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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反对讲义风潮及敢请鲁迅修鞋的青年




孙君飞

 

看到鲁迅先生的一则轶事，心里吃惊不小。

这则轶事出现在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断片》中：“北大旁听生冯省三，有一天跑到鲁迅先生家里，向鲁迅先生床铺上一坐，将两脚跷起说：‘喂，你门口有修鞋的，把我这双破鞋，拿去修修。’鲁迅先生毫不迟疑，将冯省三的破鞋，拿去修好后，还为他取回来，套到他的脚上。可是，冯省三连谢都没有说一句，悻悻地走掉了。鲁迅先生在每提到这件事时，总是说：‘山东人真是直爽哇！’”

冯省三何许人也？不就是一北大旁听生嘛，自己也明知道自己的一双鞋是破鞋，也许还充满汗臭，竟敢劳驾时间极为宝贵的鲁迅先生，而且还是一长者，为其修鞋？！鲁迅先生的做法也匪夷所思，不但“毫不迟疑”，而且在帮其修好后，还亲自“套”到他的脚上，在对方连谢字都不说，“悻悻地走掉”的情况下，只用一个“真是直爽”来解释和自嘲，由此可见大师雅量之大。

荆有麟评价此事说：“鲁迅为青年服务的类似例子还有很多。记得他的学生孙伏园说过，这就是耶稣为门徒洗脚的精神。”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只能这样理解了。后来，读到鲁迅先生的一篇杂文《即小见大》，此文只有300余字，发表于1922年11月18日《晨报副刊》，却浓墨重彩、十分同情地写到冯省三：“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这让我意识到冯省三应该不是一个普通平凡的青年，他能够参与到北大反对讲义收费风潮当中，又有勇气请德高望重的鲁迅先生为己修鞋，是一个普通平凡如我、在大人物面前习惯于谦卑的青年所能做到的吗？

北大反对讲义收费风潮的来龙去脉是这样：

早在1918年9月20日，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就在开学典礼上提出“废讲义”的建议，但提议没有列入议事日程。到了1922年，北大各高校的欠费欠薪现象日益严重。9月11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因教职员代表索薪受辱，宣布与北大脱离关系，到9月21日才与国立八校其他几位校长联合发布启事“照常到校供职”。

10月12日，北大新学年开学，上学年经教授评议会通过的征收讲义费的决议按计划付诸实施。学校为何要收取讲义费呢？因为当时北大经费全由学校负责筹划，教育部并无贴补，为开源节流，学校打算收取一些讲义费，以补贴印发讲义所需的纸张费及购置图书之用。《北京大学日刊》准备在10月18日刊登朱希祖、王世杰、沈士远、丁西林、李书华、沈兼士、周鲠生等教授评议会成员联名致蔡元培信和蔡元培的公开答复。前者在建议中说：“将来学校图书充足，学生外国文程度增高，即可完全废除讲义。”蔡元培则表示：“此次征收讲义费，一方面为学生恃有讲义，往往有听讲时全不注意，及平时竟不用功，但于考试时急读讲义等流弊，故特令费由己出，以示限制。一方面则因购书无费，于讲义未废以前，即以所收讲义费为补助购书之款。至所印小券，不照他校之规定每学期讲义费若干者，取其有购否自由之方便。彼等若能笔记，尽可舍讲义而不购也。”

遗憾的是，此日刊尚未出版面世，一场风潮就爆发了。由于学校原本免费提供讲义，有些科系资料又比较多，讲义费成为一些学生的经济负担，因此引起部分学生，尤其是法科学生的反对。

据中华书局1985年版《胡适的日记》下册介绍，10月17日下午，几十名学生到会计课请愿，预科法文班山东籍学生冯省三，也是世界语学会的干事，“一个无政府党”，倡议“大家到会计课去把讲义券烧了”，又曾说：“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件事解决了。”会计课的房门被学生挤破，学校职员更遭到学生的谩骂和恫吓，由此可见学生情绪之激烈。蔡元培闻风赶到学校，学生们已经散去。第二天上午，几十名学生又到校长室请愿，要求立即停收讲义费。人群中有喊“打”的声音，蔡元培的态度也异常激烈，跟他一贯儒雅包容的风度截然不同，据蒋梦麟事后回忆：“先生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说：‘我给你们决斗’！包围先生的学生们纷纷后退。”紧接着，学生会在三院礼堂召开大会，由学生自由辩论，双方争执不下。据当年在北大文科就读的魏建功回忆，在这次辩论会上，冯省三有一个发言，他怒发冲冠，声若京剧中的黑头花脸，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表决的结果是，反对收讲义费的一方略占多数。蔡元培也写下纸条，答应三天内不收讲义费，如果教授评议会讨论后仍决定收费，这三天的讲义费由他个人承担。然而学生们对他的让步依然不依不饶，他一气之下撕毁字条，写了一份《辞职呈文》，离开学校。在呈文中，蔡元培解释了自己愤怒的原因：“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之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事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言念及此，实为痛心。此皆由元培等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愧惭。”

蔡元培辞职后，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及教授冯祖荀等，于当日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员工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北京大学日刊》也于10月19日宣布“自明日起停止出版”。这一系列事件致使北大部分科系陷入停课状态，学生们也大为震惊。他们召开紧急大会，并公开发表宣言：“我们大多数固然赞成废止讲义费，然而激烈行为，却绝对不能承认。……为保存最高学府计，一致决议挽留我们平日所信仰的蔡校长，如有再行捣乱者，誓当全体一致驱逐败类。”为平息这场风潮，当时北大的中共地下党员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最后，时任北大教务长的胡适与诸多教授在主持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斡旋，教授评议会通过三项决议：一、开除冯省三学藉；二、全体学生于本周内各以书面形式向各系主任声明是否参与暴动；三、讲议费暂缓收取。学生大会也产生三项公决：一，挽留蔡元培。二，开除冯省三。三，取消讲义费。在学生方面接受评议会决议的前提下，蔡元培答应收回辞呈。

10月25日下午，北大召开全体师生会议，回校复职的蔡元培发表演说：“我这一回的辞职，有多数的人都说我‘小题大做’。但是我对于十八日的暴举，实在看得很重大。……我还记得二十年前革命主义宣传最盛的时候，学生都怀着革命的思想，跃跃欲试，就在学校里面试验起来。……他的导火线都很简单，大半为记分不公平或饭菜不好等小问题，反对一个教员或一个庶务员，后来迁于全体教职员，闹到散学。……现在政治上的失望与改革的热诚，激动人的神经，又与二三十年前差不多了。学生在学校里面要试验革命的手段又有点开端了。我希望有知识的大学生，狠要细心检点。”

胡适是批评蔡元培“小题大做”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能够体察学生一方合理诉求的代表人物。但当冯省三被开除后请他向校方求情，允许其留校作旁听生时，他拒绝给他帮忙，说：“你要做好汉就做到底，不要对我们作什么请求。”

至于在此次风潮中，兼任北大讲师的鲁迅有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已经不得而知，不过从《即小见大》一文看，他应该站在冯省三的一边，因为他成了群众的牺牲品。在1925年5月18日，与许广平一同卷入女师大风潮的鲁迅旧事重提：“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他是闹讲义风潮之一人，后来讲义费撤去了，却没有一个同学提起他。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一则杂感，意思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两地书》原信二十二）但有人并不赞成鲁迅的立场：“鲁迅之所以要替冯省三喊冤，一方面是他与冯省三较为熟识，另一方面也是在借冯省三来表现自己。不过，身为北大讲师，鲁迅最应该做的善事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教给冯省三既民主又科学、既文明又人道、既自爱又爱人的人生态度。笔者坚持认为，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是不称职的。”（张耀杰《北大讲义风潮中的冯省三与鲁迅》）

冯省三与鲁迅的交往源于俄国盲诗人、世界语学者爱罗先诃来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蔡元培安排他住进周氏兄弟八道湾家中。当时，鲁迅和周作人都对世界语颇感兴趣，周作人除自学世界语外，还担任爱罗先诃的中文翻译，而冯省三是最热衷于学习世界语并取得最好成绩的北大学子，因此彼此接触较多。

冯省三被北京大学开除后，受到鲁迅、周作人等人的多方关照。1923年1月20日《鲁迅日记》记载：“晚爱罗先诃君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亦来。”1923年5月10日《鲁迅日记》中另有“省三将出京，以五元赠行”的记载。

1923年，蔡元培、吴稚晖、陈声树等创办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冯省三跟陈声树是好朋友，同在该校教务处工作，特请鲁迅来校讲文学史和文艺理论。6月7日下午，鲁迅参加了由陈空三、陈声树、冯省三等人发起的世界语学校筹款游艺会，并自1923年9月至1925年3月担任该校的义务讲师和董事，其间鲁迅跟冯省三多有交往。鲁迅曾将他的小说集《呐喊》和译文《桃色的云》赠给冯省三，冯省三在经济拮据时也曾向鲁迅借贷，鲁迅对冯省三可谓爱护有加。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与鲁迅、爱罗先诃、周作人、钱玄同等人一起列名冯省三所在学校的董事会，可见两人之间似乎并没有结下什么怨仇。

录入时间：2021/4/16 Hits: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