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史海钩沉上海世界语运动回顾（沈小西）值此上海世界语工作座谈会暨上海市世界语协会筹备组成立45周年之际，作为该时期工作的参与者，今天我将揭开那段尘封了45年的上海世界语运动历史。
1980年6月，我收到了陈达先生代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给上海世界语讲习班的回信和“上海世界语工作座谈会”的通知。 1980年6月21日下午2点，我很荣幸地出席了由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129室举行的“上海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会议由市社联罗竹风主席主持。那天，我早早来到了129室，见到了1979年曾在黄浦区凤阳路第一小学为上海世界语讲习班学员教唱世界语歌曲的老世界语者、凤阳路第二小学美术老师汪馥昌。他正忙着在黑板上用中世文书写“上海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会标。后来，我俩一起将写好的会标挂到后面的墙上。我就坐在会标的“座”字下方，我左边的即为老世界语者汪馥昌。我们的前排有复旦大学外语系主任经少英、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魏原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副总编刘火子、上海市社联主席罗竹风、华东师大副校长王亚朴、老世界语者先锡嘉、中国纺织大学宣传部校刊编辑部主任石四维等，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师徐文琪、上海世界语讲习班主要创始人施以明及华东师大学生刘云庆（上海世界语讲习班学员）、交通大学学生张海燕（上海世界语讲习班学员）等也出席了会议。
会上，先锡嘉传达了第二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精神，来自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纺织大学（现东华大学）以及上海世界语讲习班等的与会代表刘火子、魏原枢、刘云庆、沈小西、汪馥昌、徐文琪、张海燕、石四维、王亚朴、施以明等先后发言。 座谈中，罗主席转身对我说：“你是最年轻的代表，谈谈感想吧！”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表达了上海世界语讲习班全体师生要求“快恢复上海市世界语协会”的愿望。 会上，罗竹风主席还宣布了以刘火子为组长的，包括王亚朴（曾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副政委、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上海市世界语协会首届理事等）、先锡嘉（曾任上海中苏友好协会俄文夜校、俄语广播学校副校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上海市世界语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魏原枢（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常委、教务处长、副校长、上海外语音像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全国教育音像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常务理事、国际世界语协会驻上海代表、高等院校世界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市世界语协会会长等）、石四维（曾任中国纺织大学宣传部校刊编辑室主任、上海市世界语协会副会长等）、经少英（曾任复旦大学外语系主任、国际世界语协会上海学科代表、上海市世界语协会首届理事等）、施以明（上海世界语者协会老会员、国际世界语协会老会员、上海世界语讲习班主要创始人、华东师范大学世界语协会顾问等）等7人组成的上海市世界语协会筹备组领导成员。
无论是上海世界语工作座谈会的举行和上海市世界语协会筹备组的成立，还是后来上海市世界语协会的正式成立，我都很荣幸能够参与其中。 1978年初春某天晚上，我偶然来到国际世界语协会、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老会员施以明老师家，施老师正在教上海师大（现华东师大）中文系学生王福生外语，经施老师介绍，才知道他们正在教学的外语是人造语——世界语。而王福生是王亚朴副校长亲自陪同来并委托施以明教学世界语的。当我了解到这门语言的创始人柴门霍夫博士为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后，我被他的崇高理想所吸引，我接受了施以明老师让我协助创办上海世界语讲习班，并担任讲习班班长的邀请，自此踏上了世界语的宣传、推广和运用的义务之路，至今已47年。 同年，施老师组织起了亲朋好友在她家里学习世界语。从那时起，作为班长，我像讲习班里的义务工作者，帮着施老师一起处理讲习班的日常工作，诸如学员登记、蜡纸刻写入学通知、油印并发放讲义、办理世界语词典邮购等事务。这些邮件有时被托运到闸北区的北郊火车站，我就坐公交车去取回发给学员，有的学员已结业，我就一家一家地送上门，由此产生的汇款手续费、交通费等都由我自掏腰包承担。 随着施老师家学员的不断增加，施老师二十来平方米的家显得越来越拥挤了。施老师起先也没有找熟人，直接去学校借教室，校方要求出示正规的介绍信。因此，施老师就向黄浦区教育机构打去了将上海世界语讲习班办成合法教学机构的申请，然而一直得不到批复。1978年12月，我主动提出去落实教室，我找到了我曾经担任过多年少先队校外辅导员的黄浦区凤阳路第一小学，党总支张文奎书记很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半年期的免费教室，学员也从十多个增加到了几十个。
上海世界语讲习班先后接待的来访者包括：1949年任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理事、1951年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1981年任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校长的著名世界语者方善镜，1951年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秘书、1980年任苏州市世界语协会和江苏省世界语协会会长的著名世界语者陈世德，1950年任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国际联络部干事、理事和副会长、1981年任云南省世界语协会副会长、1984年任宁波市世界语协会会长、浙江省世界语协会副会长和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包叔钧，时任湖北省世界语协会理事、湖北省暨武汉市科技世界语协会副会长徐道荣，时任湖北省世界语协会会长胡国柱，时任杭州市世界语协会副秘书长、浙江省世界语协会秘书长陈杏良，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天津市世界语协会理事、淮南世界语函授学校名誉校长、东方语言新星、著名世界语诗人苏阿芒，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上海市世界语协会首届理事王亚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世界语协会首届副会长潘逖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世界语协会第二届理事钱敏琪等。老世界语者孙凯之来访时，一眼就认出了凤阳路第一小学曾经是原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活动过的所在地原大公小学（应该是上海公校）。 1979年3月18日，施老师对外宣布了上海世界语讲习班正式成立。实际上，在1978年我就协助施老师创办了上海世界语讲习班。1979年，在7月份的世界语版《中国报道》上刊登了有关上海世界语讲习班成立和讲习班预备举办世界语展览会的消息。 1979年9月，著名世界语诗人苏阿芒拜访施老师，并于9月30日晚到访上海世界语讲习班在凤阳路第一小学的教室，与学员们开展互动交流。他向学员们表示，可以用任意一种外语进行沟通。我请他在我的第一本世界语工作笔记本上签名，这本笔记本记录的前两件事分别是1980年召开的上海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和1982年举行的上海市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此后，我用两本世界语工作笔记本，持续记录了从1989年12月15日至今36年间上海市世界语协会召开的所有理事会会议。其中有一次理事会会议，因参加单位上岗资格证书考试，我唯一一次请假未能出席，但事后仍在笔记本上补记了那次会议的内容。
1979年最后两个月，我们一边落实展品，一边由我落实展览会会址。当时，人民公园的一处展览会会址是首选，我找到人民公园食堂的熟人谢堂长，他当即带我到展览会办公室。接待负责人告诉我们，举办展览会审核是非常严格的，手续马虎不得，正规的介绍信必不可少。从人民公园出来后，途径坐落在南京西路新昌路的母校黄浦区长沙中学时，我想如果能在学校举办世界语展览会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我随即找到学校总务处主任梁启绪、董蔚华老师，他们热情接待了我并当即决定，将刚装修完毕的教师迎新活动室免费提供给我们使用。后来，我一边白天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配合制作展板、布置展览会现场。 1980年1月临近展览日，为了赶制最后的展板，我一个人在单位团支部书记办公室工作至凌晨，清晨四点多又匆忙赶去上班。当时受环境影响，展览会确定为内部开放，我特意请长沙中学负责美术的沈瑄老师设计刻写“请柬”，然后由我油印出来，通过《电话簿》找到相应的党政机关、大、专院校、学术单位及已知的老世界语者和学员的信息，逐一填写信封地址与收件人姓名并寄出。 1月11日世界语展览会正式展出，《文汇报》教科文版的负责人张先奇先生现场采访，1月12日《文汇报》头版以 “世界语展览会昨日在本市展出” 为题作了报道，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世运历史学家侯志平将此次展览收录于《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等史册。 著名的老世界语者、时任江苏省世界语协会会长的陈世德带着青年世界语者特意从苏州赶来参观；老世界语者、后来担任上海市世界语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先锡嘉也来参观了。
后来担任上海市世界语协会第一、二、三届理事的陆文方，以及第五、六届理事李迎雷等人，在看到《文汇报》的报道后，立即持各自单位的介绍信来参观。原定展览三天，因参观者踊跃要求，一直延长至春节后学校开学前才圆满结束。
1980年1月底，我接到了来自上海师范大学（下半年恢复为华东师范大学校名）世界语小组的邀请，商请将世界语展品移至该校图书馆续展。我协调落实出租车，与施老师的儿子唐晓青一同将展品运送至师大图书馆。讲习班的师生还负责了展览会的布置工作，在春季新学期伊始的2月下旬，又参与了展出工作并接待参观者的来访。此次世界语展览会在师大展出期间反响热烈，大获成功。 展出首日，华东师范大学世界语小组和上海世界语讲习班19位师生合影留念。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有王亚朴副校长、潘逖书和钱敏琪教授、朱仲毅主任、吕荃老师、大学生王福生等10位；上海世界语讲习班包括施以明老师、冯萍、周幼华、唐晓青、王超、周崇德、张海燕、沈小西、周莉9位。展出期间，校内师生参观络绎不绝，刘云庆、张建农、蔚文瑶等外语系的大学生还当场报名，申请到位于市中心黄浦区凤阳路第一小学的上海世界语讲习班学习。 一年后，这批世界语展品先后参与两场重要展览：一是移至上海海运学院世界语学习会举办的展览会（该展览由时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会长的巴金先生题词），二是赴江苏省无锡市工人文化宫展出。 前两次展览会的成功举办，吸引了更多学员加入讲习班，尤其以华东师大张建农、蔚文瑶、刘云庆等大学生的加入为代表。不久，上海世界语讲习班在黄浦区凤阳路第一小学借用教室已达一年之余，远远超过了原定期限，此后讲习班教学地点迁至我的另一所母校——黄浦区长沙路小学。 然而，上海世界语讲习班始终未能成功注册为社会办学机构，在办学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我感触颇深。所以，我一直希望能有一个合法的组织来领导上海的世界语运动，那就是上海市世界语协会。1980年春季班开学不久的一个晚上，9点放学后走出校门，我与同行的任课老师周崇德、学员刘云庆、周崇蘅、秦国雷、陈大跃等6位青年说出了这一想法，不了大家竟不谋而合，异口同声地赞成我的想法。 说干就干，我立即建议大家到不远处的单位团支部书记办公室进一步的讨论，大家都积极响应。当晚我们商讨到很晚，并决定向有关部门提交恢复上海世界语协会的申请。我们推荐华东师大学生刘云庆执笔撰写呼吁信，文稿经 6 人共同修改定稿后，由我和周崇德用报告纸誊写多份，在讲习班全班宣读通过并经全体师生签名后，分别寄往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上海《文汇报》报社等处。 呼吁信发出不久，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即批示给上海市社联，《文汇报》教科文版的负责人张先奇专程来到上海世界语讲习班上课现场，站在教室门外仔细听课并实地采访了解情况。随后，张先奇还前往上海市社联等处调研相关事宜。不久，《文汇报》在供市领导阅读的内参“来信摘编”栏目刊登了我们题为“快恢复上海世界语协会”的呼吁信，同时我们收到了陈达代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给我们的回复和通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老领导胡愈之会长委托新华社上海分社对外组负责人张少峰联系周崇德，了解上海世界语运动现状，周崇德邀我一同前往北京西路（近陕西北路）的新华社上海分社办公楼，向其如实介绍了当时上海世运的情况。
与此同时，我收到《文汇报》报社寄来的“快恢复上海世界语协会”一文的稿费6元。后来，我以周崇德、刘云庆、周崇蘅、秦国雷、陈大跃和我6位青年的名义，将这笔稿费捐赠给了常熟老世界语者张麟瑞创刊的世界语内部半月刊《绿莹》（Verda Lampiro）。 在我投身世界语传播工作的47年中，1980年可以说是我参与世界语大事最多的一年。 经由我牵线搭桥，在静安区凤阳路小学校长翁湘成和工会主席陈安祥以及英语组长陆永生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上海市静安区凤阳路小学少儿世界语班在5月组建，7月对外正式宣布成立。40多位学员中，除金涵等两人外，都是凤阳路小学二年级至五年级各班的学生骨干，其中学员荣芃荃还是我国已故著名老世界语者张闳凡妻子的外甥女。开班后，前两课先由施以明老师任教，我和青年学员周萍一起协助辅导，后续则由我担任任课老师，带少儿世界语班学生辗转静安区凤阳路小学、长沙中学学习世界语至1982年初。使用的教材是胡国柱先生编写的《世界语入门十课》和施以明老师自编的少儿世界语教材。这三个学期里，为得到家长的配合和支持，我光是上门家访就达数十次。 1981年3月，对外杂志世界语版的《中国报道》（EL POPOLA ĈINIO）刊登了上海静安区凤阳路小学少儿世界语班的合影。 之前，无论是在施以明老师家中，还是在黄浦区凤阳路第一小学、长沙路小学，学员多是亲朋好友或慕名而来的人。1980年年中，施以明老师决定在暑期对外公开招收世界语学员，由我先落实了报名地点静安区凤阳路小学和上课地点长沙中学。后来多期招生的广告，不管是炎热的盛夏，还是严寒的冬季，都是我们利用晚上或其他业余时间，外出到各区寻找“广告招贴栏”张贴的。意想不到的是，第一次对外公开招生，报名者竟达500余人，当时还举行了入学考试，考生坐满了静安区凤阳路小学的各个教室，盛况空前。考试中文是写一篇“我为什么要学习世界语？”的作文，外语可用英、日、法、德、西等语种答题。招生结束后，仍有不少人想来报名，这些晚来的报名者名单由陈安祥老师带给我，再由我转交给施以明老师，随后组织了补考。由于教师不够，择优录取了约150名学员，先在长沙中学先开了3个班，分别由施以明、陆文方、周崇德任教后来还有冯萍、季银庚、李迎雷、江晓峰等老师陆续加入教学。当时学员中既有大中小学的学生和老师（包括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老师），也有企事业单位的工程师、干部和员工等，年龄最小的有8、9岁的小学生，年龄最大的有70余岁白发苍苍的老人，其中年轻人占比最高。 在报名者中，上海海运学院的大学生张和明来得最晚。在他的软磨硬缠下，工会主席陈安祥老师将他的联系方式又转给了我，我将张和明迫切希望学习世界语的愿望告诉了施以明老师，施老师破格录取他为学员。张和明学习世界语后，在上海海运学院团委的支持下，组织大学生学习世界语，聘请李迎雷任教，还成立了上海海运学院世界语学习会（由张和明担任会长），并举办了世界语展览会 —— 展会题词由时任全国世界语协会副会长的著名作家巴金题写。后来在上海市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上，上海海运学院世界语学习会的大学生们身着校服出席，成为大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张和明此后也成为了上海市世界语协会会员，并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在那里学习、工作、生活多年，直至本世纪初返回上海。他在上海担任瑞典驻沪领事馆翻译等工作，期间多次参与上海市世界语协会举办的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1980年6月21日，“上海世界语工作座谈会暨上海市世界语协会筹备组成立” 会议召开。然而两年后的1982年5月，上海市世界语协会仍未正式成立。当时中国正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历史的转折点，中国世界语运动蓬勃发展，全国各地世界语协会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反观上海的情况，我内心的焦急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于是，我决定以个人的名义再写一封“快恢复上海市世界语协会”的信，并直接找到原长沙中学的学弟刘华毅请他通过其父亲刘同尧（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陈沂的秘书，后任上海市政府接待处处长、上海衡山集团党委书记）转呈。随后，刘同尧经陈沂副书记指示，将呼吁信直接转给了上海市社联主席罗竹风。
1981年7月，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王亚朴、学生王福生，上海海运学院世界语学习会会长张和明及骨干朱泽宇、史军萍，上海世界语讲习班创始人施以明，老世界语者、翻译家李恺良携其子李迎雷（上海世界语讲习班任课教师）等人，共同出席了 1981 年湖北省世界语协会黄石会议（俗称 “小 UK”）。湖北省世界语协会黄石会议组委会任命我为湖北省世界语协会黄石会议华东地区联络站负责人。期间，我在单位办公室接待了多位来访者，包括山西世界语专科学校聘任校长宋元（后任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山东青岛世界语者尹典正（后任山东青岛崂山区委常委、纪工委书记、纪委书记兼监察局局长等）等。还回复了来自浙江宁波等地世界语者的电话咨询。我陪同尹典正到上海十六铺码头帮助其落实乘坐客轮参会之事。还陪同宋元到施以明家，宋元将好友上海市委宣传部对外联络处处长、上海市旅游研究会会长姚昆田介绍给了施以明。后来，姚昆田将上海世界语讲习班招生消息刊登在了《新民晚报》上。 1981年8月，上海世界语讲习班创始人施以明将世界语展览会展品移宋至无锡市文化宫举办的“国际辅助语——世界语”展览会展出。同时，他还在无锡世界语班任教。该班最年轻的学员是9岁的虞南华。1985年，13岁的虞南华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组织的首次全国自学考试中获“成绩优秀者”称号，还在世界语比赛中夺得一等奖。2023年，虞南华当选为上海市世界语协会副会长。
1981年11月20日至22日，上海世界语讲习班世界语展览会展品被移至上海海运学院世界语学习会，参加由该会会长张和明组织举办的、巴金题字的世界语展览会展出。11月23日《文汇报》以“海运学院举办世界语展览会”为题对此次活动作了报道，相关信息被收录进《世界语运动在中国》一书。当时，安徽淮南世界语函授学校知名人士罗杰在沈小西陪同下，专程到展览会现场拍照采访，并即兴发表了宣传世界语的演讲。 1982年11月，我收到了上海市世界语协会筹备组寄来的“上海市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的通知和“出席证”。 1982年11月11日，上海市世界语协会在上海文艺会堂成立。会议由先锡嘉主持，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陈沂、上海市社联主席罗竹风出席并先后讲话。出席会议的知名人士包括陆诒、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沈柔坚、“三毛” 画家张乐平等。巴金在会上作了由徐文琪宣读的“我的心愿”的书面发言，刘火子、徐声越、王亚朴、陈世德先后讲话。教育部外语研究会、上海市外办、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报道、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小组、中国世界语之友会等先后致贺。石四维宣读了辽宁省、成都市、重庆市、南京市、扬州市、黄石市、贵州省、鞍山市、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安徽省等全国各省、市世界语协会或组织，以及常熟市《绿莹》主编张麟瑞等发来的贺电贺信。潘逊书作《上海市世界语协会章程草案说明》，徐文琪宣读《上海市世界语协会章程草案》。随后，魏原枢宣布经会议选举产生的协会领导班子：名誉会长巴金；顾问徐声越、肖聪；会长刘火子；副会长潘逖书、魏原枢、先锡嘉；秘书长先锡嘉（兼）。理事为王亚朴、石四维、经少英、陆文方、徐文琪。上海海运学院世界语学习会的大学生们身着统一校服，在会长张和明的带领下参会，为大会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记者南由礼在现场进行了幽默风趣的采访。 关于我47年的世界语经历，再讲3天3夜，可能也讲不完。最后再分享两件事，一是尘封了47年我，的政治生涯与世界语；二是尘封了36年的，我的儿子与世界语的往事。 我的政治生涯与世界语 1978年，是我刚接触世界语并开始为之奉献的一年，也是我人生政治生涯的关键一年。之前，我在学校就曾担任过校政宣组负责人之一、学报主编（负责编辑刻写工作）、团支部书记、团委宣传委员等职。因此，我进单位工作不久就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并被党支部书记韩茂荣列为入党重点培养对象。他先后安排我担任两个部门的负责人，送我参加公司党委举办的多个培训班学习；为进一步锻炼我，又选我加入公司党委组织的工作队，参与多个基层单位的整顿工作。1978年，我不仅通过了入党的考察，也通过了政审和党支部表决会议等一系列程序。不巧的是，老书记被上调任公司领导。之后，我的入党事宜如石沉大海，一直杳无音信。那时，无论是本职工作还是社会公益工作，我只知道埋头苦干，也没有去深究我的入党问题。直到41年后的2019年春节，我突然接到了上世纪7、80年代的好搭档——时任团支部组织委员史云龙的电话。原来，他遇见了老书记韩茂荣，韩书记告诉他，当初他调公司任职前就将我入党的事宜移交给了新任书记。由于一直没有见到我的入党材料送公司党委审批，韩书记就找机会询问了新任书记，新任书记说我参加了世界语的学习，是要“跳槽”，于是武断地以 “不给他人做嫁衣” 为由，中止了将我的入党材料报送公司党委审批的最后环节。 我的儿子与世界语 1985年，我和李力克、霍兴钢等16位青年一同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夜大学世界语班。开学那天，我的妻子正住院开刀，还没有过麻醉期，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她的病床，从上海第六人民医院赶到上外，参加由魏原枢教授主讲的第一堂世界语课。 后来，我也加入了由老班长徐德宝在他家组织的青年世界语自学小组。徐德宝家很狭小，而我当时的新婚临时住房虽也简陋，却比他家稍宽敞些，且交通要方便得多。1986年，我主动将每周一次的自学活动迁到了我家。在我家，我们一边温习上外《世界语教程》、练习《世界语三百句》等，一边同嘉定县世协（筹）、华东师大世协、上海外国语大学全国世界语教师进修班，以及辽宁、吉林、江苏、安徽、陕西等国内世界语组织和个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交流。
我们班还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全国世界语教师进修班共同举行了联欢、旅游和世界语交流活动。 我们还同嘉定世界语协会筹备组多次联合举办了世界语知识竞赛和娱乐活动，前往嘉定南翔古猗园、秋霞圃、莘庄公园、上海植物园、龙华公园，以及外省的普陀山、莫干山、扬州、镇江、南京等地开展旅游活动，宣传世界语。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盛夏的晚上，我们班正在我家为接待外宾来访做预演。由于活动空间狭小，我妻子只好带着当时还年幼的儿子到外面逛马路，途中突然遭遇狂风大雨，儿子受了凉，当天半夜就发起高烧。送医急诊后，被诊断为急性肺炎，必须住院治疗。在后来的十余年中，他小病天天有、大病三六九，到三岁才刚学会走路，四岁还不能正常说话。为此，我们带他走遍了上海各大医院，也找了许多民间医生，耗尽了我们的钱财和精力。经过十多年间全市十多家医院及民间医生的治疗，再加上三十余年的康复锻炼，虽然大有起色，但还是影响了他的正常生长，落下了终生的残疾。这给儿子的入幼、入学、工作、生活等都带来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儿子吃尽了苦头，我们做父母的也苦不堪言。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刊《世界》杂志于1996年11月在一篇关于我的报道中，也曾提及此事。一直以来，儿子也凭借他擅长电脑操作的技能，为残疾人事业和世界语事业等社会公益工作尽心尽力地服务。 我几乎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政治生涯、家庭都奉献给了伟大的世界语运动。真实的故事和亲身经历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再分享给大家。 原载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公众号 （文/图 沈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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