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世运博文熊鹰 ：世界语文学中的民族问题——以鲁迅“一战”后对爱罗先珂的翻译为例
摘要：本文以鲁迅对1921年来华的世界语者爱罗先珂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为例，探讨了“一战”后鲁迅有关民族竞争与进化的思想。当“一战”后中国思想界为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及托尔斯泰的和平主义所倾倒，大唱“公理战胜强权”时，鲁迅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冷静地坚持了进化论与民族竞争的立场，关注波兰、印度等弱小民族的命运，并在与它们的联系中思考中国未来的道路。这一立场与蔡元培、梁启超以及众多东西文明论者构成鲜明的对比。 从前，有一位叫“一民”的江南富家子弟，读书之外喜学工艺，十六岁学英、法、德三国文字和西人的普通学游历外国。回国后的“一民”常抱理想：终有一天家人变成国人，而国人再进一步成为世界人。到时，要设一个万国公法裁判所，练世界军，从此各国间没有战事。还要造一种新字，它既可拼音，又可会意，用言文一致的方式记载最新的学理和风俗，它简单易学，不到六十年，就传遍五洲……[1] 这位精通多国文字，游历欧美各国的“一民”出自蔡元培的手笔。在1904年写下这篇带有浓重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小说《新年梦》时，作者或许想不到自己有一天将站在天安门前高呼“公理战胜强权”，人们也会迎来“万国公法裁判所”，即“一战”后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起的国际联盟。在他的《新年梦》发表不久就会有一门新造的语言——世界语——传到亚洲，而他自身又将成为积极推动世界语在中国发展的关键人物。 然而，民国建立没多久，“一战”爆发了。欧洲随之陷入现代性危机，18、19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体系突然失去了自明的先进性[2]。代之而起的是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国际联盟、世界语运动、民族自决、平民工读、共产主义等一系列不乏实验性的文化、政治与社会运动。据茅盾的考察，这一时期受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纷纷介绍外国的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是一个“拿来主义”的时代[3]。蔡元培《新年梦》里的种种预言就实现于“一战”后短暂的思想与文化的转换时期。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1923年。胡愈之在《一九二三年之世界与中国》中把这一时期称之为“过渡期之纷扰”。[4]但是，就在胡愈之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中国就迎来一个“政党政治”的新纪元，为一个学术思想异常活跃且混乱的“一战后”划上了句号。[5] 在这短短的几年内，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是怎样在一个与世界相连的广阔平台上思考和选择中国道路？本文借助1918至1923年间——从“一战”胜利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及政党政治出现前——鲁迅对世界语者爱罗先珂的翻译来讨论以上问题。在这一时期内，受到世界主义与互助论的影响，世界语运动在中国蓬勃发展，世界语者爱罗先珂也来到中国。围绕爱罗先珂的来华，鲁迅所做的一系列写作与翻译可以看做是就互助论与民族独立等问题与蔡元培、梁启超、梁漱溟等研究系及东西文明调和论者展开的直接对话。同样置身于“一战”后的世界主义浪潮，并致力于推广世界语运动，在蔡元培等人倡导互助论和东西文明调和论的时候，鲁迅仍秉持进化论与民族间的竞争意识，关注中国如何与世界其他弱小民族联合、在国际事务中确立自身的政治主体性，并自主地获得民族独立。 一、世界语运动的勃兴 北京政府1917年8月14日对德宣战。一年后的1918年10月18日，就当协约国即将胜利时，蔡元培应张君劢等人的“国际研究社”之邀，在北大做了题为《大战与哲学》的演讲，用尼采的“强权主义”、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分别概括德国的、俄国及协约国的思想特点。在蔡元培看来，真正能取得欧战胜利的只有协约国的“互助主义”，它主张“联合众弱抵抗强权，叫强的永不能凌弱”[6]。《大战与哲学》的影响非常大，先后刊载于《北京大学日刊》、《新青年》、《东方杂志》以及《新潮》，北大的国际研究社还曾以《The war and philosophy，战争与哲学》为题刊行过单行本，一时影响了各方言论[7]。11月，德国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 蔡元培发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和《劳工神圣》两篇演讲。和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蔡元培正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正义战胜阴谋”、“大同主义战胜种族偏见”的喜悦之中，相信“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8]。 “一战”一结束，北京政府及当初支持中国参战的各派就忙着筹备巴黎和会。蔡元培和梁启超等国民外交后援会的成员都认为“无论国之强弱，于此届欧洲和会，皆有平等发言之权。我国为参战之员，若供给原料，输送华工，皆我参战所尽之义务，故中国在国际上亦应该处于平等地位”，而我们“历年外交上吃亏之一切问题，均须求其打消，一势力范围，一关税问题，一领事裁判权问题，均须提出”[9]。中国陷入了近代以来难得的大狂喜中。 战后的“国际主义情怀”还直接推动了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展开。1918年，蔡元培与吴稚晖，李石曾、陆式楷等人准备创设中国世界语学院[10]。深受“一战”胜利的鼓舞，蔡元培认为培养世界语人才“近之则使吾国对于今日国际上如火如荼之世界运动思潮，亦得占一席之地”，“远之则冀其能利用此唯一的国际交通工具，参与其他种种国际运动，向外宣传吾国文化，提高吾国国际地位”，再进而谋“世界和平、人类亲善等伟大工作”[11]。“一战”后中国秉承互助主义、平等参与国际活动的想法贯穿了蔡元培此时的世界语理想。在蔡元培的鼓励和推动下，北大不但开设世界语必修课，不久还成立世界语研究会，蔡元培亲任会长。1922年12月，世界语联合大会也在北大浩浩荡荡地举行了[12]。以蔡元培为中心的北大教授是这一时期世界语运动的有力推动者，其中就有在北大任教的周作人、钱玄同以及北大的“编外教员”鲁迅。 1923年爱罗先珂与杭州世界语学会会员合影 就在这股世界语运动的浪潮中，著名的世界语者爱罗先珂从日本来到中国。爱罗先珂（1889—1952）出身于乌克兰农民家庭，幼年因患麻疹而失明，曾在莫斯科盲童学校学习，并自学世界语。1912年曾在英国拜访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互助论》的作者克鲁泡特金。1916年，爱罗先珂从日本赴缅甸、印度等地，参加世界语运动，不幸被英国政府以“过激派”的名义遣送回日本。回到日本的爱罗先珂通过世界语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日本社会主义者同盟、新民会、晓民会的成员交往。1921年，因参加“五一”游行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由于无法回到十月革命后的俄国，1921年9月初，爱罗先珂辗转来到哈尔滨，并南下上海[13]。在上海，爱罗先珂受到了胡愈之所在的上海世界语学会的热烈欢迎[14]。1921年11月4日，胡愈之曾专门致信鲁迅，拜托其翻译爱罗先珂的作品[15]。此后，爱罗先珂在郑振铎和叶圣陶的陪同下于1922年2月24日到达北京，并在周作人的陪同下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16]。经蔡元培特聘，爱罗先珂获得在北大教授世界语和俄国文学的机会，并借住在周氏兄弟八道湾的家里。在战后乐观的互助论和国际主义催生的世界语运动的浪潮中，鲁迅与爱罗先珂相遇了。 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与世界语翻译 在胡愈之给鲁迅写信前，其实周氏兄弟已经注意到了爱罗先珂。盲诗人被赶出日本以后，他的第一本创作集《天明前之歌》于1921年7月17日在日本由从文阁出版。鲁迅在1921年7月27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询问到底是从丸善书店还是从天津的东京堂预订爱罗先珂的《天明前之歌》[17]。鲁迅后来说“当爱罗先珂君在日本未被驱逐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这才看起他的作品来”[18]，指得大概也就是这个时期。 周作人在这一时期恰巧正在学习世界语。1921年5月，周作人在西山碧云寺养病，他托蔡元培找来世界语的书籍，开始埋头学习世界语[19]。1921年7月，周作人开始用世界语翻译小说。7月13日，鲁迅收到周作人寄去的信，并回复：“由世界语译之波兰小说四篇，是否我收全而看过，便寄雁冰乎？信并什曼斯キ小说已收到，与德文本略一校，则三种互有增损，而德译与世界语译相同之处较多。”[20]信中所提到的四篇由世界语翻译的波兰小说是指显克微支的《二草原》、普路斯的《影》，戈木列支奇的《燕子与蝴蝶》和科诺布涅支加的《我的姑母》。这些小说刊载于1921年8月至10月间沈雁冰主持的《小说月报》上。而鲁迅信中所提到的“什曼斯キ小说”指的是发表于1921年9月《小说月报》上另一位波兰作家式曼斯奇（Adam Szymanski）的小说《犹太人》，此文由周建人自英语译成，而周作人和鲁迅分别用世界语和德语两种版本进行校对，周作人为之做了附记[21]。1921年10月，《小说月报》索性将周氏兄弟的翻译结集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正是在翻译“弱小民族文学”的过程中，周氏兄弟注意到世界语的媒介作用。在此之前，对鲁迅而言只有德语一个渠道。虽然周作人会英语，但是这些“弱小民族”的作品英译本非常少，在周氏兄弟留学日本时期只有德文译本。比如，鲁迅在日本时期所购读的有关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书籍共有50 种, 全部是德译本[22]。而且要买到介绍这些作品的德文书需等上两三个月[23]。1921年以后，世界语无疑是周氏兄弟阅读或校对“被损害民族的文学”的重要途径。恰巧在这个时候，世界语者爱罗先珂进入了周氏兄弟的视野。 总观1921年下半年鲁迅的翻译活动，可以发现其对爱罗先珂的介绍与《小说月报》上“被损害民族的文学”的翻译是同时交错进行的。1921年7月至9月间，鲁迅和周作人在书信中多次讨论芬兰近代作家哀禾（J. Brofeldt）、罗马尼亚的作家Caragiale、克罗地亚的作家Sandor-Gjalski以及西班牙的作家伊巴涅支[24]。鲁迅自己则于8月18日翻译芬兰作家明那亢德的《疯姑娘》，于8月22日译完保加利亚作家跋佐夫的《战争中的威尔珂》，于9月5日做完了《近代捷克文学概观》，于9月8日译完安特莱夫的《黯淡的烟雾里》，于9月9日做完《小俄罗斯文学概说》，于9月11日译出安特莱夫的另一篇小说《书籍》。也正是在此期间，周氏兄弟关注到爱罗先珂，并于8月30日收到订购的爱罗先珂的作品集《天明前之歌》。鲁迅在粗粗翻过以后，遂决定“多译几篇，或者竟出单行本”，于9月中从日文译出爱罗先珂的《池边》和《狭的笼》并做附记[25]。10月又接着译出《春夜的梦》和《雕的心》，并翻译了《哈尔滨日日新闻》记者中根弘关于爱罗先珂的报道《盲诗人最近时的踪迹》。而鲁迅11月与12月的翻译活动则在爱罗先珂、俄国作家契里珂夫和迦尔洵这三者间交替进行。 爱罗先珂《桃色的云》，鲁迅译，北新书局，1922年 我们或许可以将鲁迅于1921年9月至1922年所进行的对爱罗先珂的翻译看作是其“一战”后对被损害的弱小民族文学的持续关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何鲁迅日后说翻译爱罗先珂并不是想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移植在华国的艺苑，而是想“传播被虐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26]。对鲁迅而言，重要的并不是这语言如何精妙，也并非想用其参与国际事务，而是“学Esperanto”的精神[27]。就在鲁迅逝世前的两个月，在《答世界社信》中，他说自己赞成世界语已有二十来年了，理由回想起来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绍介文学；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28]鲁迅对于世界语的肯定既不是出于“一战”后的互助与世界主义，也不完全像《新青年》的钱玄同那样为了语言改革，他关注世界语是想通过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来联合世界上被压迫的人们。这才是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相遇的真正意义。 鲁迅20世纪20年代初对于弱小民族文学的关注正是受到“一战”的影响。同样是“一战”的胜利，和蔡元培、梁启超等所关心的国际和谈与中国是否能在战后的国际新秩序中占得一席之地不同，鲁迅看到的却是“一战”后弱小民族的命运，即“新兴了十八个小国”[29]。这新兴的十八个小国里就有曾经的“亡国民族”波兰和1917年11月取得十月革命并退出协约国集团的苏维埃俄国。战后，鲁迅读到报纸上所刊德国虐待比利时人，不给囚徒饮食，突然记起了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时他在路上所遇到的袁世凯、张之洞编练的新军一面走，一面唱道：“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30]东京留学生杂志上也有不少文章把波兰和印度放在一起作为亡国民族的代表以示警戒[31]。鲁迅对于“军歌”印象深刻，他曾在《破恶声论说》批评这种“兽性爱国”：“举世滔滔，颂美侵略，暴俄强德，向往之如慕乐园，至受厄无告如印度波兰之民，则以冰寒之言嘲其陨落”。这些唱着“军歌”的“吾国志士”在鲁迅看来自屈于强暴久了，“因渐成奴子之性，忘本来而崇侵略”。[32]在鲁迅“一战”后的体验中出现了与十多年前留日时期“弃医从文”体验的重合。 鲁迅在“一战”后中国对“互助”、“国际联盟”、“协约国权益”等各种问题的言说中看到“忘本来而崇侵略”的危险。只是早年高唱军歌的“吾国志士”向往的是“暴俄强德”，而如今的政客跟随的是以英法美为主导的国际协调体系。过分依赖与盲从国际联盟与以英美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一方面会增长中国人的自大与“兽性爱国”。鲁迅唏嘘道，如果中国有战前的德国一半强，“不知国民性会是怎么一种颜色”[33]。在鲁迅看来，这种“兽性爱国”无异于人性的“退化”。人若有进化之志，“欲超禽虫，则不当慕其思”[34]。 另一方面，对国际秩序的盲信屈从会使中国迷失在追求民族独立的歧路上，忘记民族独立的本来目标。就在“一战”胜利后全国陷于狂喜、蔡元培、梁启超及北大法科研究会的众人踌躇满志时，鲁迅却保持他一贯的冷峻与清醒。纵观1917年中国参战前夕，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为止这段时期的鲁迅日记，看不出鲁迅对“一战”有何特殊的期待，每天的生活照例是在教育部任职、逛逛琉璃厂、买画像拓本、寄家信、买书、至公园饮茗等。这期间做的最符合时代潮流的一件事，大概就是阅读和给别人寄送《新青年》了。就在蔡元培在天安门前发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和《劳工神圣》时，鲁迅在日记里写下“晴。无事”[35]。事实上，在巴黎和会召开的1919年1月，鲁迅日记中所记的“休假”、“无事”、“休息”的日子就达16天之多。倒是鲁迅的弟弟周建人曾在1918年初拜托鲁迅从丸善书店购买过一册《互助论》[36]。 就在巴黎和会召开前，鲁迅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39》，对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无嘲讽。他说：“是七年十月下半，忽有许多经验家，理想经验双全家，经验理想未定家，都说公理战胜了强权；还向公理颂扬了一番，客气了一顿。将来如何收场，我是毫无经验，不敢妄谈。”[37]鲁迅明显不太看好以英、美、法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倡导的普世“公理”，甚至料定事情将以闹剧收场。果不出所料，威尔逊牵头的国际联盟根本没能帮助中国解决山东问题，甚至都巴黎和会的决议没能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对此，鲁迅说：“欧战才了的时候，中国很抱着许多希望，因此现在也发出许多悲观绝望的声音”，甚至“有几位评论家，还引用了他们外国论者自己责备自己的文字，来证明所谓文明人者，比野蛮尤其野蛮”[38]。鲁迅认识到，“一战”结束时国人的“人道”指的无非是收回治外法权，收回租界，退还庚子赔款，只是这一切都落空了，因此在国人看来实在是不合人道。鲁迅的这番话显然是针对“一战”后盲目乐观情绪而发。将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的国人等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只能“佩服国联的制裁日本”，“也看不起国联的不能制裁日本”，既“赞成军缩的‘保护和平’”，也佩服希特勒的退出军缩，既“怕别国要以中国作战场”，也“憎恶非战大会”，1918年之后的民国在“国际协调”的美梦中失去了政治主体性[39]。 三、“弱小民族”印度 然而，巴黎和会的“失败”并未促使国人清醒，当世界主义的政治理想化为泡影后，政治激情反而转向思想和文化领域，且影响深远[40]。受到互助主义理论的影响，包括梁启超、杜亚泉、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提倡“东西文明调和论”。梁启超在1920年《梁任公在中国公学之演说》中给中国开出的方子是：政治上实行民本主义，经济上保持小农经济，社会生活中提倡互助精神和克己精神[41]。早在1916年，杜亚泉就认为“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42]。 在“东西文明调和论”中，泰戈尔和他的印度文化是重要的一环。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在“一战”后享有盛誉，1916年访问日本，1920年访问美国，随后又于1921年到瑞士、德国等地去游学演讲，宣扬其东西文明互助论。1920年，身在纽约的冯友兰访问泰戈尔，亲自聆听泰戈尔那西方文明主动，东方文明主静，动、静不能偏废而应该互济的理论[43]。1920年与1922年，泰戈尔还曾两度受到蔡元培和梁启超的邀请，最终于1924年来到中国，并对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鲁迅虽然并没有直接参与战后“东西文明”的讨论，但他对这些问题是有思考的。这些思考就体现在他对爱罗先珂的童话《狭的笼》的翻译和评论中。虽然鲁迅在留日时期和“一战”后常常提到那轻蔑“印度波兰”的军歌，但从鲁迅翻译的作品来看，他倒是对东欧国家波兰非常关注，而未翻译与印度相关的作品。对《狭的笼》的翻译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狭的笼》说的是一只笼子里的老虎做了一个自己重获“自由”的梦的故事。它梦见自己跑回印度的原始森林，想要解救被关在“狭的笼”中的一切动物和人。可是那些“人类的奴隶，下流的奴隶”[44]却不明白自由世界的美好，不愿意离开它们赖以生存的“狭的笼”。老虎对印度女人的解救直接导致印度侯王的暴毙和女人被迫殉葬。婆罗门要将印度女人活活烧死在“撒提”仪式的“圣火”中殉夫。老虎爱上了这个女人，想要成为再次解救她的英雄。就在关键时刻，英国士兵突然出现，“白人挥着异样的纸片，发了什么号令，于是忽然将像鹿的女人带下柴木，抱在自己的胸前”。爱上英国士兵的印度女人受到婆罗门的诅咒，决定用自杀洗刷自己爱上印度敌人的罪孽。老虎这才明白“人类是被装在一个看不见的，虽有强力的足也不能破坏的狭的笼中”，不愿活的自由，因此“人才是下流的奴隶，人才是畜生”[45]。从梦中醒来的老虎失望而愤怒地撞死在了笼子里。 爱罗先珂《爱罗先珂童话集》，鲁迅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 这则童话为我们描绘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在追求民族解放与独立的道路上所体现出的复杂性[46]。在《狭的笼》的译者附记中，鲁迅说这篇作品出自爱罗先珂漂流印度时的感想和愤激。身为弱小民族的印度人本该值得同情，但是“他们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所以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47]。即便在弱小民族中也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希望着光明的将来，讴歌那簇新的复活，真如时雨灌在新苗上一般，可以兴起人无限清新的生意”；而另一种则是“絮絮叨叨叙述些过去的荣华，皇帝百官如何安富尊贵，小民如何不识不知，末后便痛斥那征服者不行仁政”[48]。前者被鲁迅称为爱国者，因为专注着现世以及将来；而后者则是“爱亡国者”，他们只知道悲叹消失的过去，难有新生的希望。这也许就是波兰与印度战后命运的对比。相比一味吹捧印度文化的泰戈尔，鲁迅更看重将印度国民性弱点揭露出来的爱罗先珂。因此，鲁迅说“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49]。在这里，鲁迅所针对的正是在东西文明调和论中被吹捧的“诗圣泰戈尔”及其印度文明论。在鲁迅看来，印度和中国的联系并不在于它们能为穷途末路的西方文明带去东方的解药，而在于它们都属于“被损害的弱小民族”。与“一战”后取得民族解放的波兰，或已经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俄不同，印度还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并且有那么一些“民族知识分子”在美化和赞美本国旧时的“撒提”。中国应该吸取教训而不是盲目跟随所谓的东方文明。 四、质疑“泛爱主义” 然而，鲁迅所喜爱的世界语作家爱罗先珂在北京并没有呆多久。抱怨着“我的北京并不是做些美的梦的所在”[50]的爱罗先珂终于在1923年4月16日回国，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中国。鲁迅曾在小说《鸭的喜剧》中描写过爱罗先珂回国前的经历，正是这篇小说体现了鲁迅对世界语的冷静态度。在小说中：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他说，“在缅甸是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其间时时夹着蛇鸣：‘嘶嘶！’可是也与虫声相和协……”他沉思了，似乎想要追想起那时的情景来。 …… “北京却连蛙鸣也没有……”他又叹息说。 “蛙鸣是有的！”这叹息，却使我勇猛起来了，于是抗议说，“到夏天，大雨之后，你便能听到许多虾蟆叫，那是都在沟里面的，因为北京到处都有沟。”[51] 在这篇散文化的小说里，爱罗先珂买来了蝌蚪，又买来了小鸡和小鸭。只是“待到小鸭褪了黄毛，爱罗先珂君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罗斯母亲’了，便匆匆的向赤塔去”，于是终于没有听到北京的蛙鸣[52]。 范曾为《鸭的喜剧》所作插图 日本的文学评论家藤井省三在这则小说中看到《新生》杂志流产后，鲁迅与爱罗先珂在北京所感到的相似的寂寞，即“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53]。在此我想做一个不同的解读。事实上，在《鸭的喜剧》中，爱罗先珂终于没有听到蛙鸣，是因为池塘中的小鸭将蝌蚪都吃完了，这正因为人们在购买和饲养时的泛爱主义和对生物竞争间的漠然。作品中的“寂寞”归根结底并不是只剩下四个小鸭的“鸭鸭”叫声，而是爱罗先珂终究没有听到北京的蛙鸣。因此，《鸭的喜剧》是一个有关生物竞争和反省“无所不爱”的故事。在翻译爱罗先珂作品时，鲁迅曾说在作者未到中国以前，所译的作品有《狭的笼》等四篇，全系依了鲁迅的个人选择，及至到了中国，便都是受了爱罗先珂的指定，对于作者的意思鲁迅也有不完全同意的地方[54]。鲁迅不太赞成的地方可能正是爱罗先珂“托尔斯泰式”的泛爱主义。 就在1920年的《新青年》上，周建人根据鲁迅1918年为其从丸善书店代购的《互助论》写下一篇《生存竞争与互助》。在这篇文章中，周建人说： 克鲁巴特金的《互助论》出版本在1902年，欧战时候，协约国要鼓吹协力，盛行翻印，余波也流到中国，——先前的少数人的介绍，是别一事，——总都知道天下有互助这件事。那时候鼓吹的意思，已经与著者的本意不同了，然而中国几个论客，却又以为此说驳倒了达尔文，从此可以从生存竞争里救出，是一种有益社会的学说，扶助人类的福音。现在，欧战大略已完，中国却并未得救，牢牢记着中国在协约国之内的人，便又对互助说抱了疑心，露出感慨叹气了。[55] 有生物学背景的周建人很明确地说互助并不能代替竞争，因为“互助利于生存，仍不能免去生物的生存竞争，对于团体内是互助，对于团体以外还是有竞争”，而中国论者对于进化论的恐怖与怀疑，是因为他们“将生存竞争误解为同类相残，互助又误解为受惠”[56]。以上的这段话虽出自周建人，但周建人的稿件大多经过鲁迅审阅，大约也能代表兄长鲁迅的意思。与普遍空想的共产主义、无抵抗主义或是国际主义相比，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充满民族间的竞争与杀戮，以及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一战”本身就是民族间竞争与斗争的结果，而这族类间的竞争也并不会因为“一战”结束而消失。更为重要的是，像印度、中国这样的“被损害民族”更是处于民族竞争谱系中的不利地位。在政客们倡导互助的时候，鲁迅首先看到的是民族间竞争的一面。 结语 “梦”终不免醒来的时候，蔡元培的“新年梦”，爱罗先珂的“泛爱”梦也不例外。在将大量华工送进欧洲战场的战壕后，中国只得到威尔逊“现幸国际联盟成立，该会宗旨专为维持各国独立及领土完全，中国已为会员之一，将来如再有以强力欺凌中国者，国联成员自有援助之义务”[57]的口头承诺。于是，当初给鲁迅写信要求介绍和照顾爱罗先珂的世界语者胡愈之在1924年再次对“一战”进行反思，认为公道正义永远不能有什么势力，除非这公道正义是武装的，而所谓世界主义、国际妥协主义的理想时代，距离现今却还很远。反之，民族的国家主义的感情却一天天的膨胀起来，民族思想在各类强的、弱的、战胜的、战败的国家中无一差别的疯长[58]。20世纪30年代，蔡元培也终于承认，“中国受了世界主义的欺骗，所以把民族主义失掉。所以，我们不谈世界主义，谈民族主义；民族达到了，才好谈世界主义”[59]。1935年审阅《孑民文存》时，蔡元培对自己1918年所作的那篇《大战与哲学》不甚满意，决定不收录此篇[60]。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热闹一时的互助主义、国际联盟、废止秘密外交、裁减军备等种种“一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与构想已彻底破产。显然，脱离了具体的、个别的历史关系的互助终不免空泛，民族独立的任务无法单凭国际主义的美好愿望就能达成，最终还是需要民族自身的进化和民族间的竞争，这点鲁迅早就看得很清楚。 [1]参见蔡元培《新年梦》，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0—242页。 [2]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一战和中国的“思想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3]茅盾：《茅盾回忆录》上，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4]胡愈之：《一九二三年之世界与中国》，《胡愈之文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73页。 [5]参见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6]蔡元培:《大战与哲学》，载《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 [7]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8]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15—218页。 [9]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中，第146页。 [10]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中，第148页。 [11]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中，第148页。 [12]黄乔生：《世界语者鲁迅——鲁迅在北京（六）》，载《北京纪事》2013年第3期。 [13]藤井省三：『エロシェンコの都市物語―1920年代東京・上海・北京』, みすず書房，１９８９年, 第６０頁。 [14]侯志平编《胡愈之与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256页。 [15]侯志平编《胡愈之与世界语》，第256页。 [16]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中，第479页。 [17]鲁迅：《致周作人（1921年7月27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106页。 [18]鲁迅：《杂忆》，《莽原》1925年第9期。 [19]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511—512页。 [20]鲁迅：《致周作人》，《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第101页。 [21]式曼斯奇：《犹太人》，周建人译，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9期（1921年9月）。 [22]姚锡佩：《滋养鲁迅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载《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10期。 [23]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24]鲁迅：《致周作人（1921年7月31日、8月6日、9月8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第107—108页，第111—112页，第177页。 [25]鲁迅：《致周作人（1921年9月4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第144页。 [26]鲁迅：《杂忆》，《莽原》1925年第9期。 [27]唐俟、钱玄同：《通信: 渡河与引路:Esperanto:新青年之通信》，载《新青年》第5卷第5期（1918年10月）。 [28]鲁迅：《答世界社信》，《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21卷，第220页。 [29]唐俟:《随感录61》，载《新青年》第6卷6期（1919年11月）。 [30]鲁迅《随感录》，《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3卷，第173页。 [31]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0页。 [32]鲁迅：《破恶声论说》，《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卷，第309页。 [33]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载《新青年》第7卷第2期（1920年1月）。 [34]鲁迅：《破恶声论》，第308页。 [35]鲁迅：《日记（1918年11月15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3卷，第92页。 [36]鲁迅：《日记（1918年3月7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3卷，第13页。 [37]唐俟:《随感录39》，载《新青年》第6卷第1期（1919年1月）。 [38]唐俟:《随感录61》，载《新青年》第6卷第6期（1919年11月）。 [39]鲁迅:《黄祸》，载《申报》1933年10月26日。 [40]陈方竞:《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页。 [41]参见《梁任公在中国公学之演说》，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6期（1920年4月）。 [42]伧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载《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期（1916年10月）。 [43]冯友兰：《与印度泰谷尔谈话》，载《新潮》第3卷第1期（1921年10月）。 [44]爱罗先珂：《狭的笼》，鲁迅译，载《新青年》第9卷第4期（1921年8月）。 [45]爱罗先珂：《狭的笼》，第13-27页。 [46]cf. Andrew F Jones,Developmental FairyTales: 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7]鲁迅：《〈狭的笼〉附记》，载《新青年》第9卷第4期（1921年8月），第27页。(我再次校对了一下，鲁迅的这个附记在《新青年》上初刊的时候是有的，并且没有题目，在翻译之后空了三行，写下了译者鲁迅自己的几段话，其实是没有标题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文章标题该怎么写，收录到单行本里的时候没有译者的附记。不管怎么样，出处应该是《新青年》) [48]鲁迅：《随感录》，《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3卷，第173页。 [49]鲁迅：《〈狭的笼〉附记》，第27页。 [50]爱罗先珂：《时光老人》，鲁迅译，载《小说月报》第14卷第1期（1923年1月）。 [51]鲁迅：《鸭的喜剧》，载《妇女评论》第8卷第12期（1922年12月）。 [52]鲁迅：《鸭的喜剧》，载《妇女评论》第8卷第12期（1922年12月）。 [53]藤井省三：『エロシェンコの都市物語―1920年代東京・上海・北京』，第２８６—２９０頁。 [54]鲁迅：《杂感: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载《晨报副刊》1923年1月17日。 [55]周建人:《生存竞争与互助》，载《新青年》第8卷第2期（1920年10月）。 [56]周建人:《生存竞争与互助》，载《新青年》第8卷第2期（1920年10月）。 [57]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98页。 [58]胡愈之：《欧战给予我们的教训与儆戒》，《胡愈之文集》第1卷，第476—483页。 [59]蔡元培：《三民主义与国语》，《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412页。 [60]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中，第126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刊《文艺研究》2016年第9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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