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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的世界语者
1939年，毛泽东为延安世界语展览的题词。 
1923年，胡愈之在的德国《国际主义者》编辑部。 
许寿真烈士遗像。 
1946年，战时中国世界语协会机关工作人员合影。 
乐嘉煊一家在上海世界语者协会门前合影。 
车耀先烈士遗像。 在当代，有许多人都不知道在民族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曾经有一批中国世界语者，他们用世界语团结进步青年，开展国际宣传和国际联络，为中国的解放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过积极的贡献，在国内的媒体上几乎见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业绩值得我们铭记。重提这些往事，不仅是为了缅怀这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流血、牺牲的仁人志士， 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所做出的贡献，而且也是为了鼓励后人，继续踏着他们的路前行，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和世界的和平而努力奋斗。
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沈阳制造事端， 发动侵华战争，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东北三省很快沦陷，并危及华北的安全。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破家亡的险境，一批有良知的世界语者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毅然投入火热的救亡运动和进步文化运动中，以世界语为武器，为反对侵略、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主权而斗争。“九•一八”事变以后，汉口世界语学会首先站了出来，发表了《全世界人民请注意，世界和平正在受到威胁》的文章。该文以第一手资料向全世界的世界语者揭露事件的真相和日本军队的暴行，同时呼吁全国各世界语团体，联合起来，发表宣言，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并把这一宣言，散发于各国世界语学者，以暴露事件的真相，争取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同年9月，汉口世界语学会联络成都、镇江、泉州、福州、广州、宁波、上海、苏州、太原、天津等城市20个世界语团体发表《我们的宣言》(Nia Manifesto)，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声援中国人民的斗争。宣言详细陈述了日本军队入侵中国东北三省的经过，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亚洲建立“大和国”，宣言结尾向全球世界语者呼吁：“我们虽然充满了友谊，想到日本人民也和其他民族人民一样是我们的弟兄，但凡是危害世界和平，污辱人类历史，尤其虐待我们人民之一切极端爱国狂与帝国主义者之卑劣行为，我们决不犹疑而完成准备应战”，“我们等待着各国人民之同情与赞助尤其是诚恳的日本人”。
《我们的宣言》共印8500份，分寄欧美、苏联、东欧各国，对日本、朝鲜的世界语团体和个人也寄去了1千多份，很快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各国人民强烈的声援。出乎意料的是：有不少日本的世界语团体和个人也来信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据1932年12月的初步统计：《我们的宣言》被译成8种外文，在14种国外报刊上发表，同时收到了70多封来自各国的信件，他们一致谴责日本的侵略，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与此同时，广东国民大学世界语学会也发表宣言，宣言详细叙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满洲国的种种罪行，希望各国世界语者主持公道，声援中国人民。宣言寄往各国后收到200多封来信，表示支持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变本加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悍然发动了“一•二八”侵沪战争，具有悠久历史的上海世界语学会机关、世界语图书馆被日军的炮火摧毁，更激起了全国世界语者的义愤，在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于1933年9月10日，在第2次世界语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宣言，宣言指出：中国世界语者应当致力于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会上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Per Esperanto por la Liberigo de Ĉinio)”, 这一口号明确表达了中国世界语者与国家共命运，与民族共存亡的强烈呼声和意志，口号一经提出，立刻得到全国世界语者的热烈拥护，并成为他们在民族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的行动指南。
积极投身民族救亡运动
早在1931年12月3日，以胡愈之、楼适夷、叶籁士为代表的世界语者，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Ĉina Proleta Esperantista Unio），简称“语联”。“语联”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 、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等8个文化团体一样，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和进步文化运动。“语联”号召全国各地的世界语团体和世界语者，把世界语运动同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为反对法西斯侵略，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而斗争。活跃在苏州的一批世界语者，他们在陈世德的领导下，积极开办世界语班，一面学习世界语，一面组织读书会，学习艾思奇的哲学讲话，阅读鲁迅、巴金和苏联小说。为了宣传抗日救亡，他们还经常聚集在一起，或演唱救亡歌曲，或组织座谈会，讨论国家大事。1936年，这批热血青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和“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在苏州成立了“私立全民流通图书馆”，号召民众“为求民族生存，学习战时知识”，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这个图书馆不仅办世界语学习班，办工人夜校，团结了一批要求进步的青年，参加民族救亡运动。一次，他们在得知察绥抗日同盟军英勇抗敌的事迹后，用苏州市民的名义，制作了一面大红缎旗，上书“抗日先锋”，寄赠给吉鸿昌将军，以鼓舞抗日士气。
爱国人士“七君子”被国民党关押苏州期间，苏州世界语学会组织世界语者到监狱探视，馈赠慰问品。在苏州高等法院审判“七君子”时，他们同上海的世界语者在法院门前散发声援传单，宣传爱国无罪，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
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犯上海，全国人民义愤填膺，苏州世界语者组织游行队伍，高唱救亡歌曲，到日本租界示威，抗议日军侵略，同时他们还组织演剧队多次下乡，给群众教唱救亡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短剧，当观众听到香姑娘唱着国破家亡、从东北流浪关内的如泣如诉的歌声时，真是声泪俱下，不由得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当在上海抗日负伤的战士们运抵苏州前后，苏州世界语者又参与了救护工作和服务工作。他们为伤兵写信，借阅图书，还唱歌慰劳他们，鼓励他们。
随着上海、苏州的沦陷，许多世界语者如陈世德、杭蕴美、朱海民、苏蜚、俞未平、凤永益、王兆平、章振之等，有的奔赴延安，有的走上前线，有的转战大后方，还有的留在敌后，继续同敌人展开斗争。有的甚至在战争中献出了生命，如黄文华同志牺牲在太岳根据地，姜逸平同志牺牲在太行山谷。曾向陈世德学习过世界语的许晓轩，原来是震泰钱庄的一名学徒，由学习世界语，追求进步而走向革命，抗战以后他转移到重庆，并于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参加抗日反蒋活动，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还组织难友学习世界语，鼓励大家坚持斗争。1949年11月，他殉难于重庆白公馆集中营，他坐牢9年，宁死不屈，牺牲时才34岁。《红岩》中的许云峰就是以他的事迹为原型而塑造的。
北平、天津、济南、上海、南京、广州、长沙、武汉等地的世界语组织和世界语者，同苏州世界语学会一样，“九• 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们把世界语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在活动中教育和培养一批又一批青年人，这批人中后来有许多人到了延安或敌后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献出了他们的青春和热血。
用世界语开展国际宣传
用世界语开展国际宣传和国际联络是中国世界语者落实“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又一重要步骤，也是他们在民族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的主要工作之一。
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出版的会刊《世界》，刊登了不少救亡运动的文章和消息，他在动员全国世界语者参加抗日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出版的机关刊《中国普罗世界语通讯新闻稿》(Ĉina PEK-Bulteno) 则在对外报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实行新闻封锁，国外很难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这份刊物经常采用中国工人通讯社（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机构）提供的材料，用世界语向外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人民革命运动的情况。
1936年4月创刊的世界语刊物《中国怒吼》（Ĉinio Hurlas）是上海一批老世界语者为应对新的形势而采取的重要一步。该刊1936年第1卷出版6期；1937年第2卷出版5期；1937年第3卷出版4期；1937年10月以后，每10天出版1期，分发给全世界几十个国家。
《中国怒吼》的主要内容有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是政论性文章，主要发表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声明、政策和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有关评论。例如它在《向全世界呼吁》一文中说：“今天日本对华战争不仅是对人类和平的巨大威胁，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中国抗战不仅是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而且也是为了铲除人类共同的敌人，所以这是一场全球合作共同对抗人类恶魔的斗争，而其中中国只是这场斗争的急先锋。我们请求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不要只给我们以深切的同情，还要参与到这场对抗人类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来。”刊物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反映中国东北三省沦陷后东北军民奋起救亡的情况以及社会状况，刊物称赞东北抗日联军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第三部分是介绍全国救亡和抗日运动的消息和进展，其中红军和苏区军民抗日的情况又占重要部分。总之，中国世界语者通过这份刊物向各国人民传达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怒吼和抗争。
在全国各地，还有一些世界语组织和世界语者也创办了一些刊物，例如北平世界语协会编辑的国际通讯刊物《无线电》（Radio），经常报道华北地区反对日本侵略、掀起救亡运动的情况。广州世界语者陈原、余荻、容斯、洪桥共同创办的《到新阶段》（Al la Nova Etapo）于1937年8月创刊；方善镜、傅壁城在汉口创办《东方呼声》（Voĉoj el Oriento）于1938年3月创刊；欧亚反侵略国际统一战线团体——国际和平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广州支会世界语组于1938年5月创办世界语月刊《正义》（Justeco）。这些刊物在抗战初期的对外报道中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在众多的世界语国际宣传刊物中，于1939年创刊的《中国报导》（Heroldo de Ĉinio），以其出版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大而著称，它在当时中国的国际宣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报导》是叶籁士、乐嘉煊、先锡嘉等一批进步世界语者（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在郭沫若主持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后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利用世界语向国际上宣传抗战的刊物。
《中国报导》为半月刊、铅印、16开，全部为世界语，每期印5千至9千份，主要寄往国外，发行63个国家和地区，在全世界850个城市有自己的读者。
《中国报导》的内容主要有4个部分：一是时事评论，主要针对当时的一些战事走向和国际动态作出分析，曾发表《抗击日本到底》、《为最后的胜利而继续战斗》、《汪精卫失败》、《英国不应向日本妥协》等评论，还发表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二是提供一些简明扼要的数字报告，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战争是一场没有希望、必然失败的战争。每期刊物均设专栏，介绍日军半月来在人员、物资、枪支、弹药、飞机等方面的损伤情况。三是介绍敌占区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掳、奴役中国人民以及中国军民奋起反抗的情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民兵、游击队以及抗日根据地斗争的情况。四是反映中国建设成就的文章，介绍地处大后方的四川、云南、贵州、宁夏、新疆的军民，在全民抗战的号召下努力发展经济、文化，支援抗战的情况。
1944年下半年，由于蒋介石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国报导》被迫停刊，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中外世界语者联手反对日本法西斯
在中国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中国世界语者还团结了一批外国世界语者，共同从事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的斗争。他们中有朝鲜世界语者安偶生（Elpin）。安偶生，1907年生于朝鲜黄海道，他的叔叔安重根是抗日义士，曾经暗杀过日本侵华司令伊藤博文。他从小受到抗日救国和民族独立思想的影响。在中国流亡期间，他积极参加上海、南京、广州和香港等地的世界语活动。1939年到重庆，参加了当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外交部所属的抗日救亡运动。他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积极支持中国世界语者通过世界语开展国际宣传，他经常应中国世界语者的邀请，为《世界》、《东方呼声》、《中国报导》等对外刊物撰稿，表达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军的决心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中国世界语者还约请他翻译鲁迅著作《狂人日记》、《故乡》、《白光》，编辑成《鲁迅小说选》出版。
另一位朝鲜世界语者李海平（Li Hajpin），也是同中国世界语者一同战斗的战友。1937年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他积极参加学校的世界语团体，从事抗日宣传。1938年在香港从事抗日地下活动。1940年他作为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第一分队队长，曾被派到太行山游击地区与中国军队共同抗击日军。在重庆期间，他曾与叶籁士、冯文洛等世界语者见过面，并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
匈牙利的布劳恩（Braun）是支持中国抗战的又一名外国世界语者。1935年他被匈牙利《文学世界》社派驻香港，承印世界语书籍，一直同中国世界语者保持良好的联系与合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决定留在香港，同中国世界语者共同战斗。1938年5月，他创办了《远东使者》（Orienta Kuriero）杂志，他以一个外国人士特有的眼光，客观地报道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他还出资，以《东方呼声》和《远东使者》杂志社的名义编译了《鲁迅小说选》。这是用世界语翻译的第一部鲁迅选集，该书收集了鲁迅11篇短篇小说，并由他亲自审定译稿。
被誉为国际主义战士、中日两国人民女儿的绿川英子更是一位活跃在抗日第一线的日本世界语者，她从1937年来到中国，1947年在中国佳木斯去世，始终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坚持抗战，支持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赞歌。
绿川英子，本名长谷川照子，世界语名Verda Majo，意为“绿色的五月”。1912年3月出生于日本山梨县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家庭，1929年中学毕业后，考进了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32年学习世界语，并参加日本无产阶级联盟京都支部的活动。同时经常参加当地的左翼工会和文化团体的活动。由于这些活动她曾被反动当局逮捕，并被开除学籍。1936年春，在一次世界语活动中她结识了在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刘仁，由于他们都追求进步，由相爱到结婚。当时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和留学生的迫害，许多留学生纷纷回国参加抗日工作。1937年1月，刘仁先期回到上海，4月，绿川英子在世界语者的帮助下秘密离开日本，来到上海，并同上海的世界语者取得了联系，经常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包括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游行示威活动。“八•一三”战争爆发后，她亲眼目击了日军在上海的种种暴行，为《中国怒吼》杂志写了一篇《爱与憎》的文章，她写道：“我爱日本，因为它是我的祖国，在那儿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们我有着无限亲切的怀念。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的新家乡，这儿在我的周围有着许多善良和勤劳的同志。我憎恨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阀。作为一个世界语者和爱好世界文化的我，我愿保卫中国的文化，不为日本强盗所掠夺。同时我是一个女性，人类一份子，也本能地希望和平。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加入中国的军队，因为他们是为着民族的自由独立而战，不是反对日本人民，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战，并且他们的胜利也将预示着东方光明的未来。我对日本的弟兄们大声疾呼地呈请：‘不要白流掉你们的鲜血,你们的敌人不是在隔海的这里.’”上海沦陷后,她和刘仁辗转广州、香港，后来，在叶籁士和郭沫若同志的帮助下在武汉、重庆从事对敌广播工作，并收到很好的效果，在日本兵中产生了影响。后来，敌人查明了这个操流利日语的“怪广播”的播音员就是长谷川照子。东京的报纸骂她是“娇声卖国贼”。她的父亲还收到军国主义分子要他“引咎自杀”的恐吓信。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责骂，绿川说：“谁愿意叫我卖国贼，就让他去叫吧！我对此无所畏惧。我甚至为我是那些不仅侵略别人国土，而且肆无忌惮地为无辜也无助的难民们制造人间地狱的人们的同胞而感到羞耻。” 1941年，在重庆文化界纪念郭沫若回国4周年的会上，周恩来对绿川说：“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的好儿女，真正的爱国者。”
绿川在重庆工作期间除了做好对敌广播外，还为《新华日报》、《中国报导》等报刊写了许多文章，她在《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明天的关键》中写道：“同志们，幸而我是个世界语者。。。。。因为多亏这个，我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斗中找到了自己小小的岗位。现在我们应最有效地把我们的语言当作国际武器。‘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这无论如何也不是写在纸上的漂亮词句。为《中国怒吼》及其他方面而工作。。。。。。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作者：侯志平 信息来源：中国网
录入时间：2014/12/6 Hits: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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