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史海钩沉我与世界语运动黄尊生 这时我已有一个打算，拟在国内开办一间中国世界语学院，课程除特设世界语一科之外，其他则与一般大学之文学院相同，惟加强历史、语言、文学之研究。学院规模不欲庞大，只开一系两系，学子不逾100人，私立性质，开办费自筹，经常费则拟请公家补助。如果有成，则可与德国、意大利等世界语学院相呼应。此意与伍、区、许三位谈过，得其同意，并与蔡元培、吴稚晖两先生及北京上海两方面之同志往复函商，均得其赞同。1927年春，我即发动此议，起草学院创办之缘起与学院之章程；征得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钱玄同、周作人、孙国璋、陆式楷、盛国城诸先生及广州伍、许、区三位为发起人，另附劝捐传单，筹募学院开办费。暑假期间，我往上海，谒见蔡元培、吴稚晖两先生，请示一切。同时访候陆式楷、盛国城、陈兆瑛、胡愈之诸先生，与其商谈一切。沪上诸同志均极热诚，切盼有一复兴时期的来临，同时商谈组织“中国世界语会”事。 留沪一周，我即买舟南下，先到星洲，然后到马来半岛，所抱之目的，是为中国世界语学院筹款。星洲马来本为我旧游地，而且老家就在怡保，先人且为筚路蓝缕之开埠人物，埠中殷户，大都为故旧相识。我来时，蔡先生又草一函介绍上海商业银行为“中国世界语学院”开一户口，代收捐款。我因为有这种种关系，自以为颇有把握，即无大就，亦有小成，而且当时尚属年轻，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为。孰知事到头来，恰恰与所望相反，然后知自己之不中用。我在星洲马来奔走了差不多一个月，不只一文无着，而且有些地方简直无从开口。如是空跑一遍，铩羽而归，使我十分懊丧。 是年（1927）冬天，我患一场大病，缠绵数月，病中追思一切，猛然若有所悟。过去六七年，我全部精神都放在世界语上面，由世界语而想到人类和平，世界大同，一切都向着最美的境界去追求，而今捐款失败，在一往无前之中，忽然碰了一壁，倒退回来，睁开眼睛，便清清楚楚见到了眼前的现实，即中国社会的现实，使我在思想上起了一个转变，曾一度触动我产生研究中国医学的动机。但我此时感觉到，世界语祈求人类和平，是一朵社会的鲜花，必须有一个够得上水准的社会背景，然后才可以培植。而眼前的中国，是一个贫困落后的有病态的国家，更无条件推广世界语。我从《Ca Lilienfeld－paul Lilienfeld pachologic Sociale》（社会病理学）的理论，追寻到医学上的病理学，颇悔当年重文而不务实。如果攻读医科，则所学比较实际，所能贡献当亦比较实际，自是，我有一段时间，卷入这一方面，竟然想转而学医！ 学医的念头没有实现，倒去研究中国问题，写了一本《中国问题之综合的研究》，20万多字，1935年春出版。 在这段期间，世界语师范讲习所，名义上虽仍由我负责，但实际上工作已减轻，幸有伍、许、区三位先生，及一批后起同志，全力支持，使得这个运动能够站得住，而日有进展。当时讲习所已与环球世界语会取得联络。国外同志来广州旅行者，前后已有数批。广州市世界语会亦成立，募款购得小楼房为其会址，前后董其事而出力最巨者，则伍君大光也。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攻陷沈阳。翌年又爆发“一·二八”沪战。沪战未熄，而伪满洲国之政权已经树立，全国沸腾。广东国民大学世界语会乃发表世界语宣言，讲述事变之经过，邮寄全世界各国，请主持公道。接到各国复书200百余封，均表深切同情。为伸张正义，在民大开一展览会，陈列各国来函，观者印象甚深，都谓民大做了一件极重要而且极有意义的事。 抗战前两三年，我居北京，暑假南归。芦沟桥事变爆发，其后，广州也沦陷。我奔澳门，复由此入内地去贵州遵义，任教于浙江大学。前后六年，至宣告胜利，战局告终，然后东返。 重往西欧 战争烽火中颠沛流离，一切与外间完全隔绝，等到烽烟已熄，重整家园，然后恍然如梦初觉，重复与外间通问。在大战结束后十年，我得到一个宝贵的机会，重往西欧，留英伦一年，复得与世界语同志联络。是年（1955）全球世界语大会在意大利之博郎雅城（Bologna）举行，会中得晤雅各（H.Jako－b）与普维亚（Bouvjer）两位日内瓦的旧友，卅载重逢，欣感无极。事前曾往旅邸拜谒蒲利华博士，彼此相见，均感意外，盖离乱之后而能重逢，其喜慰与庆幸之情，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博士已苍老不少，体亦较弱，惟精神尚佳，堪以告慰。其后，晤世界语学院院长伊斯布禄克（Isbrucker），一见到我，握手之余，即说：“我寄过好几封信给你，全无复音，以为你不在这个世界了。不图今日竟能再见，又得晤司陀克（starke）夫妇。他战时曾入俘虏营”，即从怀中出示其十年前之小照一帧，观其形容之憔悴，比之十年后之今日，倒过来又再苍老十年，可慨之极。无怪其对此小照，珍惜如斯，凡有知己，必以出示也。 全球世界语大会，本来每年择地举行，然因战争关系，已有八年不能开会，完全停顿。此次到会，一别三十年，得重听蒲利华博士行开幕礼时之演讲，声音神采，不减当年，为所得之最大欢慰。然亦有一点，戚然于心，觉得大异于昔年者。从前开会，会中人士，过半相识，至少亦彼此闻名，彼此相知，所以开起会来，俨如一大家庭，握手言欢，亲热之极，惟此次赴会，则觉得落寞、生疏而十分惆怅，因为见面而不相识者，竟十居其八九，只有点头招呼，略作寒暄，或微笑而已。这是战后时期后起的一代，在赴会的1600余人中，旧时相识，不满30人，一方面固然觉得逝者如斯，有不胜今昔之感，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个运动，得保持不坠，仍有希望和生机，堪以告慰也。（文章来源：《广州文史》第40辑） 录入时间：2021/4/23 Hits:1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