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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纯粹的国际主义和学问——缅怀恩师佐佐木照央先生



                                              2017年10月25日，作者在《墨子》出版庆功会上发言

 

突然惊闻噩耗，我的恩师佐佐木照央先生仙逝了。虽然早知他年事已高，又早已听说他生病进了医院，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我依然感到震惊。

当我在纸上写下老师的姓名时，我感到十分不习惯：我一直以来为了尊敬，任何时候都只是叫他“佐佐木老师”。但如今如果不写下他的全名，便生怕不能多留下一些他的痕迹来纪念他。我的人格有一半是为世界语所挽救的，而我的世界语，起初则有一半是佐佐木老师所教授的。

我初到枣庄学院时，佐佐木老师就早已过了退休的年纪，头发花白而稀疏了。既然已经退休，那么工作之类的事情想来也是可有可无的。即便如此，他还来枣庄学院做了我们的老师——如果不是做学问的热情，他大可以游山玩水，无须退休了还为学生们操劳；如果不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他完全可以在日本继续耕耘他的学问，不必千里奔波来到中国，还要翻译中国的《墨子》《庄子》等著作。

他的这些了不起，我初到枣庄学院的时候，自然是不知道的，甚至起初我连他以前在日本是能做博士生导师的教授这件事也不曾听说。我最初的印象里只知道他是世界语水平很高的外教，和我们的另一位外教，也是他的学生佐藤隆介一样是我头一次见到真的日本人。由于军训时参观世界语博物馆已经让我笃定了要好好学世界语的念头，我便很留心各种学习的机会。除了当时校内世界语协会的社团活动外，佐佐木老师给我提供了重要的机会。我与付希锋听说了佐佐木老师开设选修课的事情，就决定去旁听。他的课在晚上，而我们当时必须上晚自习，要到第二学期才允许有选修课。也许是不当家不知道学校的难处，我实在觉得大学晚自习还要强制参加是很荒唐的事情。好在孙老师给我们开了听课的证明交给学生会，才省去了我预想中为自己晚自习“旷课”而和辅导员争辩的麻烦。

佐佐木老师有自己编写的教材，最开始听他讲世界语，先接触了一本《世界语速成》，后来又知道他还编写了《日语速成》和《俄语速成》。他的课和我以往听别的老师上课很不一样，他讲的东西很多、很全、很有逻辑，但密度大，讲得快，听起来很累。他的课在周五晚上，每周上完课回到宿舍，我常常是倒头就睡。后来回想，这也许是他在日本给博士生们速成的方式，我连本科都没有考上，学起来自然难免吃力。在老师刚回到日本，身体还不算太坏的时候，我曾发邮件问过他能否将他的教材发在网上让所有人免费用，他几乎立刻就回复我说可以。于是每当有刚学世界语的朋友向我打听有没有教材，除了推荐枣庄学院编写的《世界语基础》外，我也会把这份教材给他们。他们要是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教材自然更好，但如果没有，佐佐木老师自己编写的这套教材也很好用，而且还是免费的。特别是他选了高质量的中国古代文学、哲学著作和俄国、古希伯来的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世界语译本做课文，无论从语言文字本身的实用和优美程度还是翻译的模范性（谈到世界语文学，翻译的地位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的），乃至跨多种文化的国际性上看，这都是一套极有价值的教材。至于老师的日语教材，尤其是其中一份关于日语语法的表格，也为我一些学日语的朋友所赞叹，遗憾的是我的日语水平远没有到能看懂它的程度，只能一直发给别人，说它“可能有用”。他们尽管可能很快就对佐佐木老师的名字没有了印象，但这份文化血脉确实在全世界都结出了累累硕果。

教学在佐佐木老师的学问里，就如同满溢的罐子里流出的水。我常常见到许多学富五车的人，即便自己懂得许多学问，却未必能让别人也懂，可见其不容易。我知道佐佐木老师做了许多事，单是翻译成世界语的中国著作，就有《墨子》《庄子》《论语》《孟子》《荀子》。至于其他更近乎他的本行的领域，对我来说就更难以想象了。至于其中我亲眼所见的，似乎只有《墨子》《庄子》两部作品的翻译工作。据说他似乎是因为以前出过车祸，夜里常常失眠，于是便趁着失眠做一些翻译。等到早上，又很早出来运动，接着是上午去给学生上课，下午泡温泉，晚上又继续工作——这是听说来的，我没有亲眼见过，但还是因此一度担心他的健康。不过由于我总是见他气色很好的样子，慢慢就不多想了。他的气色这样好，大概也是因为他是个十分纯粹的学者，所以总在自己的学问中得到幸福吧。

佐佐木老师喜爱音乐，我们去他的住处时总能听得到莫扎特的曲子，上课的时候他也会教我们唱外语歌。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和老师们一起聚餐，席间孙老师便建议每人唱一首外语歌，不能用自己的母语，也不能在语种上和别人重复。于是佐佐木老师便十分自然地用朝鲜语唱了一首《阿里郎》。朴老师唱的汉语歌曲，孙老师唱了世界语，我的同学们又唱了日语和英语，等轮到我时便没得选了，于是我就唱了俄语的歌曲——这也是佐佐木老师此前教我的。如今想来，这样的国际主义氛围实在是极其少见。

我是中国人，佐佐木老师是日本人。和许多同胞们一样，我对日本有着复杂的看法，特别是我的父母不止一次提醒我对外国人要小心，他们担心很多事情。而如今对于这些担心，则完全可以盖棺定论了：佐佐木老师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如果世界上没有什么“纯粹”的学者，那么他便是国际主义的学者而非狭隘的学者。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令中国人赞叹，对俄国文化的贡献也曾令俄国人赞叹。在世界语译本的《墨子》出版时，庆功聚餐上，佐佐木老师问孙老师会不会有中国人对他一个日本人首先把《墨子》翻译成世界语而感到不悦，我们所有人都当他说笑：这样的事情，高兴还来不及呢——何况对他这样的国际主义者，过分执着于其国籍就肤浅了。

佐佐木老师离开了我们，但他又像天上的星星，虽然摸不到，却总能看到他的光明。也许地上的人们并不都能说出每一颗星星的故事和名字，但每一颗星星都在宇宙中炽热地照耀着我们。

                                                         李博川 枣庄学院毕业生 波兰亚当·蜜兹凯维奇大学在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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