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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在广东活动的一鳞半爪




郑佩刚

配合越南爱国志士的一次义举

1924年6月19日下午，广州沙面发生一宗反帝的壮举，就是越南反帝爱国志士范鸿泰暗杀法帝国主义驻安南总督马特兰的英勇行动。那次行动是在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大力协同配合下进行的。安南爱国党人痛恨故国沦亡，成为法国殖民地，同胞为牛为马，遭受异族鞭挞，无时无刻不思光复故土，当时越南爱国志士潘是汉著一书名《无乎帝乎》，痛述亡国之惨状，激发同胞奋起革命。我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后，更鼓舞了他们对革命的信心。

1913年以师复为首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存善东街8号（今11号）设立“晦鸣学舍”时，安南革命党人就常来学舍与师复等彼此就两国革命问题和社会科学思潮进行讨论和研究斗争方法；师复并教他们制造炸弹。当时安南反帝爱国革命志士中有不少是无政府主义者。

1924年法国驻安南总督马特兰路经广州，住在沙面。马特兰是双手沾满殖民地人民鲜血的头号杀人犯，安南人民复仇的怒火早欲将他惩戒。潜伏在广州的安南革命党人经研究后，认为大好时机，岂可放过；但力量有限，人地生疏，大感困难，遂请求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支援。同志们本着革命不分彼此的国际主义精神，决定由黎昌仁、李占标、叶楚沉、李少陵、叶镇良等配合行动。他们把安南同志范鸿泰安顿在惠爱东路叶家祠内。联络员是一姓赵的。当时由黎昌仁动手制造一约10磅重的炸弹，弹壳部分是由机器工会骨干分子罗组打造的。炸弹制好后，派人探悉敌情，知于某日有一批法国大资本家和中国的买办洋奴在沙面西桥脚的域多利大酒店（即今之胜利大厦）大排筵席公宴马特兰。在开席前，范鸿泰同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国青年叶铁良，两人都穿着笔挺的西服，神气十足，俨然贵宾模样，从东桥进去，到达域多利大酒店，从容入座。叶铁良是作为范的助手的。李占标、叶楚沉等则在西桥脚山泉茶楼放哨。另有一批人驾一小火轮在沙面南堤岸接应。主客正当兴高彩烈，举杯相碰时，说时迟，那时快，范鸿泰即从手提箱中取出一枚烈性炸弹向首座掷去。轰然一声，炸死7人，伤10多人，全场鸡飞狗走。可惜罪魁马特兰没有死掉。范鸿泰掷弹后在骚乱中夺门而出，预定计划，本应走向堤岸，那边有人接应，但他急忙中又不识路，竟行往西桥，后面有人追赶，西桥闸门又已关闭，他只有跳下河，致遭灭顶，壮烈牺牲！

事后同志们收骨葬之于黄花岗对面山麓。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表扬忠烈改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内。忠魂浩气，永垂不朽。李少陵作《范鸿泰烈士传》，有单行本传于世。中山县的“互助读书会”和《铁声日报》

中山县境濒海，地接港澳，清末民初时，无论西洋东洋的新思潮，这里都是首先受到熏染。邑中青年教师郑志昂早已受无政府主义洗礼，于1920年集合一班青年知识分子，组织一“互助读书会”，研究无政府主义；又另设一书报贩卖组，代售当时流行的新书报，如《无政府主义讨论集》、《进化月刊》、《奋斗月刊》、《劳动杂志》、《每周评论》、《新青年》等。郑志昂住在石岐东门月山里，家里每日除熟人上门买书外，还有许多人从各处来信以邮票代款索购书刊。广州当局发现郑志昂贩售违禁书刊，即密电石岐县政府按址缉拿。不料电报弄错了门牌，竟搜查到月山里头黄椒升家里。黄椒升是清朝遣老。辛亥革命时，他的世侄郑彼岸拿剪刀为他剪辫时，他双手捧头，苦苦哀求：“世侄！咪搞！咪搞！”（意即别乱来）这样的腐朽人物，当然不会传播激进思想的。搜查一无所获。郑志昂听到风声，即避往濠头乡，半月后才回家。当时石岐某日报曾载有过激党在石岐组织机关，图谋不轨的报道。郑志昂经常和“新青年社”通讯。我所记得的在《新青年》某期上曾见过他的一篇论早婚之害的文章。 石岐有一间《铁声日报》是一些进步人士创办的。郑志昂是创办人之一。不久，由他推荐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浪鸥作日报主编。浪鸥同另一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蒋爱真曾在暹罗编《暹京日报》。浪鸥与郑志昂因通讯结识，后浪鸥以过激言论，被暹罗政府驱逐出境，流落广州，郑志昂招之来石岐主编《铁声日报》。初来时以犀利的笔峰，对反动政权，大肆抨击，《铁声日报》大受读者欢迎，销量日增。可是不久，浪鸥变质了，对前所抨击之反动政府歌功颂德，对中山县陈县长拍马奉承。蓢尾乡的无政府主义者

中山县四区蓢尾乡村人陈述尧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信徒。早年为生活所迫，往美国三藩市做工。他之所以信仰无政府主义是由于结识了郑彼岸，受其影响介绍所致。陈述尧在工厂中联合工友组织工会，同美国工人一起参加罢工运动，示威游行，并经常募款支援当时国内出版之无政府主义刊物如《民声》、《劳动》、《进化》等，且极力向海外侨胞推销。

1932年前往西班牙参加西班牙革命，失败后回国，途经上海，无政府主义同志曾隆重集合欢迎。这个国际主义战士返抵故乡后，继续热心宣传无政府主义。一面务农，一面任蓢尾乡小学校长多年。每年逢五一国际劳动节，他都集合本校职工、学生和农民、工人开会热烈庆祝。明目张胆演讲工人运动问题、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和芝加哥七位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为争取人民民主自由权利而殉难事迹。地主豪绅和资本家对他极之顾忌，常欲陷害。但陈述尧甚得群众爱护，他们不敢明来。某次夜间有暴徒两人，闯入学校，迫陈去野外，痛打一顿。

陈述尧于1941年因病去世，石岐教育界开会追悼，郑彼岸、郑道实均往致祭，《中山文献》曾出《陈述尧专号》。关于迪克博和AF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一文第九段所记迪克博在广州组织无政府主义者同盟一事，近晤老友谭祖荫，他说所述不太翔实。当年迪克博在广州活动情况，我是在上海听人讲述的，事隔多年，回忆不负差错。谭老当时在广州，而且和迪克博打过交道。现就把他所回忆的情况，介绍如下，以此更正。

谭老说：1920年迪克博来广州是李少陵从上海带引来的。迪克博一到就找着梁冰弦、黎昌仁、范天均、梁一余和谭祖荫等人，交换意见。他们对这位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来的同志，当作亲兄弟般热烈欢迎。即由梁一余为他在财厅前光光眼境店三楼租到一住所。他还带有爱人和一个孩子，并携带许多外科医疗器具。他除讲俄语外，还识英语、德语，以德语最为流利。他到广州后向德国领事馆登记。在住所挂着德国迪克博医学博士招牌。当时谭祖荫在女师教书，住在德政路，差不多每天都顺道到他住所谈天，有时并任英语翻译。时间一长，便发觉迪克博作风不好，不是真正的同志。他很狡猾，有流氓派气味，领袖欲很大，常以老大哥自居。

某次在他寓所集合了几十位无政府主义者开会，由迪克博提议，拟组织一无政府主义者同盟（Anavch Feder atien）代号“AF”。提出章程和组织机构，有誓词、徽号、手语等，十足是一套秘密会社的勾当。当提出时，梁冰弦首先反对，说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若要定章程、宣誓，以少数人之意见，强制多数人执行，实非无政府主义者所应有。梁冰弦发言后，谭祖荫随即附和，其余各人都纷纷表示：无政府主义者只有自由聚集，不必有固定之组织。结果不欢而散。自此次会谈分裂后，我们同迪克博日渐疏远。

1922年，广东机器总工会一班骨干分子和另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王思翁、郑真恒等在朝阳里组织真社，觉得AF的那套做法不错，全盘将之接受过来，加以推广，并发刊《春雷》月刊，作为AF机关报。同时上海方面无政府主义者也跟着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者同盟。不过当这个AF推行时，迪克博自己离开，单独去进行政治活动了。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时，孙中山避难于白鹅潭永丰舰上，有一姓陈的国民党员托迪克博带一信与孙中山。因他是外国人，出入比较自由，孙中山又托他带信给驻扎在乐昌之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迪克博本想约谭祖荫为伴经三水前去，但谭因学校事忙却之，后同该姓陈的，特租一电船前去半途遇贼劫，他很机警，急将孙中山先生之信藏一长统水靴中，将靴抛在岸边，土匪搜他身上没有什么值钱东西，才放了他。他把信送到许崇智手中，许很感谢他，赠给他500元。迪克博返广州后在伍智梅办的国民医院内窝身。一次为炸弹案入狱，陈炯明亲自审讯后无确据释放。 世界语运动——1947年在广州活动的鳞片

1947年，广州之世界语活动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推动之下重新活跃起来。恢复世界语学会，出版《绿波》世界语月刊（附在广州《中山日报》出版），举办世界语无线电讲播班、世界语暑期班等。在某些学校中（如霭文中学）还建立了较坚实的据点。

世界语原是波兰人柴门霍夫博士所创造的。他为了打破人类间隔膜的障壁，促进大同世界的实现，根据世界各民族语言的共同规律，制定了这个易学易懂、精确合理的国际共通语。自问世以来，各国人民踊跃学习，热心人士，大为推广，而最关切的是各国之社会党、无政府主义者。当世界语传到中国来时也给无政府主义者师复采用于所办之《民声》周刊上。在《民声》上特开一世界语栏，刊载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和世界语运动消息。

1914年夏，无政府党万国大会在荷兰开会，师复为“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起草致万国大会书中就有一条建议请正式采用世界语作为国际共通语来发表无政府党之正式文字。略谓“吾党在各国，言语不一，此为不能联合之一原因，窃谓宜采用世界语，以收语言一致之效。凡吾党正式文字，均以世界语为主，而各国语为辅。并多刊世界语印刷品，从事万国传播。此举不独收言语统一之效，且于东亚之传播有绝大关系，盖东方同志之谙世界语若颇多故也”。  几十年来，世界语运动在中国日益滋长。自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后，对于世界语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北京大学首先开设世界语专科，跟着其他各地学校或社会人士也纷纷开设选科或讲习所，尤以上海、广州为最热烈。出版的书刊，尚能记忆的有《LaMondo世界》（世界语学会之机关报，盛国成编，于1912年在上海出版)、《人道周报•世界语栏》（《人道周报》是中国社会党之机关报，1912年在上海出版，主编者是徐安真，盛国成助编世界语）、《民声周报•世界语栏》（无政府党机关报，1913年在广州出版，师复主编。广州出版时，许论博助编世界语，迁上海后盛国成助编）、《华星月报FineBryeto》（1916年在上海出版，盛国成主编，郑佩刚发行）、《中华世界语月刊》（1920年上海出版，Stoping、陆耀荣合编）、《绿光月刊•LaVevdaLumo》（1922年上海出版，胡愈之主编，郑佩刚发行）、《学生杂志•世界语栏》（胡愈之主编）。以上是刊物，教科书的有：《世界语全程》（盛国成编）、《世界语汉文字典》（熊子英编）、《世界语——汉文新字典》（无主编）、世界语读本（忘记编者）、《爱世语会议指南》（陆式楷编）、《爱世语初阶》（陆式楷编）、《爱斯不难读》（陆式楷编）、《汉识世界语》（忘记编者）、《世界语入门》（索非编）。

1947年7月14日，为世界语诞生六十周年纪念日。广州世界语同志假座四牌楼蔼文中学（后改称新民主中学，即今之解放北路35中学）开会庆祝。由中山大学教授黄尊生担任主席，演讲世界语诞生历史，杨景梅、梁一余均有演讲。并有一室展览世界语刊物、各国交换邮片邮票等。晚间在永汉路之哥伦布餐厅聚餐。

同年12月14日为世界语创造者柴门霍夫88岁诞辰，亦在蔼文中学开会庆祝。黄尊生任主席致祝词，蔼文学校学生唱世界语歌曲《希望》助兴。晚间与会各人在教育路九曜园聚餐。餐后由曹君（已忘其名）、冯明之、杨景梅等前赴广州市广播电台播出纪念柴门霍夫88周岁诞辰节目。广播节目全部用世界语向全世界广播。内容有：纪念会讲话、诗歌朗诵、歌曲等。我记得朗诵诗有《希望》，歌曲有《兄弟进行曲》、《曙光》等。此外还用粤语演说世界语之历史。是日附在《中山日报》出版之《绿波》世界语月刊特增刊纪念柴门霍夫诞辰专号。几个厌倦红尘之无政府主义者

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不少无政府主义者消极颓丧出家为和尚，我所识的友人中就有：乐天、林君复、陈哲梅、鲁哀鸣、李正方等。他们都觉得无政府主义的大同世界前途渺茫，倒不如木鱼清罄，了却余生为好。

乐天就是太虚，是近代中国鼎鼎有名的和尚，不但在中国一群善男信女中出尽风头，而在亚洲佛教界中亦颇有名气。他是浙江人，童年就出家。他的家世在闲谈中知道一些，不过年久，不太记得了。他很聪明好学，靠自己的努力，对佛学造诣颇深。他虽是和尚，但思想颇进步。辛亥革命，他曾在广州白云山之双棲寺策动革命。民国成立后，欧洲传来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相当蓬勃。这时他抛却袈裟，以西装革履姿态出现，改号乐天，同沙鑫（即愤愤）在上海法租界组织“社会党”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以与元亢虎之“中国社会党”相对抗。出版《良心》月报，极力批评江元虎的非驴非马之社会主义。二次革命时，白色恐怖笼罩全中国，袁世凯下令解散“社会党”，党员沙鑫被杀于通州。乐天仅以身免，再度出家，在宁波普陀山某寺做主持。三年闭关。1919年他下山在上海法租界愷自迩路长安里组织“觉社”宣扬佛教，又设立觉社出版部，出了不少关于佛教的书。有代表性的如：《哲学正观》、《订天演宗》、《破神执论》、《教育新见》、《佛乘导言》、《楞严摄论》等，又著有什么《佛教共产村计划》等等。有时在尚贤堂升座讲经，迷惑不少善男信女。达官贵人、豪绅富商都与往来，成为和尚政客。

乐天某年来广州，住在大佛寺。我们一班无政府主义者的老友前去拜访，适值他快要升座讲经。他殷勤招待我们，要我们多留片时，但切不可去看他弄把戏，因这些西洋镜瞒不过老友。我们许诺，催他快去，勿误法事。他一去后，我们便在门缝里偷看。只见他穿着黄橙橙的袈裟，双目紧闭，两掌合十，故作庄严，升坐在用鲜花扎成之莲座，在香花喷射、香烟缭绕中，受善男信女的膜拜。看到这种怪状，我们几乎忍不住笑出来。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他，不过在报纸上，常见他的大名。抗战时闻他病死于重庆。

林君复是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出生于官宦世族之家。青年时同刘思复、郑彼岸等东渡日本留学，同时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之同盟会，进行革命。返国后，1905年在故乡安堂乡创立“觉群小学”、“同仇女学”，邀郑彼岸相助。同仇女学，贴着一副门联：“同袍同泽，仇满仇洋”，见者骇然。觉群小学成立典礼时，香山县知事郑荣亲临观礼。拜桌不供皇帝万万岁牌，仅安孔子牌位，又令学生不行三跪九叩礼，以三鞠躬代之。郑荣无可奈何。因当时革命潮流高涨，山高皇帝远，隆都民风又向来不好惹的。 1910年林君复奉孙中山命在澳门南湾41号设立澳门同盟会支部，策动革命，参加辛亥三月廿九围攻督署之役、光复香山之役。并由他的妹妹林寿华、表妹黄文幹、女同志黄芙蓉乔装新妇，私运械弹。

澳门接近前山，该地驻有新军，他经常到那里作秘密活动，结识了管带任鹤年。辛亥九月间他同郑彼岸在石岐准备起义。郑彼岸在石岐活动，林君复则一人身怀手枪，到岐澳轮渡，威胁轮渡开往前山，接运前山新军前往石岐起义。香山光复时，广州方面仍在清廷统治下，他率香军向省城进军。功成后他没有做官，同刘思复、郑彼岸等搞无政府主义活动。刘思复在广州创刊《晦鸣录》（后改名《民声》）。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命滇系军阀龙济光入粤，《晦鸣》被查禁，晦鸣学舍被封。刘思复等转移到上海，把《晦鸣》改名《民声》秘密出版。

1915年刘思复在上海去世，林君复继任《民声》编辑，以嵩父笔名，发表文章。

君复虽是无政府主义信徒，但颇爱研究佛典，同太虚极友好。

1922年，他的爱人黄文幹因家庭纠纷，自溢身亡后，他更心灰意冷促成出家。他在清远飞来寺披剃，法号弼元。他穿僧服但内罩西装，虽在深山中做和尚，却常来城市。他的挚友郑彼岸有打油诗调他：

俗僧居山摆僧样，你却回家受尘障。

曾闻大隐城市居，你是人间大和尚。

1941年冬日寇侵占广州、香港，我避难澳门，生活无着，1943年春被迫流亡内地。我和他在望厦观音堂话别。观音堂适做佛事，清梵微微，间以笙笛，他一面听一面吹洞箫和之。他说梵音庄严而又恬静柔婉，佛教之所以吸引人，梵音亦一重要因素。从此一别，天南地北，音间梗塞。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听说他后来在惠州西湖某寺中圆寂了。

陈哲梅，广东东莞县人，和莫纪彭、林直勉、何仲达友善，辛亥革命亦曾冲锋陷阵。当师复搞无政府主义运动时，陈就热心参加，成为忠实信徒之一。

1922年，晦鸣学舍初成立时，开联欢会，因陈素擅风琴，曾请他奏曲。后来闻他因失恋断指，皈依佛法，拜虚云和尚为师，法号宽讓。1947年，我重见他于六榕寺佛教会，几不认识。那时他讲《心经》，又以风琴按谱教人念南无阿弥陀佛。

关于鲁哀鸣、李正方两人出家之事，已见《广州文史资料》第七辑，今不赘述。军界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亦觉得单靠个人行动、手枪炸弹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是不可能推翻旧世界的，所以也想到非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可。首先应在反动统治者军队中进行策动和争取工作。

1919年，广州某部驻军首长沈应时，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为人沉着机智，喜怒不形于色。当时沈部的兵力足以控制广州。司令部驻在越华路。我们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刘不心、梁一余等常到他驻的司令部或到小北宝汉茶寮开会，讨论关于开展无政府主义宣传、组织工会等工作。当时广州各工会多是在无政府主义者掌握下的。沈应时在开展工运方面也出了不少力。

孙中山建立之黄埔军校成立后，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前往投考。据我所知有李良荣、杨介克等。

李良荣当未考进军校时，住在惠爱东路叶家祠，由黎昌仁帮助补习功课。毕业后带兵以战功步步高升。1948年曾任福建省主席，罗致不少无政府主义分子去福建工作。他的秘书长郑真恒也是一个青年无政府主义者。一时福建各地无政府主义者麇集，颇形活跃。泉州还形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活动的中心。李良荣于1948年冬曾来广州，逐一登门拜访在广州的各无政府主义者老友，对梁冰弦、黎昌仁两人更为殷勤，亦有师生之感。李曾在惠福东街梁一余宅，邀请各老友，开了一次联欢会。当时广州某日报，对他不忘贫贱友，车笠交情，大为赞叹。

不过李良荣毕竟是蒋家王朝的犬马，对于当年推翻旧社会，打倒剥削阶级的信念早就见他鬼去了。

杨介克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没有带兵，没有发家。他未入军校前（约在1922年）曾和郭唯灭合编广州《现象日报》。军校毕业后仍操笔墨。曾一度作为陈炯明的代表去洛阳晤吴佩孚。逢人盛道吴玉帅怎样厚待，怎样曾给他一枚名贵玉戒指以为纪念等等。 他后来1938年住在香港贫民窟，贫困交迫，以旧报纸作卧具睡地下。曾发表一封万言公开信给他的军校老校长蒋介石，称介石老弟，训斥老弟一顿，又数宋美龄用牛奶洗身穷奢极侈的罪状。我多年没有听见有关他的消息了，不知他还在人间否？

                                                                                                                             摘自《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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