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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安那其布尔什维布克”的悲剧
作者：李丹阳 刘建一
1920年2月29日晚8时，夜幕笼罩了上海，北四川路1746号的一间大房子里亮起了灯。房内陆续坐满约四十名从业于江海轮船或轮船公司货栈的雇员，面对这些饱经风霜的中国人，一位年轻的外国人用世界语开始了他的演说。
这次讲演的情况很快就分别上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志和英国在沪情报部门的情报摘要。留存至今的这些纸张陈旧、字迹模糊的案卷，录下了演讲者斯托帕尼（VadimA.Stopany)这个来自俄国的年轻人的名字；档案还记载着他演讲的主要内容和开会的全过程。人们由此得以洞悉八十多年前发生的那一幕，仿佛身临其境。
斯托帕尼侃侃而谈：“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这里的工人阶级所受到的剥削是骇人听闻的。上海的大多数工人每日不得不辛苦劳作十四个小时，而他们得到的工钱还不及他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十分之一。资本家们靠榨取工人血汗来使自己致富，毫不吝惜地将所获不义之财滥花在购买轿车、四轮马车和其他奢侈品上。这种状况已经存续很长时间了。”
讲到这里，斯托帕尼便直切正题说：只有输入、采用共产主义才是结束这种状态的唯一方法。随之解释了共产主义的含意，并简要叙述了共产主义在俄国的成功实施。他告诉听众：“在俄国采用共产主义之前，该国的工人无异于农奴，但现在他们的地位已经与原来的资本家和贵族不相上下了。”他进而激励道，如果上海的工人们能够团结起来并且准备作出牺牲，就有理由相信，他们也一定能够用同样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改善自己的状况。最后，他劝在座者着手学习世界语，告诉他们，掌握了这种语言就可用以促进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
斯托帕尼的这个演讲由在他身旁的一位中国世界语学者陆式楷（又名陆耀荣）翻译成中国话，激发起听众的革命情绪和学习世界语的欲望。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结束后，斯托帕尼郑重地将一面红底衬着绣有绿星的白色方块的旗帜递交给即将成立的“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主要发起人张福堂。绿星是世界语运动的标志，而红旗在当时则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象征。
公然在中国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和鼓动中国劳工仿效俄国革命起来造资本家的反，这在当时的上海还前所未闻。这次演讲立即引起了上海租界当局的恐慌。次日（3月1日），上海工部局的代理警务专员明确警告斯托帕尼，如果他要再进行此类提倡共产主义和煽动中国人反对其雇主的演讲，就将把他逮捕并驱逐出境。实际上，自1920年2月斯托帕尼与陆式楷在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新华学校开设世界语夜学以来，就受到了租界警方和外国情报部门的密切监视。
世界语是波兰学者柴门霍夫（L.L.Zamenhof）博士揉合拉丁文、罗马文、英文和德文于1887创立的。这一比较简便易学的人造语言诞生后在欧洲各国迅速传播，并特别为工人和为解放工人阶级而奋斗的人士所愿意学。一些国家和国际的世界语组织多标明其反对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促进国际主义、社会主义、自由思想的宗旨。在国际工人的大会和组织中，世界语起过重要作用。十月革命以后，世界语曾一度成为在国际争取对苏俄支持的手段，苏俄曾希望国际世界语运动严格追随亲莫斯科路线。1921年，共产国际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曾决定采用世界语和简化世界语作为国际的语言（但未被共产国际所批准）。
19世纪末，世界语从俄国的海参崴传进中国后，积极学习和运用这一语言的主要群体是鼓吹消除国家和种族界限的国际主义、世界主义思想的一批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创办了传播世界语的学社、学校和学会，编辑、出版有世界语版面的刊物等。但总的来说，到1919至1920年间，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规模还很小。因此真诚希望把世界语当作消除人类争端、实现世界大同的工具的斯托帕尼，便不遗余力地在中国传播、推广世界语。他来华后不久，先是在自己居所设社义务讲授，然后开办世界语学校，免费向更多的人传授世界语。
附设于新华学校的世界语夜校又称新华世界语学校，开始时每周有三个晚上上课，大约有三十名男学生，后来又在白天开办女学。到1920年夏，学员人数一度增至上百人。1920年5月3日刊登于《民国日报》的“世界大同的媒介”，说世界语是联络人类感情、消灭阶级、研究学术的捷径，应当“成为人人应学的公语”，凡“主张大同自由平等互助的人没一个不欢迎他(它)的”，号召大家到传播它的学校——新华学校去学习。为了迅速推广世界语，新华世界语学校在各大中小学放假期间扩大招生。1921年1月26日《民国日报》有一则广告云：陆式楷、王克绥、司笃巴尼[斯托帕尼]等人在新华学校特设“世界语寒假补习科”，“每日下午一时半至三时为教授时间，星期日亦不停课。凡有志者，不论何人皆可来学，并不收费”。除了在新华世界语学校执教外，斯托帕尼还在上海的韩人学校教授世界语。经过努力，他迅速结识和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中、韩、西人世界语学者，在此基础上发起重建上海世界语协会。
斯托帕尼在讲课时，常借世界语宣传共产主义理论，介绍苏俄情况。学校有时还利用当时比较新奇的幻灯作为宣传手段来吸引听讲者。比如，1920年6月的一天，约六十人在该校听留日归国学生、世界语学者张墨池讲演“自由的价值”，同时放映幻灯来加以说明。他讲道：中国工人目前不幸的状况实肇因于资本家的压迫和缺乏自由。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工人现在已经取得了与资本家平等的地位，但他们是经过了顽强斗争才获得这种地位的。如果中国劳动者要改善自己的境遇，就必须推翻资本家。如有必要，应当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从事这样的斗争。平民如果不流血就永远不会得到象样的住房、教育和衣物。配合讲演内容的幻灯片有俄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社会主义领袖的照片，德国和俄国工人们的住宅等。这个讲演内容和放映的幻灯片画面使听众感到耳目一新。
1920年“双十节”傍晚，上海华界有人乘汽车沿途散发红色油印品，上有“私产万恶”、“平民革命”等小标题，其中一份传单写道：“你知道俄国革命已经成功三年了吗？虽然俄国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无政府阶段，但目前俄国人民已经享有自由、平等和幸福的生活了。其他地方的劳动者也准备起来与政府和资本家作战。如果你想得到真正的幸福，就要赶快起来，反抗和废除政府。”次日，新华世界语学校的一名年轻教师、“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成员胡嘉廷被捕，从他的住处搜出了几封预订“布尔什维克”宣传品和书籍的信件。胡嘉廷承认传单是他和新华世界语学校的一个学生及其弟弟散发的，并交代了自己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郑佩刚有联系。他与斯托帕尼的关系也随之被揭露出来。
斯托帕尼和他所创办的新华世界语学校再一次成为上海警方注意的焦点。其实，警方早在1920年2月秘密讯问陆式楷时，陆便在压力下承认，自己和其他世界语学校的同事正在为布尔什维主义工作，一旦该校的学生们能够阅读世界语，解释和介绍布尔什维主义要旨的书籍就会从广东郑佩刚那里运送过来供他们阅读。由于胡嘉廷所散发的和郑佩刚在广东印刷的主要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宣传品，所以倾向于把一切鼓吹革命的印刷品都视为所谓“布尔什维主义”宣传的警方的记载不可全信，但也不排除这些印刷品中夹杂着为苏俄进行宣传的内容和有纯粹布尔什维克的小册子。特别是郑佩刚1920年夏用共产国际经费在上海开办“又新印刷所”后，布尔什维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混合宣传便有了确定的来源。
人们可能会感到困惑不解的是：陆式楷、张墨池、郑佩刚、胡嘉廷等这些信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世界语学者怎么会为布尔什维克工作呢？同这样一些人携手共事的斯托帕尼又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在华的活动究竟出于何种目的？为解答这些问题，不可不了解斯托帕尼的背景、经历和他的思想信仰。
斯托帕尼是出生于俄国的意大利人，其父为苏俄某地苏维埃首脑。斯托帕尼虽然信仰无政府主义，却拥护布尔什维克革命。1919年冬，他由高加索经海参崴来到中国后不久，就在《上海俄文生活报》的出版印刷公司当簿记员，并兼任该报新闻记者。《上海俄文生活报》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在华的重要宣传喉舌和工作机构，并且是1920年5月成立于上海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掩护机关。担负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任务的俄共党员维经斯基，1920年春便是以《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身份来华并在上海以该报编辑为公开职业的。任职于同一报社的斯托帕尼实际上也在为苏俄和共产国际工作。
斯托帕尼曾在一封信(1921年发表于《民声》周刊第31号)中坦率承认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同时又申明自己“极端赞成无政府主义”。对自己这种似乎有些矛盾的立场，他解释说：“我相信无政府实现才能够有真正的幸福和自由。 但欲实现目的,不能不从事于各方面之运动,必要经过无数之曲折,断不是一跳可以达到的。 列宁也不反对无政府主义，而且很信仰他(它)之能够实现。不过无政府主义只适宜于宣传和叫醒醉生梦死之人民，但不甚适宜于革命，最近的共产党宣言,他们的目的与无政府主义大约相同,他们之所以采取平民专制之一种手段,实因俄国人民多数还没有觉悟而竟能以少数人侥幸夺得政权的缘故,所以我们断不能批评俄国革命之不对, "。他特别指出，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第一级”，无政府主义者就应当先支持布尔什维克的运动。
斯托帕尼同十月革命中和内战期间投身于建立和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并抱有上述信念和观点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众多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是一名所谓“安那其－布尔什维克”(即“无政府布尔什维克”——编著)。他在中国除了为布尔什维克报纸工作，从事一般的共产主义革命宣传，还致力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传播，并引导和劝说一些中国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世界语学者同布尔什维克携手合作。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曾一度与国外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团体合作，共产国际执委会甚至发出通告，表示“非常热诚地欢迎”他们加入国际革命分子与苏维埃式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总潮流，并在邀请美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加入共产国际的信中说，“我们的目标同你们是一样的，建立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阶级的社会，工人将管理生产资料，并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实行分配。"虽然这是布尔什维克削弱第二国际势力、加速世界革命、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干涉和封锁的权宜之计，但这种合作，由于双方有着一些共同的终极目标，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自由人的联合体”和有着共同的阶段斗争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国家政权等，确有一定的基础和可行性。在中国，当布尔什维克初来时还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而众多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团体对俄国革命表示同情和支持，因此布尔什维克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联手的行动比较易于展开。而作为“安那其－布尔什维克”的斯托帕尼无论从哪种立场出发都乐促其成。在布尔什维克的主导下，一些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因乎时势，为求实现无政府主义目标的第一步——打倒资本家和推翻政府，而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及其中国的追随者们协同进行革命工作，并组成了统一战线式的团体——“社会主义者同盟”。
1920年春，斯托帕尼和陆式楷主持的新华世界语学校成为漳州倾向社会主义和苏俄革命的国民党将领陈炯明与在上海的布尔什维克联系的一个中介，并成为罗致各地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建立被英国情报部门称为“安那其－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中心。是年4月，漳州出版的《闽星日刊》的一则告示，劝勉拥护布尔什维克并欲加入组织的中国人函寄上海中国邮政105号信箱陆式楷查收，以便注册。
那时的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的酝酿形成之地。1920年2月陈独秀由北京抵达上海。他此次南下，不仅为了逃避他出狱后所受到的严密监视，还因为上海是中国工业的中心，为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据写于1926年的《中国共产党简史》，陈独秀“深知党和劳动组织间的密切关系”，才“利用上海为劳工运动的基地和他工作的中心”。张国焘也承认自己到上海曾为组织政党而打入工会联络工人。正如蔡和森所说，仲甫的上海之行“在当时是有计划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在沪、津等地建立了秘密机构的在华布尔什维克的统一部署。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和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等人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是这些即将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人物首次在劳工组织的活动中的公开亮相；陈独秀在会上发表的关于工人运动第一步是谋求改善工人待遇，第二步工人要取得管理统治权的演说，成为他指导工运的最早重要宣示。而这个作为陈独秀等在上海联系工界的最初基地之一的上海船栈联合会正是斯托帕尼协助张福堂组织的，并且他还在该会筹备过程中进行过共产主义革命的宣传鼓动。可以说，斯托帕尼在上海工人中所进行的宣传组织活动是促成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铺垫工作的一部分。
斯托帕尼还与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设在上海的各种全国性群众团体，特别是工学界团体的重要负责人积极接触，力促各团体答复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并引导这些团体进一步同苏俄友好，与苏俄人士结成联合组织。根据上海当局的探报，1920年4月11日，由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和华工同人会等团体代表陈家鼐、夏奇峰、明德、姚作宾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永乐里召开了讨论承认苏俄政府“致中国南北政府和人民书”的会议，斯托帕尼与波塔波夫、陆式楷等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与会者一致表决承认俄国通电，并议决，如果北京政府拒不接受俄国通电，则将在沪组织“中日俄韩四国联合会”，联合四国国民推倒军阀，以同享自由、平等、互助之幸福。无独有偶，1920年3月下旬《上海俄文生活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中、日、朝三国命运与共，并把俄国树为他们解放的榜样，似与“中日俄韩四国联合会”的酝酿有着不谋而合之处。
1920年5月1日的“上海世界劳动纪念大会”是初步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首次联合举行的五一庆祝活动。发起这次纪念大会并联名发表拟在“五一”集会上宣读的“答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工界七团体中，有斯托帕尼协助建立的“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与他接触密切的张墨池曾不顾一切地在现场演讲，表现得非常突出。
1920年夏建立的上海“外国语学社”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为培养留苏预备人员而设的学校，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总部。斯托帕尼不仅义务给学社的部分学员开设世界语课程，还热情鼓励学员们去苏俄考察、学习，告诉他们：“苏俄政府很欢迎学生”，并给其中一些人写了亲笔介绍信。他介绍的赴苏俄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人中，有到莫斯科后曾声称于1920年3月建立了“四川共产主义组织”的廖划平、秦慧僧、徐敦让、杜小马。参与创立中共的施存统在谈到宣传社会主义的大学校“上海外国语学社”时曾指出，在法租界的世界语学校是另一所“宣传主义的学校”，他本人和谢晋青甚至担任过无政府共产主义团体（新华世界语学校为其外围机构）的刊物《自由》的驻日代理。来新华世界语学校进行宣传的人并不限于世界语学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正忙于建立中共的陈独秀、沈玄庐也曾被邀请来校讲演。
斯托帕尼在上海终日不辞辛苦地忙碌着，其事业似乎也在蒸蒸日上。在其同事和学生的眼里，他是个天真活泼、笑口常开的年轻人，对事业怀抱火一般的热情；在警方看来，他是个海德公园演说者式的激进空想家，并不大像苏俄政府的代理人。那时，谁都不会怀疑，这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人前面的路还很长。
然而，1921年3月27日清晨，上海东西华德路2098号华屋内忽然传出几声枪响，汇山捕房的西探闻讯赶赴现场，发现一个年轻的外国人倒在血泊中，脑部中弹四枪。这个身受致命枪伤，奄奄一息的人立即被送往公济医院，终因抢救无效，延至翌日死亡。经查，死者是斯托帕尼，据其卧房内亲笔所书致其父母兄妹的遗书和身旁的一支六响手枪可以判断他是自杀。
斯托帕尼的突然自杀使他的同事和朋友感到十分震惊。4月10日，上海世界语学会数十人在海宁路天宝里爱国女学校内为斯托帕尼举行了追悼会。会议主持者为陆式楷，发表演说的有王克绥、胡愈之、苏爱南、黎世良及韩人朴永宪等。这些人怀着悲痛和钦敬的心情，对斯托帕尼的死表示惋惜，对他“朝斯夕斯，无时不规划世界语之进行，因教世界语而牺牲之时间、经济极巨”的奉献精神极力赞赏，并将世界语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归功于史[斯托帕尼]君”。
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斯托帕尼为什么会突然自杀？刊于《民声》的一篇文章《一个自杀的青年》透露些微端倪：“闻其自杀之最大原因，便是精神上之痛苦，受环境的压迫，乃于烦闷终极时，方下此决心。”那么，又是怎样的精神痛苦和环境压迫竟使他怀着必死的决心毅然亲手结束自己年仅27岁的生命呢？
斯托帕尼在一封同无政府主义者讨论问题的信中，除了阐明自己为布尔什维克事业奋斗的原因，还指出了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些不同。他写到，无政府党所要求的是“地方的和职业的有自治之全权，使各地方和个人的精神得以自由发展，以建设一种自由联合的社会组织，而反对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并认为，“以少数人握政权，且所有产业均握于操政权人之手，很容易复行产生资本家之危险”。他的这种预言在1921年春得到的消息中似乎得到了某种验证。
1920年底至1921年初，俄国的部分工人、农民和士兵因为工业停滞、农业歉收和战后布尔什维克仍然实行对工人的兵营式管理和向农民强征“余粮”的“战时共产主义”而表示严重不满，纷纷举行罢工和起义，其中尤以1921年2月28日发生在波罗的海舰队基地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起义最为震动。波罗的海舰队的不少水兵深受无政府主义和其他革命思想影响，十分激进，是布尔什维克一向倚重的武装力量，曾被誉为“俄国革命的骄傲和光荣”。十月革命中轰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就是从喀琅施塔得驶出的；以后，那里的水兵们又英勇地投入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这次水兵起义提出的工会自主选举、给农民耕作自由、允许自主经营小规模工商业、贸易自由、新闻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苏维埃等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呼声，但他们提出的“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则威胁了俄共的统治。1921年3月8日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一方面通过了列宁审时度势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作出了反对党内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并彻底取消一切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同时在会外，苏俄政府调集大军镇压了被视为以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动摇为显著特征的“喀琅施塔得叛乱”。
随之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按列宁的解释，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与国家资本主义的结合，允许国内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献”。在国内外的大退却中，俄共为消除反对声音，进一步加强了党内外的统一和权力的集中。这个趋向，引起了关怀共产主义“纯洁性”和一贯反对政治、经济权力集中于国家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有鉴于此，除了苏俄政府加强了对国内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外，共产国际也开始强调各国共产党内部的同质性，着手清理以前吸收加入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分子。这些政策和策略的转变以及造成的反响给刚开始不久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1921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各共产主义组织代表会议，主要议题便是“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此会召开前后，中国各地社会主义者同盟陆续解散。
在俄国和中国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无疑使斯托帕尼深受刺激，以他执著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信仰，一定是认为推行“新经济政策”便是放弃“共产主义”实践、复辟资本主义了，因而对俄国的前景感到极度失望；布尔什维克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和无情清理也使他不免感到兔死狐悲；眼见自己数年来协助促成布尔什维克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顷刻瓦解，他自然会顿感严重失落。这位理想主义色彩十分浓厚，又天真纯洁、易于冲动的年轻人，经不起这种对其精神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因此毁灭自己的生命便成为其无可逃遁的唯一选择。
斯托帕尼曾为了理想的实现和心爱的事业在中国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的不懈努力为世界语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为促进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同布尔什维克的合作，以及对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作为一个安那其布尔什维克，他无法在内心和外部的种种矛盾和严重分裂的状态下继续生存下去，终不免悲剧性的结局。(责任编辑：瑶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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