诚义正词严地痛斥顽军:“我们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几年来转战大江南北，战绩辉煌，有目共睹，我们一不投降日本，二不掠夺百姓，一心只为抗战救国，不惜流血牺牲，这难道有什么罪吗?难道有什么过可悔吗?”面对威胁，他视死如归，“革命是我们的权利，牺牲是我们的义务”，“从事抗战，无愧于心，我绝不因斧钺在前而变初衷11942年4月23日，黄诚从容就义，年仅28岁。[4]

陆璀(1914--)，浙江吴兴(今湖州)人。1932年入清华大学社会系，1935年任清华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她是清华世界语学会的会员，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任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部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938年代表全国学联出席第一、二次世界青年大会，并被派往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进行国际宣传。曾在巴黎《救国时报》编辑部工作。1947年代表解放区妇联任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二届常委兼国际工作部部长、第四届常委，对外友协副会长，中美友协副会长。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代表，第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5]

“七·七”事变以后，全民投入抗战，世界语者根据工作的需要，离开北京，有的转入敌占区进行地下斗争，有的转移到河北、山西、察哈尔，有的到达革命圣地延安，积极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有的甚至牺牲在战场上。直到1949年胡愈之等世界语者回到北京，重新点燃世界语的圣火。解放后对外报道杂志《中国报道》创刊、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北京真正成为全国世界语运动的中心。

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奠基人胡愈之在总结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时说:“在我国，世界语运动是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之下成长起来的，是在革命者的牢狱和集中营中发展起来的。在30年来为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的光荣名录中，有着不少世界语者的名字。在许多人民民主国家，都有同样的情形。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世界语这一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时候，它增加了国际人民的力量，它产生了打击人民敌人的效果。”胡愈之的话也是对北京世界语运动一个恰当的总结。[6]

录入时间：2016/3/23 Hits:2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