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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方案、历史意识与新文化的形成 ——清末民初语言改革运动中的世界语（季剑青）

语言方案、历史意识与新文化的形成
——清末民初语言改革运动中的世界语

季剑青

在清末民初的语言改革运动中，世界语作为争论的话题曾经反复出现。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不是局限于世界语者内部的孤立的运动，而是和中国现代语言运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围绕世界语展开的讨论和实践涉及不同语言观念的交锋，以及对语言改革的路径的不同认识，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找到一种能够承载和表达现代文化的新语言？是寄望于外来的人为设计的语言方案（如世界语）？还是寄望于在历史中形成的本民族语言的自我革新？清末民初有关世界语的讨论，正是由这些问题切入到整个语言改革的运动中。

一、新学的输入与语言的危机

19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问题逐渐成为士大夫阶层关注的核心问题。传统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裂，而口语本身又因为各地方言的歧异而无法统一，为了适应现代国家建设的要求，创造“言文一致”的统一语言就成为当务之急。但“言文一致”和“语言统一”两者之间本身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为了求得“言文一致”，清末的改革者提出的方案是用拼音化的字母（所谓“切音字”）来拼切口语，但由于方言的差异，由此形成的拼音文字必然只能通行当地，各地不同的拼音文字反而将方言的歧异固化到书面上来，结果势必危及统一语言的创立。有鉴于此，后来的王照、劳乃宣等人便有意识地以通行范围较广的北方官话作为创建切音字的基础，希望由此建立统一的共同语即“国语”。大体而言，按照黎锦熙的说法，1900年以前语言改革运动的宗旨“只在‘言文一致’，还不甚注意‘国语统一’”，后者是在清末最后十年才被提出来的。[1]

除了“言文一致”和“语言统一”之间的矛盾，清末语言改革运动中还存在着“普及教育”和“输入新知”之间的矛盾，似尚未受到研究者充分的重视。本来，拼音化论者的初衷是借助拼音文字普及教育，开启民智，但当时新学理的输入主要发生在书面语（文言）的领域，其中一种重要的途径便是以汉字为媒介创制或引入新名词。大部分拼音化论者都认为拼音文字只是为普通民众设计的粗浅工具，高深学理的表达仍需仰赖汉字。如此则依托汉字的新名词和新学理，仍旧无法灌输给只掌握拼音文字的民众，开启民智难以落到实处。1900年，王照推出他设计的《官话合声字母》，他在强调拼音文字的优势时援引外国的成例，认为世界各国因言文合一，“故能政教画一，气类相通，日进无已，其朝野自然一体”，而中国因言文分离，“文人与众人如两世界，举凡个人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与夫一己生活必不可少之知识，无由传习”，其言甚辩。但最后又说“今余私制此字母，纯为多数愚稚便利之计，非敢用之于读书临文”，仍是将“文人”与“众人”打为两橛，前后之矛盾十分明显。[2]拼音化运动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劳乃宣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发明的“简字”也是只给普通民众用的：“简字之用，专取浅近易晓，余编增订重订两谱，凡深微之理，闳远之论，一语不敢阑入”。[3]历史悠久的汉文非“简字”所能比拟：“中国六书之义，广大精微，万古不能磨灭，简字仅足为粗浅之用，其精深之义，仍非用汉文不可。简字之于汉文，但能并行不悖，断不能稍有所妨”。[4]

胡适后来在总结清末拼音化运动的成败时，便以王照和劳乃宣为例，说“这样极端推崇汉字的人，他们提倡拼音文字，只是要为汉字添一种辅助工具，不是要革汉字的命”，背后的心理观念是“是把社会分作两个阶级，一边是‘我们’士大夫，一边是‘他们’齐氓细民。‘我们’是天生聪明睿智的，所以不妨用二三十年窗下苦功去学那‘万国莫有能逮及之’的汉字汉文。‘他们’是愚蠢的，是‘资质不足以识千余汉字之人’，所以我们必须给他们一种求点知识的简易法门”。[5]这种社会学的观察自有其道理，但却忽视了推举汉字和拼音文字依据的是不同的语言观念。简而言之，拼音化论者提倡拼音文字，是以文字只是表音的记号这一语言工具论观点作为理论前提的[6]；而当他们表彰汉字的渊雅精深的时候，采取的却是国粹派的语言民族主义的姿态，即视汉字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结晶和民族精神的体现。[7]

汉字所传达的“深微之理”、“精深之义”，不仅包括固有的历史文化，还要涵盖自西方输入的新事物和新学理。后者在当时是更为紧迫的任务，古老的汉字能否承担这一使命，并不是没有疑问的。19世纪中期以降，伴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中国士人和外国传教士开始把来自西方的新知识翻译成汉语，一些新的词汇进入到文言之中。19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任职于江南制造局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确立了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若干原则，一般尽量使用意译来翻译新术语，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音译，化学元素则用新造字来表示。[8]傅兰雅的翻译对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有很大影响，尤其是他创造新字翻译化学元素的做法，得到了梁启超的高度评价，称“此法最善”。梁启超甚至把“造新字”看作翻译西学的“第一义”，对借已有汉字来意译的方法表示怀疑，有趣的是，他的理由正是建立在汉语“言文分离”这一事实的基础上：

西人惟文字与语言合也，故既有一物，则有一音有一字有一名。中国惟文字与语言分也，故古有今无之物，古人造一字以名之者，今其物既已无存，则其字亦为无用。其今有之物，既无其字，则不得不借古有之字而强名之。此假借之例，所以孳乳益多也。然以虚字假实字，沿用已久，尚无不可。以实物而复假他实物以为用，则鲜不眩矣。且新出之事物日多，岂能悉假古字，故为今之计，必以造新字为第一义。[9]

大概是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同属维新阵营的黄遵宪也主张“造新字”。1902年，他在给严复的一封信中，劝对方放弃从古汉语中寻求译名的路径：“以四千余岁以前创造之古文，所谓六书，又无衍声之变，孳生之法。即以之书写中国中古以来之物之事之学，已不能敷用，况泰西各科学乎”，提出译书第一法则为“造新字”。[10]大约同时，政治上倾向革命的刘师培亦认识到，“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而中国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词之生从此始矣。此侯官严氏所以谓中国名新物无一不误也。今欲矫此弊，莫若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11]

创造新字来翻译西学是当时较普遍的一种思路，但每一个译名都造一个新字也不现实。1905年《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增造的新字终究无法应付不断增加的“新理新法”。[12]事实上，造新字基本上停留在倡议的层面，清末对西学名词术语的译介，仍不得不借助固有的汉字。除了严复寻绎古书的翻译实践外，采用来自日语的汉字借词（即当时所谓“新名词”），成为一种流行的选择。[13]但不论是选用古雅的文辞，还是相对粗浅的新名词，实际上都依赖固有的汉字，终究不能消除对“假借”“丐词”之弊的疑虑。造新字和以汉字创制新词都不尽如人意，于是有人提出音译的方案。1910年，章士钊撰文讨论译名问题，分析音译和意译的利弊，结论是意译不如音译。他以英文logic为例，说明严复译的“名学”和日本人译的“论理学”，所译皆非原名，而是原名之定义，仍需加以解释。此外意译之弊尚多，归根结底是汉字本身与西方语言枘凿难通所致，音译则可免于此弊：“吾国字体，与西方迥殊，无法采用他国文字，以音译名，即所以补此短也”，音译唯一的缺点是读来生硬，“此种苦处，习之既久，将遂安之”。[14]

问题在于，用汉字来音译专名，不啻将汉字降低为纯粹表音的符号。既然如此，何不直接使用拼音文字来音译来外来名词？1903年，直隶大学堂学生何凤华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陈请推广王照发明的官话合声字母，就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列举合声字母的好处，其中之一便是“画一名词以省脑力也”：

今日中国不能不读西书以启文明。然若皆学西文然后始读西书，则能读西书者有几？势不能不取径于译本明矣。惟是译本之弊，有最易误人，即外国人名地名之名词是也。考近日之译本，其名词至为芜杂。……若用汉字，则同译一国之名词而南人北人所用之字又自不同。此今日中国译界中之极大缺陷也……曩者日本初译西书，亦尝患此，乃于明治三十五年十一月由其文部省颁其假名，拼成一定之音，不许移易，至今遂收较为画一之效。今中国宜师其成法，令所有新译诸书名词务须画一，不可移易，乃为有益。若仍以汉字为准，则南人、北人读法互异，难免参差之弊。今诚用此官话字母，口授甚捷，字形既统一，字音必无二致。[15]

按照这样的思路，汉字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一种完全表音的“画一”（以北方官话为标准）的拼音文字，既能达到“言文一致”和“统一语言”的目的，收到普及教育、沟通上下的效果，又能毫不费力的转译外国名词，吸收先进文明，确实是一种理想的方案。1904年，蔡元培在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小说《新年梦》中，展望中国未来的文字，就很接近这一方案：“交通又便，语言又简，一国的语言统统画一了；那时候造了一种新字，又可拼音，又可会意，一学就会；又用者言文一致的文体著书印报，记的是顶新的学理，顶美的风俗”。[16]“会意”一词似乎为汉字保留了空间，但这种“言文一致”且能记载“顶新的学理”的新文字，显然是以拼音为主体的。

姑且不论可行性如何，设计和采用这种理想的文字，唯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割断与历史传统的联系。反过来说，如果甘愿付出这样的代价，即使是放弃汉语（历史文化本来主要寄寓于汉字而非汉语口语），直接选择某种西方语言也未尝不可。言文一致，统一语言，普及教育，输入新知，这些困扰清末语言改革运动的大问题，皆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得到解决。下面我们将看到，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派，就把世界语作为解决中国语言问题的根本方案。

二、作为理想语言的世界语

世界语传入中国，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末年。1905年，一位俄国人在上海开办了世界语讲习班，次年上海世界语学社成立。[17]这些活动基本上局限于世界语者内部，和清末的语言改革运动并无直接关系。首先把世界语和语言改革联系起来的，当属1907年在巴黎创刊的《新世纪》杂志。

1907年6月22日，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刊物的名称取自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让·格拉夫（Jean Grave）主编的同名杂志《新世纪》（Les Temps Nouveaux），实际上两个《新世纪》杂志的社址就在同一座楼里。[18]《新世纪》的创办得到了格拉夫的很多支持。[19]除了格拉夫，李石曾还与法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埃利赛·邵可侣（Elisée Reclus）的侄子、同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保尔·邵可侣（Paul Reclus）熟识[20]，格拉夫与埃利赛·邵可侣也有密切的交往，他们都致力于在法国传播克鲁泡特金的学说。

《新世纪》从第一期起，就在报头上印上“新世纪”的世界语译名La Novaj Tempoj，可见从一开始编辑同仁就有提倡世界语的自觉。《新世纪》创办的时候，也正是世界语在法国蓬勃发展的时期。1887年柴门霍夫公布他的世界语方案之后，世界语主要是在俄国和东欧地区传播。不久由于沙皇政府的封禁，世界语运动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法国。到1902年，法国的世界语俱乐部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21]，1905年8月在法国城市布伦召开了第一届世界语大会，1907年法国已经有了2900名世界语者。[22]世界语吸引了一些法国知识分子，但是并没有材料证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对世界语有浓厚的兴趣，世界语运动主要仍局限在世界语者群体内部。[23]

在20世纪初期的法国，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如果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应该到法国本土的思想氛围中去寻找。简单地说，实证主义和进化论是当时主导法国思想界的潮流，它们给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都打上了很深的烙印。本来柴门霍夫创立的世界语并不仅仅是一门人工语言，一门帮助不同民族相互沟通的国际辅助语，而是包含着强烈的价值关怀。但法国世界语运动的代表人物德·波弗朗（de Beaufront）则坚持世界语只是一门纯粹的语言，主张以科学实用的态度使用世界语。[24]在法国当时的思想环境中，这种对工具论的语言观的强调不难理解。与此同时，克鲁泡特金和埃利赛·邵可侣也把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建立在对科学的信念的基础上，在他们看来，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到来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而这种进化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科学的自然法则的支配。[25]

以李石曾和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派接受了克鲁泡特金和埃利赛·邵可侣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同时也接受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科学主义的进化论。[26]这种科学主义的进化论，为他们提出的以世界语解决中国语言问题的方案，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根据。克鲁泡特金和埃利赛·邵可侣都认为进化与革命属于同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两者共同推动社会走向文明。[27]李石曾的《进化与革命》一文完全吸收了他们的观点：“革命即革去阻进化者也，故革命亦即求进化而已”，他以“文字进化与文字革命”为例，说明文字从象形表意发展到表音，是一个与生物进化“同理”的必然趋向。[28]语言等级论在19世纪的欧洲盛行一时，进化论为它披上了科学的外衣。[29]克鲁泡特金和埃利赛·邵可侣虽然没有正面讨论语言问题，但他们的理论可以很方便地用来论证“文字革命”的必要性，因为文字和其他事物一样，也受自然法则的支配，最合理最便利的文字将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获胜：“文字所尚者，惟在便利而已。故当以其便利与否，定其程度之高下。……于进化淘汰之理言之，惟良者存。由此可断言曰：象形表意之字，必代之以合声之字，此之谓文字革命”。[30]以便利与否为标准的文字当然只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而就工具而言，表音的西方语言胜于表意的汉语，而人工设计的世界语又是西方语言中最新最精良者，于是世界语很自然地进入到关心中国语言改革的《新世纪》同人的视野中。

《新世纪》自创刊时起就对世界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当时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三届世界语大会有详细的报道。[31]这种兴趣始终是和对中国语言改革运动的关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褚民谊指出由于言文分离，普通中国民众难以阅读汉文，因而造成国民缺少常识，养成崇仰旧说的思想习惯。拼音化不失为一种选择，“苟以中国文字尚为不便，则改他种文字之适于中国者，或径用万国新字亦可。总之，沟通常识，当以改良文字为一要着”。[32]不难见出，褚民谊强调的是文字传达知识和思想——特别是来自西方的新学理——的能力，这也是《新世纪》同人的共同立场。另一位署名“醒”的作者基于同样的语言观，提出了更为明确和激进的观点，他认为“中西两文，相差过远，故西洋文明，不易输入”，汉字既为“文明发达之阻力”，则与其改用他种文字，不如径用最新最良之世界语：“苟吾辈而欲使中国日进于文明，教育普及全国，则非废弃目下中国之文字，而采用万国新语不可”。[33]清末语言改革运动中“普及教育”和“输入新知”之间的矛盾，能够且只能通过采用世界语得到解决。

吴稚晖是《新世纪》群体中思考语言问题最为深入系统的作者。他早年就曾发明过一种“豆芽字母”，可以拼写乡音俗语，是拼音化运动的亲身参与者。[34]吴稚晖对语言改革的设想是，第一步是以汉语为基础创造统一的语言，即“今日所谓简字切音字等”；第二步为“讲求世界新学”，至少须通一种西文，以便用音译的方法直接输入新名词：“所谓一切名词，与其穿凿译义，徒为晦拙，不若译音，而参核西文，尚有对照之功用”；第三步是废弃汉文，直接采用和普及最优良的世界语。[35]显然，吴稚晖不认为汉字和拼音文字能够承担“讲求世界新学”的任务，在他看来，“今日西洋尤较文明之事理，即西洋人自取其本国之文字为代表，尚再三斟酌而后定，通行甚久而后信。若欲强以中国文字相译，无人不以为绝难。故欲以中国文字，治世界较文明之事理，可以用绝对之断语否定之”，即便是日本的新名词，与新文明也“多不密合”。[36]最新的学理，只能用最新的世界语来表达。即便此时汉语一时不能废弃，亦要限制汉字的使用，“所有限制以内之字，则供暂时内地中小学校及普通商业上之应用；其余发挥较深之学理，及繁赜之事物，本为近世界之新学理新事物，若为限制行用之字所发挥不足者，即可掺入万国新语，以便渐掺渐多，将汉文渐废，即为异日径用万国新语之张本”。[37]

语言和学理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建立在两个相互配合的理论前提上，首先是语言的工具论，即语言只是表达学理的工具：“文字者不过代表学理之符号”，“不过器物之一”[38]，“文字为语言之代表，语言又为事理之代表”[39]；再者，语言和学理同属于一个普遍的进化过程，当世界进化到科学昌明的“新世纪”时，旧语言和旧学理都必将归于淘汰，“万国新语”和新学理将取而代之，这是无政府主义学说给吴稚晖的启示。在这样一种世界观中，历史传统是没有地位的，或者只有作为野蛮时代的遗留物“屏诸古物陈列院”的资格。[40]

吴稚晖和《新世纪》群体废弃汉语采用世界语的激进主张，引起了国粹派阵营中的章太炎的激烈批评。章太炎基于语言民族主义的立场，讽刺《新世纪》作者歆羡西人，以“不得蜕化为大秦皙白文明之族”为恨，其“欲绝其文字，杜其语言，令历史不燔烧而自断灭，斯民无感怀邦族之心亦宜”。[41]《新世纪》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确实持否定的态度，但与其说是因为崇拜西洋，不如说是出于一种普遍主义的信念。《新世纪》群体所拥抱的新学理本身是超越国界的普遍真理：“吾辈只问公理是非，断不论种界国界也”[42]，他们甚至针对“国粹”一词提出“公粹”的概念：“所以国粹者，直即自画之代名词。故今之科学，无论言理则名数质力，言事则声光化电，皆为前民利用，开物成务之要素，真为人类进化之公粹”[43]，意在用普遍的科学抽空“国粹”的历史文化内涵。

更深一层来看，普遍主义的信念中也包含着对民族危机的体认。1910年，吴稚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弟近日随在感觉，益认近百年来人类之进步，乃人类开化之时期已到，自然应有之进步，决非关系于东洋与西洋”[44]，他把19世纪作为“新文明”和“旧文明”的分界，“在旧文明空气中者，而行动言论，其较近之状态，东西亦将无不同”[45]，暗示西方过去亦较落后。这种以普遍的“文明”概念来淡化和消解中西对比的做法，实际上是以普遍主义来疗治中国事事落后（语言文字其一端也）引发的民族主义焦虑。只要与自身落后的历史传统告别，成为普遍的新文明的一部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自然就会提升到与西方同样的水平。这样一种心理机制表明，《新世纪》接受欧洲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仍是用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困境，就像他们采用世界语，也是要解决中国的语言问题一样。

在欧洲的语境中，克鲁泡特金一派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确实内在地包含着普遍主义的面向，但这种普遍主义并没有反传统反历史的色彩。恰恰相反，克鲁泡特金本人对社会进化的认识，是以他对欧洲历史的理解为依据的。[46]同样，欧洲的世界语运动也从未将民族语言视为竞争的对手，1905年布伦大会上通过的《世界语主义宣言》明确表示世界语“不干涉各国人民的内部生活，也毫不企图排斥现存的各种民族语”[47]，世界语的竞争对手是如沃拉普克语（Volapük）和伊斗语（Ido）这样的同为人造语言的国际辅助语。[48]只有放到中国近代语言改革运动的历史脉络中，我们才能理解世界语之于《新世纪》群体的重要意义，理解他们看似荒诞的主张包含的合理性。

三、章太炎的语言民族主义

作为国粹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对《新世纪》提出的激进的语言方案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批判。[49]他比其他任何国粹派人物都更为明确而坚定地坚持一种语言民族主义的立场，强调历史中形成的语言文字是界定民族和国家之特性的核心要素。“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50]，这是章太炎终身秉持的观点。他认为“提倡国粹”的意义“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所包含的内容，第一项就是语言文字。[51]

但章太炎并没有因为他的语言民族主义立场就回避清末语言改革的问题，只是他的思考方法非常独特。针对汉语言文分离的现状，章太炎不是寻求创制一种拼切口语的拼音文字，而是以他深厚的小学功底，在散落民间的方言口语中发现了可与历史典籍相印证的“古义”：“一返方言，本无言文歧异之征，而又深契古义”。[52]在章太炎看来，方言并非拼音化论者眼中的浅白土语，而是被遗落和废弃的古代文辞在口语中的遗留。“一返方言”不仅解决了“言文一致”的问题，同时也为应对汉语在西学冲击下所面临的危机提供了思路。章太炎深切地认识到汉语在面对西学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今日与异域互市，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櫱，犹暖暖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相角，其疐便既相万，及缘傅以译，而其道大穷”[53]，要翻译引入西学，汉语现有的字词实在捉襟见肘。对于时人提出的造新字等方案，他也并不反对：“近来学者，常说新事新物，逐渐增多，必须增造新字，才得应用。这自然是最要，但非略通小学，造出字来，必定不合六书规则。至于和合两字，造成一个名词，若非深通小学的人，总是不能妥当”[54]，所谓“和合两字，造成一个名词”，当指从日本引入的新名词。不管是造新字还是创新词，都需要“通小学”，需要对汉语的历史有深刻的理解，这已经见出章太炎作为汉学正统传人的本色。而他更为独到的想法，是启用故籍中废弃的文辞，这甚至是第一选择，其次才是创新名造新字，“今之有物无名、有意无词者，寻检故籍，储材不少，举而用之，亦犹修废官也。必古无是物、古无是义者，然后创造，则其功亦非难举矣”[55]，“顷岁或需新造，寻检《苍》、《雅》，则废语多有可用为新语者”。[56]而这些“废语”，很多正赖方言而得以保存。[57]于是，通过“一返方言”，章太炎将“言文一致”与“输入新知”这两个看似无法兼顾的方面统合了起来。

章太炎从故籍废语中寻找应对语言危机的办法，显出他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力和可能性的信心。[58]但首先并非每个人都有章太炎这般的小学修养，再者他的设想落实起来也困难重重。从功利的角度看，直接采用西方语言和最新的世界语，当然是输入新知最便捷的手段，为此即便放弃汉语亦在所不惜，而这正是章太炎极力反对的。针对《新世纪》的论述，章太炎于1908年先后作《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规新世纪》两文痛加驳斥。

如果说《新世纪》群体的最终指向是通过采用世界语使中国融入新文明，章太炎的出发点则始终在保存汉民族语言自身的特性。他不否认汉语在译介西学时面临诸多困难，但始终强调以本民族语言为本位：“以汉语译述者，汉人也，名从主人，号从中国。他方人、地，非吾所习狎者，虽音有弇侈，何害？”，“语言之用，以译他国语为急耶？抑以解吾故有之书为急耶？”[59]他批评《新世纪》派“徒知以变语求新学，令文化得交相灌输，而不悟本实已先拨”[60]，新学未求得，先已丧失了自家的根基。面对《新世纪》废弃汉语的激进主张，章太炎不得不将输入新学创造新语之事置于次要的位置，极力维护汉语作为民族语言的地位。在他看来，语言文字首先“其职在宣情应务，非专为学术计”，汉语在表达学理的术语上或有所欠缺，但日常的“恒言”则完备，而“恒言”才是语言得以自我更新和发展的基础，“若令恒言不具，则其语无自孳生，斯朝夕不周于事已”。[61]

章太炎反对吴稚晖将语言视为表达学理的中立工具的观点，指出语言是植根于民族精神文化的人事的表现：“文字者，语言之符号，语言者，心思之帜，虽天然言语，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言语文字亦不可齐”。[62]正因为语言以纷繁复杂的人事为准，故重在分别而不是齐一，“声繁则易别而为优，声简则难别而为劣”[63]，汉字虽是象形表意文字，但汉语声音之繁多则非西方语言所能比拟，章太炎由此否定了《新世纪》派以表音文字胜于象形表意文字的进化论。

科学主义的进化论是《新世纪》派所接受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章太炎则立足于他的在差异性中寻求平等（“不齐而齐”）的齐物哲学[64]，对这一理论基础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他批评《新世纪》一派的无政府主义者错误地以“科学”来规范“人事”，“彼所谓科学者，则诊察物形，加以齐一而施统系之谓。抑万状之纷纭，固非科学所能尽理”，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本与科学异流，亦与哲学异流，不容假借其名以自尊宠”，“以科学牢络万端，谓事事皆可齐一，譬犹献芥而及齑也”。[65]由此可见，章太炎和《新世纪》派在立说的前提上就处在对立的位置上，章太炎根本不承认存在着一个受科学原则支配的普遍的进化过程，更不会相信这个过程能够进化出最先进的语言，可以替代其他语言成为统一的“世界语”。

事实上，章太炎并不反对世界语本身，世界语作为一种国际交流的辅助语言自有其价值，“学之以为驿传取便交通亦可也”[66]，他反对的是废弃民族语，用世界语来统一世界。这里不妨以与章太炎交往密切的刘师培为例，看清末知识分子鼓吹世界语的另一种眼光。[67]如前所述，刘师培早年也曾提出以“创新字”来输入新学，到了1908年前后，或许是因为加入到国粹派的阵营之中，他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转而强调汉字固有的价值：“今人不察，于中土文字，欲妄造音母，以冀行远。不知中土文字之贵，惟在字形”。此时他也为世界语所吸引，并且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他作为国粹派的基本立场，使得他不可能像《新世纪》派那样对本民族历史文化持激烈的否定态度，反而提出用世界语来向世界推广“中土文字”，发扬“国光”的新异思路。[68]刘师培也强调世界语是输入西学之利器，但与《新世纪》派不同的是，他认为世界语亦有助于保存国学，理由是世界语学起来较英法文为省力，故能节省学外语的时间，不致荒废国学。[69]在刘师培那里，输入新知和保存国粹并不冲突，故世界语和汉语亦可并行不悖。世界语是用来统一世界的语言，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民族仍可保留自己习惯的语言文字。[70]

或许是因为刘师培这种折衷的态度，章太炎在驳斥《新世纪》采用世界语的主张时并未牵扯刘师培。但章太炎与刘师培在语言观念上也有重大的差别，从根本的理论立场上来看，章太炎不承认语言有人为加以统一的必要。他不仅反对用世界语来统一各国的语言，对创立统一的中国共同语也不免有所迟疑。章太炎的语言民族主义中的“民族”，是在历史中自然形成的“历史民族”，它既有依托一致的文字体系而保持相对稳定的一面，同时也因人事地域的纷歧而保留了方言土语和表达形态的丰富的差异性。[71]前者是民族得以形成的前提之一，后者则是民族内在性情和精神之“不齐”的表现。就章太炎的齐物哲学而论，毋宁说他更看重后者，故他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的开篇即针对《新世纪》对“汉文纷杂，非有准则”的指责，表示“风律不同，视吾土之宜，以分其刚柔侈敛，是故吹万不同，使其自已，前者唱喁，后者唱于，虽大巧莫能齐也”[72]，言语之不齐实由“吾土”决定。汉语不仅有方言土语的差异，亦随体制和功用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故“有通俗之言，有科学之言，此学说与常语不能不分之由”，“有农牧之言，有士大夫之言，此文言与鄙语不能不分之由”。[73]在作为民族语言的汉语的内部，章太炎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差异性和多样性。

但是创造统一的全民族共同语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章太炎无法回避这一点。所以他在与《新世纪》论战的同时，又提出“今之务在乎辑和民族，齐一语言，调度风俗，究宣情志”[74]，看似与他的固有主张相矛盾，实为不得已之妥协。章太炎的“齐一语言”实际上只是统一语音，即为每个汉字确立标准的读音（“定音”），切音字只是一种表音的音标，其作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可见章太炎反对在通行的口语基础上另外创制一套与汉字平行的拼音文字。他自己改订反切的纽文韵文，也创立了一套切音的符号[75]，成为后来注音字母的雏形。

有趣的是，吴稚晖也对注音字母的采用做出了贡献。民国成立后，1913年2月，教育部组织的读音统一会开会，选吴稚晖为议长，审定国音（即汉字的标准读音），因会中章门弟子的推动，决定采用章太炎的方案并加以修改，定名为“注音字母”。[76]语言学家周有光认为，从清末拼音化运动的拼切口语，到民国初年的标注读音，实为语言改革运动的倒退。[77]章太炎和吴稚晖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虽然观点针锋相对，但都对创制拼音文字不感兴趣。在章太炎这里，是对“齐一语言”的接受只能妥协到统一语音这个程度；而对吴稚晖来说，因废弃汉语一时不能做到，世界语不能马上取而代之，为方便起见，暂且用汉字注音的方法来统一国语，“汉语将无须取必于久传。既如此，汉语正可姑寄于汉字，加以注音，便用于一时，徐待蝉蜕，不必更费改造音字之劳力”[78]，故纯粹为临时的过渡手段。两人各让一步，共同推进了注音字母的采用和实行，揭开了民国初年国语运动的序幕，也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

四、废弃汉字与文化批判

章太炎和《新世纪》围绕世界语的论争发生在海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世界语已经开始在国内传播，上海成为世界语运动的中心。1906年成立的上海世界语学社，宣称学习世界语可“广览西籍以扩见闻”。[79]1912年，民国成立后，上海世界语学社改组为中华民国世界语学会，运动颇为活跃，积极宣传世界语有助于灌输欧美科学和世界新知的观念。[80]中国世界语者虽没有直接介入语言改革运动，但在把世界语作为输入新学的工具方面，却与《新世纪》派不谋而合。当时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也大力支持世界语事业，曾在任上于教育部内设世界语传习所，并拟在外国语学校和师范学校中开设世界语课程，他亦看重世界语“介绍各国现今最新之学说”的作用。[81]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延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后搬到北京。与此同时，蔡元培在文科各系开设世界语讲习班，邀请世界语学会会长孙国璋来校讲授。后来又组织北大世界语研究会，推行可谓不遗余力。一时间世界语的气氛在北大极为浓厚。[82]世界语也成了《新青年》关注的话题，从1917年6月第3卷第4号，到1919年4月第6卷第4号，《新青年》上关于世界语的讨论差不多持续了两年。[83]

这场论争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民国初年的国语运动。1913年读音统一会闭会后，因政局动荡，注音字母迟迟未能公布。1916年10月，教育部成立了国语研究会，宗旨是“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84]所谓“标准”，当指读音统一会确定的标准的“国音”。然而国语运动不能只停留在确定标准读音的层面上，最终目的是要创立言文一致的可说可写的统一语言。由于拼切口语的拼音文字已经被排除在考虑之外，国语统一只能仰仗书面的汉字汉文，所以国语研究会的章程明确指出，“语言之必须统一，统一之必须近文，断然无疑矣”。[85]

恰逢此时，胡适开始在《新青年》鼓吹白话文学，掀起了一场新的白话文运动。这种新的白话文，正可用来充当国语运动所需要的“近文”的书面语言。它不像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中使用的贴近口语的白话文，而是可用来表达新思想新学理的新体白话文。[86]晚清以降原先在文言系统中使用的诸多新名词新术语（主要仍是来自日本的汉字借词），现在开始融入到白话中。至少从理论上说，五四白话文的出现打破了晚清拼音文字或白话文与书面文言两分的格局，有可能将“普及教育”与“输入新知”这两个方面统合起来，再加上标准“国音”的确立，理想的“言文一致”的统一国语确实是呼之欲出了。

然而，在《新青年》上关于世界语的争论中，清末语言改革运动中就提出来的汉字能否承担输入新学的使命这一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了。为世界语辩护甚力的钱玄同，主张采用世界语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外国人名、地名及学术上专门名词之无从译义者”，可用世界语划一之。[87]他认为“固有的汉字，固有的名词，实在不足以发挥新时代之学理事物”，无论是造新字，造新名词，或用汉字来音译，固有的汉字都不敷应用。[88]要使国语能够表达新学理，应该搀入世界语：

近世之学术名词，多为我国所无，即普通应用之新事物，其新定之名词，亦多不通；——如自来火，洋灯，大菜之类，——诚欲保存国语，非将欧洲文字大大搀入不可；惟搀入之欧洲文字，当采用何国乎？是一至难解决之问题也。鄙意Esperanto中之学术名词，其语根即出於欧洲各国，而拚法简易，发音有定则；谓宜采入国语，以资应用。此为玄同提倡Esperanto唯一之目的。

钱玄同视世界语为输入新学的利器，同样基于语言的工具论的观点：“玄同以为文字者，不过一种记号；记号愈简单，愈统一，则使用之者愈便利”。世界语言的统一是进化大势所趋，世界语为将来人类公有的优良语言，可无疑义。[89]语言的工具论和进化论，基本上沿袭自《新世纪》的论述，实际上钱玄同在论争多次直接引用《新世纪》的观点，给以高度评价，并曾托蔡元培代购全套的《新世纪》，称其为“一极有价值之报”。[90]

同为《新青年》编辑和北大教授的陶孟和，却对世界语持否定态度。他有感于世界语在青年学子中的风行，以及蔡元培和钱玄同等人的鼓吹，质疑以世界语表达中国人思想感情的可能性：

夫一种之言语，乃一种民族所藉以发表心理传达心理之具也，故一民族有一民族之言语。而其言语之形式内容各不相同，语法有异，而所函括之思想观念亦复不齐。盖各民族之言语，乃天然之言语，各有其自然嬗变之历史，故言语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质者也。吾师哈蒲浩，尝谓英法德三国哲学家典藉，皆当读其原文。否则无由捉摸其真义。理想如此。感情更无论矣。……世界语既无永久之历史，又乏民族之精神。……一国民之思想感情，必非可以人造的无国民性的生硬之语言发表而传达之也。[91]

陶孟和的观点与章太炎如出一辙，都持一种语言民族主义的立场。他未必直接受章太炎的影响，实际上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语言民族主义构成了欧洲民族主义思潮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92]章太炎的语言民族主义或许通过日本而间接源自欧洲亦未可知。陶孟和早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师从哈蒲浩（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现通译为霍布豪斯）学习社会学，哈蒲浩在其《自由主义》一书中就强调英国是一个由共同的语言和历史联结在一起的有机的统一体。[93]陶孟和的语言观应该得自他的老师。与章太炎不同的是，陶孟和并不反对进化论，他也同意“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但不认为大同世界需要一种统一的语言。

陈独秀批评陶孟和说：“足下轻视世界语之最大理由、谓其为人造的而非历史的也。仆则以为重历史的遗物、而轻人造的理想、是进化之障也。语言其一端耳。”[94]“重历史的遗物、而轻人造的理想、是进化之障也”一语，亦为钱玄同所首肯。[95]表面上看，这句话所表达的观点，与《新世纪》拥抱先进文明否定历史传统的逻辑并无二致，但细致分析起来，两者却有重要的差异。《新世纪》对历史的否定，是基于一套无政府主义的“公理”，它以科学主义的进化论为前提，预先就决定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天然归于淘汰的命运。出于对自己信奉的这套“公理”的信心，《新世纪》的进化论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96]而钱玄同和陈独秀的进化论并没有那么强烈的科学主义色彩，对他们来说，不能指望传统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必须付出努力才能克服历史传统给进化造成的障碍。实际上，《新青年》所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对旧文学、旧政治和旧伦理等传统不懈地加以攻击，古老的汉字也是批判的对象。

这种对传统自觉地加以批判的意识，使得钱玄同和陈独秀的语言观表现出比简单的工具论更为复杂的面向。1918年4月，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通信中，明确提出“废汉文”的主张，除了“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以致辨认书写，极不容易，音读极难正确”和“固有的汉字，固有的名词，实在不足以发挥新时代之学理事物”这两条基于工具论的理由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便是汉字浸透了陈旧野蛮的伦理道德，“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由于汉字受到旧文化的污染，连带如“共和”、“伦理学”这样的新名词也很容易被附会上荒谬的思想。这就不只是汉字不足以表示新学理的工具问题了。钱玄同最后的结论是，“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语气极为斩截。[97]至于废弃汉文之后的选择，自然是世界语。

汉字既与传统为一体，那就不只是纯粹中立的工具了。孟庆澍正确地指出，在钱玄同看来，“汉字不仅是单纯的语言工具，而且是符号化的传统意识形态”。[98]这不只是钱玄同一个人的看法，陈独秀亦表示赞同：“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99]钱玄同和陈独秀都引吴稚晖早年“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为支援，但他们把汉字作为文化批判的对象的思路，和吴稚晖基于科学主义的进化论得出的结论，貌同心异。[100]

值得玩味的是，钱玄同的这种思想文化植根于语言之中的意识，其实更接近他的老师章太炎的思考。只是章太炎从正面肯定汉文作为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之结晶的意义，钱玄同却对汉字所体现的文化传统持否定的态度，这或许可称为逆向的语言民族主义。它所包含的自我否定的取向招致了任鸿隽语带讥讽的非议：“吾国的历史，文字，思想，无论如何昏乱，总是这一种不长进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来的。此种昏乱种子，不但存在文字历史上，且存在现在及将来子孙的心脑中。所以我敢大胆宣言，若要中国好，除非人中国人种先行灭绝！可惜主张废汉文汉语的，虽然走于极瑞，尚是未达一间呢！”任鸿隽认为废弃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不现实的，而在钱玄同看来，铲除“昏乱”的“历史，文字，思想”，乃是中国走向进步的必由之路。[101]

同为章太炎弟子的鲁迅，也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得出了汉字应废的结论。1919年1月，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中国古书，叶叶害人，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毫无是处。……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至于废去汉文后采用何种语言文字，鲁迅并未明言。[102]有一点可以肯定，鲁迅基于对“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的朴素信念，是赞成世界语的。但他同时提醒：“学Esperanto是一件事，学Esperanto的精神又是一件事。——白话文学也是如此——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103]，显然，鲁迅反对把世界语当作单纯的语言，如果世界语只是一种工具，那它照样可以表达旧的思想，这种把语言及其内在的“精神”紧密地联系起来的观点，和他对汉文所做的历史文化批判，逻辑上是一致的。

在《新青年》上围绕世界语的讨论中，胡适的意见别具一格。他并不赞成世界语，明确表示“心里是很赞成陶孟和先生的议论的”，强调“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历史进化的观念可以讨论的”。[104]把语言视为历史的产物是他与陶孟和观点一致的地方，但胡适对语言文字的看法在根本处与陶孟和的语言民族主义观念其实有很大的距离，他基本上持一种工具论的语言观。只是在胡适看来，作为工具的语言不能像世界语那样人为地制造，而是在历史中自然形成并不断向前进化的。这就决定了他的历史进化论也不同于吴稚晖的科学主义的进化论。在后者那里，旧的粗劣的语言（汉语）自然淘汰，新的优良的语言（世界语）取而代之，但对胡适来说，进化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汉语自身的进化，汉语的书写语言会从文言文进化白话，从白话文进化到拼音文字[105]，汉语作为工具的应用能力会越来越强，但汉语本身却不会消失。从工具论和历史进化论的视野出发，胡适把旧的文言视为“死文字”加以否定，但没有触及汉字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之间内在的共生关系。

五、改造国语与建设文化

汉字既因为自身作为工具的粗劣和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而受到批判和否定，是不是只能用世界语取而代之呢？因为采用世界语不仅意味着放弃汉字，还意味着放弃汉语。当钱玄同提出废汉文采用世界语的时候，陈独秀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惟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从原理上说，废汉语并无不可，只是一时难以做到，“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这一策略也得到了胡适的认可。[106]

钱玄同废汉文采用世界语的激进主张，使得拼音化这一在民初国语运动被放弃的选择，在《新青年》上又重新成为讨论的话题。其实钱玄同并非没有注意到拼音化的方案，但在他看来，注音字母完成统一读音的工作尚须时日，“又中国文言既多死语，且失之浮泛，而白话用字过少，文法亦极不完备；欲兼采言文，造成一种国文，亦大非易事。……言文音读不统一，即断难改用拼音”。当时五四新体白话文尚在成形阶段，钱玄同对国语的未来前景很不看好。更重要的是，即使这些问题能够解决，“汉字竟能完全改用拼音；然要请问：新理、新事、新物，皆非吾族所固有，还是自造新名词呢？还是老老实实写西文原字呢？”如果用自造的新名词，其实还是依赖汉字的字义，再转写为拼音，实在没有道理。关键是这些新名词本身就问题多多，钱玄同已经证明，汉字无论作为工具还是作为“符号化的意识形态”，都与新学理格格不入。如此则只能采用大量西文原字，“一文之中，用西字者必居十之七八”，那么就失去保存汉语并加以拼音化的意义了，不如径直采用世界语。[107]可见核心的问题仍是清末以来就一直困扰语言改革运动的汉语能否容纳和表达新知的问题。

对钱玄同来说，在国语“不足以记载新文明”[108]的前提下，以国语为基础制造用罗马字母书写的拼音文字，实在没有必要。因为此时所要推行的拼音文字，已经不是清末拼音化运动中只用来拼切口语普及教育的切音字，而必须能够承载和表达新的文化。正是着眼于此，钱玄同论定：“我以为与其制造罗马字的新汉字，还不若采用将来人类公用的Esperanto”。[109]他鼓励世界语者将“新名词新术语嵌入于汉语中使用”，使国人渐渐熟悉世界语，最终达到取汉语而代之的目的。这其实也是当年吴稚晖为推广世界语而想出的办法。[110]

在进化论的框架内，钱玄同承认世界语是适宜输入新学理的较为精良的工具，但与吴稚晖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把世界语当作表达新学理的必然和唯一的工具。钱玄同更看重的是世界语的媒介功能，希望通过世界语把新学吸收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他很清醒地意识到：“若讲现在则Esperanto尚在提倡时代，未至实行时代；而一切真理新知，亟待灌输，刻不容缓；断不能一切搁起，等Esperanto通行了再来讲新学”，因而学外语也很重要。[111]正因为钱玄同是立足于本土对“真理新知”的现实需要来思考语言改革的问题，当他发现废弃汉语完全采用世界语不切实际的时候，他便转而投身于先前所反对的拼音化事业之中了。从1920年开始，钱玄同便潜心于国语拼音化的研究和实践，并和黎锦熙等人一起，发起了一场国语罗马字的运动。[112]1922年，他又以他惯有的不容置疑的口气宣称，要改造国语，“非绝对的废弃现行的汉字而改用拼音新字不可”。[113]

相比之下，吴稚晖仍然坚持他在《新世纪》时期形成的完满的“公理”，相信世界语是语言进化的必然结果，汉语迟早必废，不必费心于拼音化，只要拿注音字母当临时的帮助认识汉字和统一语音的工具即可。这种满足于理论上的自足的态度，与钱玄同思考语言改革问题的现实感大相径庭，故他对吴稚晖“始终反对国语改用罗马字母拼音”并不以为然，以为“国语仍应竭力改良，加意整理，使它渐趋进化，渐适实用”。[114]

钱玄同改良国语的方法便是拼音化，但这种拼音化并非把当时在新体白话文基础上形成的国语直接用拼音转写了事（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115]一文大致就是这个思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即是钱玄同依然坚持，在这种拼音化的国语中，新名词新术语仍要采用“西文原字”。这是他的一贯立场，也是他始终不信任汉字有表达新学理之能力的表现。这样一种拼音化的“国语”，差不多就是他一开始想到过的“一文之中，用西字者必居十之七八”（虽然新的名词术语占的比重不至如此之大）的不伦不类的语言，其实已经不是保存汉语，而是对汉语大幅度的改造了。

虽然这种“拼音新字”还只是设想，但至少在书写新名词的时候，钱玄同已经开始动手实行了。翻看这一时期钱玄同给周作人的书信[116]，会发现在提到各种人名、书报名和学术思想上的专名的时候，他经常是用不同的拼音符号来拼写，而不用音译和意译的汉语词。这些拼音符号包括注音字母、日语假名、罗马字母，也包括世界语字母（世界语字母比罗马字母多出两个）。实际上，世界语虽然不再是直接可以采用的语言，但仍是钱玄同改良国语的重要资源。他提出国语的“世界语化”，除了在语法上借鉴世界语严谨完密的优长，“还有一层，即新事、新物、新理非‘国故’所有的应该直用西文原字，绝对不必白费气力讨论‘音译’的问题”，这里的“西文原字”最好是采用读音简易且构词法规则的世界语。这样一方面可求得名词术语的统一，更重要的是借此输入“现代全世界的文化”，“中国人倘不愿‘自外生成’，要与这现代全世界的文化契合，则有许多词类和文句（不限于学术的专名）便非直用原文不可；否则总不免隔膜了一层”。[117]

中国现代文化的生成，是钱玄同语言改革思想的核心关切。从废汉文采用世界语，到主张国语罗马字，目的都是要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1923年，钱玄同提出“汉字革命”的口号，汉字革命即“汉字之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就是拼音字母应该采用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汉字成为革命的对象，除了不适应“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这一工具上的原因外，“最糟的便是它和现代世界文化的格不相入”。钱玄同这里强调的仍是“学术名词的翻译问题”，指出用汉字意译的新名词，由于汉字自身包裹的历史传统的内涵，容易造成种种可笑的误解。这是重申他之前的对汉字进行文化批判的观点，可见在钱玄同那里，语言的问题始终是和文化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周作人对钱玄同的语言观有一个总结：“玄同的主张看似多歧，其实总结归来只是反对礼教，废汉文乃是手段罢了。他这意思以后始终没有再改变，虽然他的专攻仍旧是中国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对于汉文汉字的意见随后也有转变，不复坚持彻底的反对的意见了”[118]，周作人注意到钱玄同的语言改革论述是以文化批判为核心的，这是很精到的观察。

钱玄同并不讳言，他所谓的“现代世界文化”，就是当时所谓的“西洋文化”，他并不认为这是西方人特有的文化，而是肯定西方文化作为“现世界最较合理的文化”的普遍性。[119]钱玄同的观点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普遍主义取向，但它与吴稚晖在科学主义的进化论框架中发展出来的普遍主义论述有着根本的差异。在吴稚晖那里，普遍真理是可以通过世界语抵达的彼岸，而对钱玄同来说，普遍的现代文化必须以对本民族文化及语言的深刻的自我批判为前提，通过对国语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才能够获得。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钱玄同是吴稚晖的传人，不如说他更多地继承了章太炎的立场，即一种“依自不依他”的主体性的自觉，只是这种自觉不是表现为章太炎对包含语言文字在内的“国性”的捍卫，而是表现为对自身历史传统的清醒的反思、批判和拒绝。

我们在同为章门弟子的周作人和鲁迅身上，也能看到这种主体性的自觉，虽然不像钱玄同表现得那样激烈和明快。1922年，周作人撰写《国语改造的意见》一文，在简短地概述了清末民初的国语运动和围绕世界语的争论之后，表示“终于得到结论，觉得改变言语毕竟是不可能的事，国民要充分的表现自己的感情思想终以自己的国语为最适宜的工具”，“一民族之运用其国语以表现情思，不仅是文字上的便利，还有思想上的便利更为重要：我们不但以汉语说话作文，并且以汉语思想，所以便用这言语去发表这思想，较为自然而且充分”。表面上看是工具论，内里却是一种语言民族主义式的思考，尤其是强调思想对语言的依赖，更是敏锐地把握到了语言与思想文化内在的亲和关系。但周作人并没有由此走到对本民族语言的辩护，而是明确地意识到需要打破“历史的遗传的束缚”，对国语加以全方位的改造，使国语能够满足“建设文化”的要求。[120]鲁迅更是对汉语的历史遗产负担之沉重有着别人难以比拟的深切的洞察和感受，虽然他这一时期没有专门写过讨论国语问题的文章，但却以他出色的写作实践，直接展现了新的语言和文化是在与历史传统的搏斗和纠缠中诞生的过程。

回头来看，清末至民国初年的语言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和输入新文明创造新文化这一时代命题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今天看来不切实际的语言方案，尤其是采用世界语代替汉语，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笑柄，然而这些方案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它们是否可行，而在于它们激发了诸多富于生产性的思考和实践。现代汉语书面语就是通过这些思考和实践，在对汉语言历史传统的清理、抵抗和更新的基础上生成和走向成熟的。那些表达新学理和新文化的现代汉语词汇（其中包括大量来自日本的汉语借词），基本上仍是借助固有汉字的重新组合创造出来的，钱玄同等人采用“西文原字”的设想并没有成为现实。这不是从反面说明，古老的汉字其实是具有令人惊讶的巨大的表意潜力吗？而贡献了众多汉语借词的日语，曾经因为拥有假名这一表音符号体系而受到许多近代语言改革论者的歆羡，倒是逐步地走向了主要以假名来音译来自西方的新知的道路。“世界语”这一源自日语的新名词，很快就被エスペラント取代，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语言改革的这两种不同的趋向，似乎也构成了中日两国现代性不同取向的隐喻。汉语接受和创造新文化的过程可能更为艰难，但这也许正是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转型过程中为了不失去自我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注释：
[1]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1页。关于清末“言文一致”和“语言统一”两者之间的纠葛，参见王风：《晚清拼音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催发的国语思潮》，《现代中国》第1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王东杰：《声入心通：清末切音字运动和“国语统一”思潮的纠结》，《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最新的研究参见倪伟：《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中的“言文一致”论》，《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2]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一）》，本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第19、21页。
[3] 劳乃宣：《〈简字丛录〉自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75页。
[4] 劳乃宣：《进呈〈简字谱录〉摺》，《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81页。
[5] 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6] 参见王东杰：《从文字变起：中西学战中的清季切音字运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7] 关于视汉字为国粹的观点，参见罗志田：《种界与学理：抵制东瀛文体与万国新语之争》，《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44-153页；王东杰：《一国两文：清季切音字运动中“国民”与“国粹”的紧张（下）》，《学术月刊》2010年第9期。
[8] 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第74-82页。
[9]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时务报》1897年6月10日第29册。
[10] 《黄遵宪致严复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72页。
[11] 刘师培：《中国文字流弊论》，《刘申叔先生遗书》，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年，第1441-1442页。
[12] 《论宜增造华文》，《大公报》1905年9月16日第2版。
[13] 这些词汇有一部分是早期中国士人和传教士新造的，但当时未在本土流行。它们传至日本后又从日本传回中国，作为“新名词”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使用。见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第39页。
[14] 章士钊：《论翻译名义》，《章士钊全集》第1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450、453-454页。
[15] 何凤华：《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36页。
[16] 蔡元培：《新年梦》，《蔡元培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35页。
[17] 侯志平主编：《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18] 张继：《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第8页；Peter Zarrow, Anarchism i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90, p.78.
[19] 参见叶隽：《异文化博弈：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7-128页。
[20] 邵可侣：《我所认识的李煜瀛先生》，黄淑懿译，《传记文学》1984年9月第45卷第3期。
[21] Roberto Garvía, Esperanto and ItsRivals: The Struggle for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ress, 2015, p.79.
[22] Peter G. Forster, The EsperantoMovement, Mouton, 1982, p.79.
[23] Gotelind Müller和GregorBenton指出，世界语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关系在西方不像在中国这么紧密，西方的无政府主义者通常对语言问题不像东亚的无政府主义者那么感兴趣，见”Esperanto and Chinese anarchism, 1907-1920: The translation fromdiaspora to homeland”, 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 30:1 (2006).
[24] Peter G. Forster, The EsperantoMovement, p.74, p.94.
[25] 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Impossible: A History of Anarchism, Harper Perennial, 2008, p.17, p.320,pp.339-344.
[26] 一般来说，科学主义（scientism）认为所有的实在都从属于自然的秩序，惟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并且科学本身就足以保证社会的不断进步和自我完善（见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18页）。据此可以大致认定，科学主义的进化论构成了克鲁泡特金和埃利赛·邵可侣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
[27] 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Impossible: A History of Anarchism, p.317, p344.
[28] 真（李石曾）：《进化与革命》，《新世纪》1907年11月2日第20号。
[29] 参见程巍：《语言等级与清末民初的“汉字革命”》，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第362-371页。
[30] 真（李石曾）：《进化与革命》，《新世纪》1907年11月2日第20号。
[31] 醒：《记万国新语会》，《新世纪》1907年8月24日第10号。
[32] 民（褚民谊）：《续好古之成见》，《新世纪》1908年1月18日第30号。
[33] 醒：《续万国新语之进步》，《新世纪》1908年2月29日第36号。
[34] 杨恺龄：《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9页。
[35] 燃料（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新世纪》1908年7月25日第57号。
[36] 《新语问题之杂答》，《新世纪》1908年4月25日第44号，1908年5月2日第45号。
[37] 《编造中国新语凡例——“以能逐字翻译万国新语为目的”》文后“燃”（吴稚晖）按语，《新世纪》1908年3月28日第40号。
[38] 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吴稚晖全集》第5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第49、60页；
[39] 燃（吴稚晖）：《新语问题之杂答》。
[40] 《编造中国新语凡例——“以能逐字翻译万国新语为目的”》文后“燃”（吴稚晖）按语。
[41] 章太炎：《规新世纪（哲学及语言文字二事）》，《民报》1908年10月10日第24号。
[42] （李石曾）：《答CHEE氏》，《新世纪》1907年7月6日第3号。
[43] 夷：《致爱新觉罗载沣书》，《新世纪》1909年5月29日第99号。
[44] 《致陆尔奎函》（1910年6月25日），《吴稚晖全集》第2册，第9页。
[45] 《胐庵客座谈话》，《吴稚晖全集》第2册，第317页。
[46] 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Impossible: A History of Anarchism, p.17. 有趣的是，李石曾并不掩饰他对克鲁泡特金“好古之成见”的批评，认为他“旧学过深”，实为弱点，见真（李石曾）译克鲁泡特金《续国家及其过去之任务》按语，《新世纪》1909年1月23日第81号。
[47] 普里瓦：《世界语史》，张闳凡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101页。
[48] 参见Roberto Garvía, Esperantoand Its Rivals: The Struggle for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49] 关于章太炎和《新世纪》围绕世界语的论争，学术界已有不少研讨，参见罗志田：《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4期；林义强「「万国」と「新」の意味を问いかける：清末国学におけるエスペラント（万国新语）论」、『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005年第147册；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0911）》，《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50] 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其志向》，《追忆章太炎》（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69页。
[51]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页。
[52] 章太炎：《论汉字统一会》，《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3页。
[53] 《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6页。
[54]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第9页。
[55] 《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第47页。
[56] 《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0页。
[57] 关于章太炎以“方言”打通“废弃语”进入“新造语”之渠道的策略，参见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0911）》。
[58] 关于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中表现出的“历史民族”观念，参见王风：《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历史民族》，载《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59]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60、368页。
[60] 章太炎：《规新世纪（哲学及语言文字二事）》，《民报》1908年10月10日第24号。
[61] 章太炎：《规新世纪（哲学及语言文字二事）》。
[62] 章太炎：《规新世纪（哲学及语言文字二事）》。
[63]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58页。
[64] 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093-1100页。
[65] 章太炎：《规新世纪（哲学及语言文字二事）》。
[66] 章太炎：《规新世纪（哲学及语言文字二事）》。
[67] 关于刘师培与世界语运动，参见张仲民《世界语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想象——以刘师培为中心》，《学术月刊》2016年第4期。
[68] 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李妙根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400页。
[69] 刘师培：《劝告中国人士宜速习世界新语》，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编》下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第1242-1243页。
[70] 刘师培：《ESPERANTO词例通释》，《刘申叔遗书补编》下册，第1012页。
[71] 参见王风：《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历史民族》，载《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第50-52页。又见张志强：《一种伦理民族主义是否可能？——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载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72]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53页。
[73] 《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第217页。
[74] 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16页。
[75]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66页。
[76]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126页。
[77] 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第36页。
[78] 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吴稚晖全集》第5册，第113页。
[79] 《上海世界语学社启》，《申报》1909年3月24日第3张第4版。
[80] 参见余露：《清季民初世界语运动中的“世界”观念》，《学术研究》2015年第3期。
[81] 蔡元培：《在世界语学会欢迎会上的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95-196页。
[82] 参见侯志平主编：《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第353页；傅振伦：《五四以后之北大世界语宣传运动》，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83] 关于这场论争的大致经过，见周质平：《语言的乌托邦——从世界语到废灭汉字》，《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56-261页。
[84]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134页。
[85] 《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暂定章程》，《新青年》1917年3月第3卷第1号。
[86] 参见严家炎：《“五四”新体白话的起源、特征及其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
[87] 《通信》（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1917年6月1日第3卷第4号。
[88] 《通信·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1918年4月15日第4卷第4号。
[89] 《通信·Esperanto》（钱玄同致陶孟和），《新青年》1918年2月15日第4卷第2号。
[90] 钱玄同1917年1月11日日记，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0页。
[91] 《通信》（陶孟和致陈独秀），《新青年》1917年8月1日第3卷第6号。
[92] 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
[93]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4页。
[94] 《通信》（陈独秀答陶孟和），《新青年》1917年8月1日第3卷第6号。
[95] 《通信·Esperanto》（钱玄同致陶孟和），《新青年》1918年2月15日第4卷第2号。
[96] Peter Zarrow, Anarchism in ChinesePolitical Culture, p. 99.
[97] 《通信·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1918年4月15日第4卷第4号。
[98] 孟庆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无政府主义与钱玄同的激进主义语言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
[99] 《通信·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陈独秀答钱玄同），《新青年》1918年4月15日第4卷第4号。
[100] 张全之在《从〈新世纪〉到〈新青年〉：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文学革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新世纪》杂志在语言革命方面开《新青年》之先声，未注意到两者相似的观点内在逻辑上的差异。桑兵亦指出，钱玄同的汉字革命观点，除了针对民初的时势，提出“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这一条外，其余各条“大体是延续清季以来的成说”（见《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恰恰是“新增的这一条理由”非常重要，体现了民初新文化运动和清末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根本差异。
[101] 《通信·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1918年8月15日第5卷第2号。
[102] 《190116 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9页。
[103] 《通信·渡河与引路》（鲁迅致钱玄同），《新青年》1918年11月15日第5卷第5号。
[104] 《通信·反对Esperanto》（胡适复朱有畇），《新青年》1918年10月15日第5卷第4号。
[105] 《通信·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胡适按语），《新青年》1918年4月15日第4卷第4号。
[106] 《通信·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陈独秀复钱玄同及胡适按语），《新青年》1918年4月15日第4卷第4号。
[107] 《通信·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1918年4月15日第4卷第4号。
[108] 《通信·论Esperanto》（钱玄同附言），《新青年》1918年8月15日第5卷第2号。
[109] 《通信·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钱玄同致胡适），《新青年》1918年10月15日第5卷第4号。
[110] 《通信·中国文字与Esperanto》（钱玄同复区声白），《新青年》1919年1月15日第6卷第1号。
[111] 《通信·中国文字与Esperanto》（钱玄同复胡天月），《新青年》1918年11月15日第5卷第5号。
[112]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113] 钱玄同：《高元〈国音学〉序》，《钱玄同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114] 钱玄同1923年1月19日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册，第501页。
[115] 载《新潮》1919年3月第1卷第3号。
[116] 参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76页。
[117] 钱玄同：《〈世界语名著选〉序》，《钱玄同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8-70页。
[118] 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钱玄同印象》，第14-15页。
[119] 钱玄同：《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390页。
[120] 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东方杂志》1922年9月10日第19卷17号。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原刊《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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