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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楷烈士的动人情节



  

   一个安静的夜晚，复读了《刘平楷烈士资料》一书，咀嚼其中有关刘平楷烈士资料编辑、烈士遗发处理和烈士墓的修建，以及到彝良县调研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文字，品味那革命生涯中动人的情节，不觉已是泪满衣襟。

刘平楷（1902—1930）云南彝良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爆发，刘平楷受党组织派遣到长辛店协助邓中夏做宣传工作。1924年秋，赴河南信阳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使信阳成为全国农民运动较早的地区之一。1927年4月10日，主持召开了20多万人参加的“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蒋介石派军警向请愿群众开枪，酿成“四一○”惨案。1928年5月，刘平楷临危受命，恢复重建湖北省委。年底，领导恢复满洲省委，使东北地区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1929年11月，刘平楷回到云南，为桑梓人民的解放事业忘我工作。1930年5月被捕，7月26日，英勇就义，年仅28岁。

按一位彝良人可能有点世俗的说法：刘平楷如果没牺牲的话，是一个可能成就大器的人物。比如说，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制造“四一〇”反革命事件，接着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刘平楷时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6月下旬接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年底调任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秋就是由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接任沪东区委书记。刘平楷任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时，中共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谢觉哉在其领导下负责宣传工作，而继刘平楷后于1929年7月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又是刘少奇。

一次有去无回的跪别

     昭通彝良县城东正街11号，有几间石木结构的瓦房，这就是刘平楷故居。1902年10月9日，刘平楷出生在这里，7岁时入读当地私塾，先后在彝良国力小学、昭通省立师范、昆明省立一中求学。中学时代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探索救国救民之道。1921年中学毕业后，到彝良县立小学代课。次年5月，刘平楷决定到北平求学。考虑到此去可能回家机会不多，不能再服侍父母，刘平楷向父母磕头后，又跪在大姐面前，要求大姐代自己孝敬父母，此后，其姐果真一直在家侍奉二老，终身未嫁，此事后来传为乡中美谈。当年5月，刘平楷动身北上，沿途不忘考察风俗民情，往往有感而发，写下了大量日记和对时局的评论。后人把他的日记题为《北行日记》，如今原件已遗失，其弟所抄写的复印件藏于彝良刘平楷故居中，共有17000余字，是难得的珍贵资料。

1922年7月15日，刘平楷抵达北平后，进入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结识了王复生、王德三等人。在王德三等人的影响下，刘平楷于1922年底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秋，刘平楷转入国立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学习。在“2·7”大罢工期间，他受党组织派遣，先后到长辛店、郑州、武汉等地协助当地党组织做宣传工作。1924年初，校方雇佣流氓打手驱逐革命学生，勒令刘平楷等60多人退学。刘平楷等人退学后，在学校附近租了民房，凑钱买来桌椅，准备重新成立一所学校，社会各界对刘平楷等人非常支持。4月16日，刘平楷邀请社会名流马叙伦、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张竞生、周作人等人，在中央公园开茶话会，商讨成立世界语专门学校。在马叙伦等人的支持下，学校很快成立，马叙伦主事学校，潭仲达为校长。该校5月1日正式开学，招收大量遭学校清退的学生，邀请众多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作家前来授课，办得红红火火。

一次不公正的待遇

第四届满洲省委书记是中央指定任命的王立功，王立功于沪养病期间，满洲省委书记由刘平楷代理。

1929年3月，王立功开始主持满洲省委工作后，东北地下党组织原有的正常活动被打破，省委主要领导人王立功、刘平楷等产生了一些分歧：在用人方面，工人出身的王立功受中共“六大”影响，片面强调满洲省委及各基层党组织领导层的工人成分。中共“六大”尽管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但“六大”仍有不足之处，党内还没有肃清“左”的错误认识，特别是在如何使用和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着左的干扰：凡是党的各级主要领导者，都必须由工人出身的党员担任，而知识分子只能做辅助工作。基于“六大”左倾论调，王立功以坚决执行中共六大路线为由，力图调整和改组已建立完备的满洲省委及各基层党的组织关系。刘平楷是知识分子出身，坚持任人唯贤原则，反对王立功的用人态度。在工作方面，刘平楷从事地下活动多年，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工作中十分注重结合实际，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开展革命活动的隐蔽性强。而王立功由于长期在上海养病，到东北后又时常病倒在床，没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敌我力量缺乏分析，工作上急躁冒进，容易暴露。在工作指导思想和开展斗争的方式方法上刘平楷与王立功明显对立。另一方面，前满洲省委部分人对刘平楷抱有怨恨。早在刘平楷初到东北时，满洲省委即已遭敌大破坏，他经过深入调查后，实事求是地认真总结了前省委遭到破坏的原因和教训，并于1928年12月25日和1929年1月2日，先后两次写信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的原因及经过、目前状况和教训”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对东北的形势作了切合实际的分析，指出前省委由于过早地暴露自己而引起敌人的注意，遂遭到破坏，实际上是客观地批评了前省委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受到了前省委中一些犯“左”倾错误的人的排斥和打击。

1929年5月中旬，刘平楷调离东北到上海。5月28日，在王立功主持下形成了一个《满洲省委致中央信》，指控刘平楷在东北期间犯有三大罪状：一是根本观念动摇，反对“六大”决议；二是工作情绪的消极及生活表现的官僚化；三是经济管理支配上的问题。故称刘平楷“是一个道道地地危害党的分子”。

1929年8月15日，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前满洲省委负责人王立功、刘平楷、张任光三人会议。经过会议辩论，中央作出结论：“l、关于少猷(即刘平楷)同志根本观念动摇的批评太过火；2、工作消沉少猷已承认；3、生活的腐化不能充分的证明；4、经费的支配不当。”中央指出：“关于报告本身文字构造不妥，失了批评的立场”，“在会议上……因为立功同志对少猷、任光的答辩不充分，没有事实的证明，故有许多地方得不到适当的结论。”从中央的结论也可看出，满洲省委在对待刘平楷工作中的错误，不是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有很多地方夸大其辞，无限上纲。然而，作为当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不可能从根本上认真处理好这些问题，加之党内当时严重存在的“左”倾思想，致使问题不了了之。相反，《满洲省委致中央信》却被某些人长期当成不可置疑的文件，甚至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竟把刘平楷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扩大化，致使他长期遭受无辜的非议和打击。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为达到将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主席置于死地的罪恶目的，他们利用刘平楷的曾用名刘少猷与刘少奇姓名上的一字之差，加上刘少奇曾接替刘平楷任满洲省委书记，人民群众不甚了解这段历史的原因，硬把刘平楷和刘少奇说成是一个人，把长期搁置起来的歪曲事实的《满洲省委致中央信》罗织成为“罪证”，对少奇同志大肆诬陷，残酷迫害。刘少奇主席被害致死，刘平楷(刘少猷)同志也因此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叛徒”。

一个未了的心愿

1929年11月，刘平楷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从上海回到昆明，次年1月参加中共云南省委任常委、组织部长。他知道，秘密工作不允许他把肩负的重任告诉家人。他的慈母于1926年秋就已经去世，厝柩待葬3年多，他都强忍悲痛，未能启程回乡葬母。这次，他以“省亲葬母，以赎不肖之愆于万一”为由回到昆明，但直至1930年5月牺牲都未能回乡安葬母亲。而且，从烈士写给父亲的多封信中，看到他不断地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向家里要钱。其实，刘平楷是在为党组织筹集工作经费。当时的党组织，处境之困难让今人难以想象——当时的中共云南省临委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说到：“许多同志的手表、金水笔都卖尽了，被盖、垫单甚至身上穿的衣服分下来去当卖，但是能维持得多少时候？有时候工作不能停止，饿一二天不能吃饭，甚至两个人只剩一条裤子，一人出去工作，一人躲在家里……吃稀饭、吃白薯充饥，这是常有的现象。”“严英武同志因必要工作的派遣，由芷村到阿迷，而车费一文都没有，只得去坐混车。在大庄车站因无车票，被查车警察拘去了，押到警署知道是C.P分子，现已在省定了八年的监禁。”……

在刘平楷烈士生前最后写的几封信中，都提到了一个他的心愿。他对父亲说：“儿对于葬母的意见是：把一切端公道士的无聊通通取消掉，把开吊请客总总也取消掉……把这些费用通移来办一个‘纪念先慈图书馆’，以作永久追远的纪念物。”他还说：“吾邑文化落后，地方的有志青年限于经济的关系不能升学，以至无书可读者比比皆是。是吾邑图书馆之设立，乃先进者的义务。”

刘平楷甚至把如何创办这图书馆及建设管理工作都设想好了。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父亲若能同意儿对于葬母的意见，把一切不必要的费用通移出来，可得二三百金，如亲族戚谊慨然允助，五百金不难立至，小规模的图书馆，可以办得起来了。馆址就用我们家的第二进中堂，稍加装置，前设玻璃门窗，门上匾额移于后进，另立一‘纪念先慈图书馆’的匾额于上，修理费大概有数十金可也。中堂内除了放书架，经常可容十余人阅书。由亲族戚谊中推举五人组成一图书管理委员会，经营规划书籍的增置和筹划图书馆的扩充基金。馆内设事务员一人，专门管理书籍。此计划若成，不独儿得永哀亡母，地方有志的贫苦青年亦受益多了。”

也许，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和不少同志的牺牲，使刘平楷意识到，自己为共产主义献身，也已经无多日了。为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他不无兴奋地在信中对父亲说：“一般人纪念先人的奢荣办法，不过只落得一时愚夫愚妇的称羡，但过眼烟云，不久即成明日黄花。设立‘纪念先慈图书馆’则可永志不忘，同时有实惠于地方有志青年。所以儿恳切的请求摒绝一般人士的非难，为破除陈腐、提倡公益事业开先河，数十年后，地方文风大盛时，公平当推尊父亲了。”

一次求生的机会

刘平楷被捕人狱后，也曾有机会获取自由，他的表弟陈文友在云南军阀龙云部队朱晓东师部工作，经陈文友周旋，朱晓东表示愿意出面讲情。

敌人对刘平楷说：“朱师长给你讲情，你若表示悔改，把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和你们的党员讲出来，再写份悔过书，我们马上就开释，你还可以当大官。”当然，平楷渴望自由，生命于每一个人仅有一次，但平楷渴望的是中华民族之真自由，他牢记着自己在党旗下的铮铮誓言，在跪着生或站着死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平楷愤怒地说：“我没有那福气，再说谁稀罕你们那种当帝国主义走狗、坑害人民的官!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忏侮的。”敌人恼羞成怒地吼道：“你要顽固到底，就难免一死，谁也保不了你!”刘平楷斩钉截铁地说：“大丈夫不怕死，为何以死惧之!成全我一个烈士的美名，不也好吗?”

在狱中，平楷是狱中斗争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他安慰鼓励难友们要保持革命的气节，不要被敌人的淫威所吓倒，并拟写了狱中学习提纲30条，组织大家学习，还亲自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斗争中他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刘平楷把监狱当作新的战场，真正体现了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英雄气概。平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力量，深深震慑了国民党反动派。惶恐不安的敌人狗急跳墙，经过两个多月的审讯徒劳无获，最后密谋杀害了刘平楷同志。山河为之呜咽，大地为之悲泣。刘平楷烈士用理想信念、用人格青春、用鲜血生命写下了人生最壮丽的诗篇，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铸就起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光辉形象，向党、向人民、向共产主义事业交上了最优秀的答卷。(资料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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