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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困扰与理想的追求（章怡）

(一)困扰

近几年“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新语词，随着“信息化”的现实，呈现出一个错综复杂、五彩缤纷而又在某些场合力图一体化的社会生活，人间真是连上帝也摸不透！
四月初，《世界知识》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单一化》，副标题是《也谈世界语言的发展》，结尾的一句话饶有兴味：“语言毕竟不是个简单的说话问题”；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国际版发了另一篇署名文章《语言与民族融合》，劈头便是精彩的警句：“千万不要以为会讲英语，你就可以在欧盟国家畅通无阻。”四月二十八日，国际世界语协会(Universala　Esperanto　Asocio)——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非政府性国际组织——在它的总部(荷兰鹿特丹)集会庆祝它的九十华诞(一九○八——一九九八)，很多国家的世界语组织同一天也集会研讨国际辅助语的推广和应用，中国世协在北京开了会。会上有人想起了去年四月《读书》那篇文章，文章说，叫做世界语的东西早在二十年代就死去了；也有人提到今年四月那两篇文章的作者，似乎从未知道Esperanto(世界语)这种问世一百多年的非自然语言。

(二)两难问题

现实世界出现了一个两难问题，这个略似悖论的两难问题困扰着人们——上举两篇文章如实地描绘了被两难问题困扰的欧洲社会。文中呈现的画面是：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信息革命以来，英语(严格地说是美国英语)在这个地球上无孔不入，无所不在：起先是科学技术领域(据说科学文献有80％是用英语写成的)，然后是经济、贸易领域(据说欧洲许多大公司的商业行为采用了英语)，发展到近年，人们说，不懂英语几乎难于使用计算机，更上不了网——互联网络即因特网。
但是，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人们又极力抵抗着英语的渗透。文章举例说，在西班牙，很少出租车司机懂得英语；在意大利，用英语问路，对方的表情是茫然不知所措；在欧盟驻地布鲁塞尔，连旅游景点的著名饭店服务员，也只会说几个英语单词……
欧洲一体化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语言问题。语言是民族文化传统的载体，而民族文化传统都是各个民族所要全力保卫的。那么，英语呢？能让它取代各民族文化的载体而横行无阻吗？不是说即将到来的世纪面临的是一个多极的世界，多元的文化吗？那么，民族语vs英语，怎么办？这个拉丁语词vs(即versus)是个妖怪：据说古时解作“面对”，到了中世纪解作“对抗”。不得不面对，甚至不得不服从，但心里又想对抗，想把它赶走，至少别让它干预自己的文化圈。
难啊！可是我的一个世界语朋友说，这个问题太好解决了：使用一种非先天的(即人工制定的)、超民族的、中立的、又富有弹性能表达各民族的思想感情的国际辅助语(比如世界语)作为国际交往的媒介(国际辅助语)，同时不排斥英语在许多领域和许多场合畅通(类似前时代欧洲把拉丁语作为某种共通的传播工具)，不就解决了吗？这个解决办法，对于非世界语者简直不能接受，甚至不可思议。对于极端的甚至只是比较顽固的民族主义者，更是连讨论的余地也没有。欧元经过半个世代的努力，明年就启用了，可是语言问题却不那么简单。记得八十年代中，我在布鲁塞尔参加欧盟一个研究语言问题的组织的一个学术(注意，还只是学术性的，不是政治性的)讨论会，哎哟，众说纷纭，简直乱成一团。谁都知道，这个两难问题在本世纪是无法解决的了；它能在未来的世纪中露出解决的曙光吗？存疑。

(三)巴老

今年一月间去了一趟上海，十四日下午在华东医院见到了巴老。他坐在轮椅上，刚做过治疗，可是精神很好，思维仍然那么敏捷，记忆力还是那么好，只是说话比较困难，声音很低，但凑近去却仍听得很清晰。他回忆去斯德哥尔摩(一九八○)参加第六十五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事——会上他接受了国际世协授予他的最高荣誉称号“名誉监事”，并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赢得参加大会一千八百零七人的热烈掌声。那次大会，同每年举行的国际大会一样，全场讲着一种共同的语言即世界语，彼此对话无需翻译，真是一种奇景！巴老提到许善述和他编的书(我真惊骇于巴老的记忆力这样好：许善述是个热忱的世界语者，前几年患了绝症，却以惊人的毅力编成四百零三页的《巴金与世界语》；书是一九九五年出版的，许在出书前夜就离开了人间)。他说他喜欢这部书，也喜欢我为这部书所写的序言。我听了，很激动，很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多可爱可敬的老人啊！然而更使我激动不已的是，巴老托我向国内外的世界语同道致意，他严肃地认真地对我说：“我本来还想为世界语多做点工作，看来不行了。”这句话代表一个真正的人的信念，反映着一个毕生为人类的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学人对理想的永远追求。

(四)“嘲笑历史”

我带着巴老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回到了北京。我不由得不去重读一遍《读书》去年那篇文章——那篇有一个酸溜溜的标题《春梦了无痕》，还有一个偌大口气的副标题《中国近代世界语运动》的文章。正题那么伤感，副题又那么大言不惭。唉唉，这篇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文章，竟然重现久违了的大字报文风。我翻出一个朋友退还给我的那一期杂志，我看到这位朋友用铅笔写下的几个字：“嘲笑历史”。朋友本不治史，又非世界语界内人，但是这几个字却表达了跟我一样的心情。
我细细嚼磨这四个字。文章把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胡适、毛泽东归并在一起，嘲笑这些先行者会做梦(也许甚至只是残梦、恶梦、春梦？)。文章又将蔡元培、吴稚晖、钱玄同拉在一起，隐隐约约对这些先行者在二十年代因忧国忧民而掀起语文改革运动也断定不过是一场梦。文章特别揪着疑古玄同(哎哟，他连姓也不要了！)在特定环境和特定思潮影响下爆发的个别偏激论点——说是中国文字太难学，不如用世界语来代替的论点——，概括为中国近代的世界语运动就是要用世界语来代替汉字汉语。这种概括是无视历史的大字报体裁。
朋友特别在文中关于巴老的一段话，用荧光笔画上绿色的记号。我明白朋友不能忍受对巴老这样的嘲笑，我也不能。那句话是——

怎么巴老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始终停留在少年‘觉慧’在小说《家》中的境界呢。

于是这使作者“伤心”了，“失望”了。难道巴老的思想境界(尽管加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竟然停留在少年觉慧的水平么？随便问问今日中国大陆任何一个读书人，看谁会作出这样的概括？只有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一无所知，对中国现状也只一知半解，而又要去嘲笑历史的人，才会对巴老这样一个真正的人说出这样的话。

(五)季老

季老就是季羡林。他新近为刚刚问世的《人世文丛》系列写了一篇序言，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国著名老作家巴金先生，对三十年前那场‘浩劫’所造成的灾难，认真地反思。他在晚年，以老迈龙钟之身，花费了整整八年时间，呕心沥血地写成了一部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这部书的永恒价值，在于巴老敢于在书里写真话。

这部大书的第四十八篇，题名为《世界语》，亦即《读书》那篇文章所抨击的“少年觉慧”水平之作。巴老讲了真话。他表白了他仍然相信世界语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国际辅助语，是各国善良的老百姓互通音问的交际工具。他坚持这种理想。他坚持这种信念。你可以不赞成世界语，你甚至完全可以反对世界语，但是你不能禁止别人赞成和使用这种工具。你可以斥责古往今来哲人的理想为春梦，为残梦，为恶梦，但是你没有权力遏制别人持有这种或那种理想，即使是空想、幻想、奇想，甚至痴想。讲英语的美国总统也没有这种权力，也没有这种权利。

(六)不是“世界”语

朋友退还我的那本杂志上，还写了两个字：无知。
无知并不可耻。人总是从无知进到有知的。可是如果以无知当作有知，甚至自以为是先知，那就有点可怕了。比方说，文章竟认为柴门霍夫创始的Esperanto，本来就叫做“世界语”，或者以为世界各国都把它叫做世界语，评论说柴门霍夫心目中的“世界”只不过是欧洲。其实柴门霍夫(以及所有的世界语信徒)心目中从来没有说过这就是“世界”语，他不求名不求利，他没有到“世界专利局”去注册“专利”(也许那时还没有专利权的法律)，他甚至连署名也用了一个象征性的笔名：希望者博士(Doktoro Esperanto——即文章所用的“企盼者”，作者不知道近代中国在这个场合从来都用“希望者”)。原来“世界语”这三个汉字，是日本大正年间借用汉字翻译(意译)外来语时使用的(日文早已改用假名音译了)，是我们的先人从东邻传入Esperanto时，原封不动地借用了日本人借用的汉字，沿用至今。柴门霍夫从不认为他这语言是“世界”语。一八八七年在沙皇统治下的波兰用俄文书名第一次问世时，书名叫做《国际语：导论和课本》。他用的是“国际语”(mezhdunarodny yazyk)；两年后即一八八九年在美国出了英文版，也叫做“国际语”(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我国二十年代胡愈之在《东方杂志》作文介绍时，也用“国际语”。所以由“世界语”三个汉字引起的联想或发挥，往往会变成对读者的误导。

(七)“死语言”？

文章断定这种“让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神魂颠倒达数十年之久”的“虚幻的人造语言”，即被称为“世界语”的这种语言文字早已死了。死定了。死了数十年之久了。
随便判断一种语言为死语言，那是很危险的。通常有人说，拉丁语死了，但是在梵蒂冈教廷，它没有死，它活着。甚至随便断言梵语(Sanskrit)为死语言，也很危险，英国当代一个大语言学家克籁斯托(David Crystal)说，近来人们认为它还活着。有些部落语言只有很少很少被称为“土著民”的在使用，一离开这个群体，就没有人会，可这也是活语言。也许只有例如季老研习过的那种吐火罗文可以称作死语言——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会讲这种语言了，甚至古文字学家也只有不多的几个懂得这种语文了，只能在中国新疆找到的吐火罗文的残卷，几乎没有一页是完整的，现在更没有人用它来作交际工具了——也许可以把吐火罗文叫做死语言，死文字吧？
然而世界语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它活着。它被世界上各个角落里数不胜数的人使用着。好些名著已有世界语译本；还有用世界语写作的作家，如我们熟悉的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秋天里的春天》)。它有自己的语言群体：国际世界语协会，有群众性的年会(第七十一届年会一九八六年在北京举行，参加者达二千四百八十二人)。如果文章的作者十二年前能到中国大陆看看，他就不会轻易下“死语言”的断语了。

(八)网

令人惊奇的是，世界语的群体——国际世协在九十年前发起组织一个服务网，遍布大大小小的国家和地区。这个网的正式名称是“〔国际世协〕代表网络”(delegita reto)，“代表”意即协会的代表，用我们习惯上容易接受的说法，就是“通信员网”。这些通信员(“代表”)是协会的会员，他自愿充当协会在他住地的“代表”，负责他自愿和有能力完成的某项咨询任务，无偿地为人服务(条件是用世界语，每次咨询付给一次国际通信邮费——即一枚万国邮联的有价国际通信券)。通信员网址刊登在每年出版的年鉴上，例如一九九七年年鉴刊载了一百二十四个国家或地区的一千九百多名通信员的网址和电话，以及各人的咨询服务项目。
令今人诧异的是，世界语群体的组织者，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时代，居然想出了并且实际上开动了这样一个原始型的国际互联网络！它依靠什么？不是别的，而是世界语，是这种人工语言和推行者们的崇高理想和信念！难道把这称作“死”语言？

(九)艾柯

艾柯(Umberto　Eco)的新著《寻求完善的语言》(The　Search　for　thePerfect　Language)意大利原文本和英译本都是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意料不到的是英译本去年便再印了一版。艾柯是当今欧洲走红的学者、作家，创立了当代的符号学(semiotics)；他写科学论著，也写小说，小说在意大利也很走红。
艾柯在此书第十六章讲《国际辅助语》，里面有两节专门论述世界语及其“优化的语法”(页324—330)。艾柯是世界语的界外人，他的评论应当说是客观的。艾柯在比较了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史上各种人造语言(国际辅助语)之后，具体描写了世界语的诞生背景，并且注意到我在上面说的“网”，这是饶有兴味的。他了解到“用世界语刊行的期刊超过百种”(包括北京从一九五○年起出版，图文并茂的月刊《中国报道》E1Popola <SPS=2469>inio)，艾柯也注意到世界语在文学上的价值，“已经有用世界语原文创作的诗歌和小说，而很多世界文学名著也翻译成世界语，从《圣经》到安徒生童话都有。”然后艾柯从理论上和从政治上深入分析对待国际辅助语正反两面的论点。他心平气和，娓娓而谈，他不嘲讽任何人任何事，因为所有出现的人和事，都是一种社会现象，都是一种历史过程，而历史是不能更不应嘲笑的。我欣赏这种科学态度。
艾柯在他的书最后一章《结语》的最后段落，以文学家的笔调，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段话：

上帝让阿拉伯语写成可兰经，但不意味着阿拉伯语有什么特权。通过任何一种语言〔写成的可兰经〕，人们都能发现那种精神，那种气息，那种芬芳，以及原始时期多语世界的轨迹。

艾柯深刻地提到世界语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遭受到无穷无尽的厄运：希特勒确认世界语是犹太人创造的，因此世界语同犹太人一起受到迫害；斯大林以为世界语提倡世界主义而不是世界革命，必定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意识形态，而加以禁压。作者不无幽默地说，“幸乎不幸乎”，只因为托尔斯泰极力赞赏这种语言，沙皇憎恨这位大文豪的人道主义精神，于是下令在俄罗斯不准传播世界语。我还可以给作者加上一笔，二三十年代旧中国反动派认为世界语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是洪水猛兽。至于世界语遭到无知而有偏见者的漠视甚至诋毁，艾柯没有说，或者他认为这不必去费笔墨。
厄运归厄运，世界语却在厄运中活下来，它没有死，甚至活得更有意义。究竟有多少人学会世界语？无法统计。语言学家克赖斯托说，估计从一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以上，还得加上许多国家广播电台用多种语言播音时，其中也有世界语(见所编著《语言和语言学百科词典》，一九九四年版，页126)。
当人们企图考察近代中国的语文运动(包括世界语运动)，而完全漠视它跟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结合的特点，那绝对说不到点子上。忽略了这最重要的内在因素，就不能理解运动的过程以及在运动过程中出现的某种偏激。可惜这方面的论述太少了，至少有两位我尊敬的学者即香港的陈万雄博士和北京的汪晖博士，先后向我提到过这个薄弱环节，我期待着在他们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中，这论题得到充分的阐发。
忽然想起，一九六三年夏天，听到陈老总(陈毅)讲他对世界语的印象。太妙了，不可不记。他说，世界上就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学了世界语，大家互称同志，坐下来，就亲切得很，不管是不是同一个民族，也不管什么阶级什么信仰，坐下来聊聊，你家长我家短，这样有什么不好？也许他会做你的工作，你也可以做他的工作嘛。就算是仅仅闲话家常，这就进入“人”的世界，有什么不好？
一九六三年！那是什么日子？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日子啊。难得有这么一个明白人，对世界语了解得那么深刻，讲得那么透。简直如坐春风，春风化雨！世界语是一种语言(没有死！)，但不仅是一种语言，它是一个梦(不过那不是什么残梦恶梦幻梦)，是一个美好的梦，是善良的人的梦，是理想者的梦。请走进世界语者的群体中去罢。去看看罢。我那位朋友说，在那里功利少一些，人性多一些，你会发觉在那里人际间是人对人的关系，而不是狼对人或狼对狼的关系。
“春梦了无痕”？不！

(十)德雷仁

说到理想的追求，我想起一个世界语学者德雷仁。
德雷仁(Ernest　Drezen　1892—1937)是拉脱维亚人，十月革命后由红军军官转到科学研究领域的苏维埃知识分子，后人称他是当代术语学两个奠基人之一(另一个是奥地利的维于斯脱［E.Wüster］，也是世界语学者)。当年是苏联科学院科学术语委员会的负责人。同时任苏联世界语联盟总书记。胡愈之一九三一年在莫斯科时跟他深谈过，在胡著《莫斯科印象记》中的D同志就是此人。他的一部科学著作题名为《世界共通语史》。先用俄文刊行，马尔(N.J.Marr　1865—1934，当时是苏维埃言语科学的“权威”，三十年代初因倡导语言阶级性被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幸而他已物故多年了)专门为此书俄文第四版写了序言，序言里说，国际语方案特别是世界语的推行，有助于加速世界语言的交融达到一体化。此书后经修订，出了世界语版(世界语版书名为Historio　de　laMondlingvo，1931，德国莱比锡印行)。用作者的话说，他研究了三个世纪(主要是欧洲)这个范畴的思想发展和实际活动，才成此作。资料的丰富，观点的鲜明，至今还没有匹敌。
可悲的是，这位学者在三十年代苏联大清洗时期，以里通外国的“人民公敌”罪名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七日被捕，十月二十七日被处决，苏联世界语联盟被取缔，随后联盟的领导班子无一漏网(据说只有一人活下来)。这是历史性的悲剧。三十年代中期，当中国的世界语运动跟民族解放斗争密切结合而蓬勃开展的时候，一个青年世界语学者徐沫(即解放后外汇问题和国际清算专家何增禧的笔名，一九一六——一九六六)把此书译成中文，一直未能出版。而译者却早在那场绝灭文化的浩劫中以“反动学术权威”身份不堪折磨，用原始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书的著者死时四十五岁，译者则活了五十年。多么动人心魄的社会性悲剧啊！原著在苏联解体那年有莫斯科“进步”出版社重印本，中译本尘封了六十年，已经由后来人校订，商务印书馆接受出版了。
语言的困扰，理想的追求，不绝如缕…

一九九八年四月作

章怡

录入时间：2020/5/28 Hits:1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